熙寧變法，是發生於北宋神宗熙寧二年，由宰相王安石執行的一次希望改變建國以來國家積貧積弱現象的政策改革，故也稱為王安石變法，由於後期的傳唱度較高，所以本文也稱為王安石變法。
歷代史學家對於王安石變法的評價可謂是褒貶不一，褒者認為王安石的變法對社會矛盾起到了一定的緩和作用，同時也讚賞王安石為人大膽，不拘泥於時代，有其進步的意義和高瞻遠矚的思想，而貶者則認為王安石變法引起了北宋朝新舊黨爭，國家機器一度停滯不前，各種弊端沒有徹底解決，最後被軍隊遠遜於己的金軍所滅。
而王安石的變法到底是否是加速北宋被金軍所滅的根本原因呢？我認為不是，變法雖然引起了朝野上下關於新法和守舊兩派的內爭，但也確實為北宋留下了一筆可觀的財富和相對比較強勁的勁旅，宋徽宗繼位時間離宋神宗去世不過十五年，他何來大肆揮霍的金錢和童貫大破西夏、平定方臘的後勤保障和軍隊，這就是王安石變法所帶來的福廕了。
王安石變法前夕，北宋的經濟已經瀕臨崩潰，國家財政入不敷出，社會矛盾劇烈
北宋到宋神宗時期，國家的癥結總的來説就是三個：冗官而政府機構臃腫、冗兵而士兵戰力低下、土地兼併而社會矛盾尖鋭，而這説起來，其實症結從北宋開國之初就已經存在了，趙匡胤黃袍加身之後，害怕會重蹈五代十國的覆轍，採取了“守內虛外”的政治策略。
也就是發展內部經濟，分化六部和功臣權力，集權於中央，外部為了防止武將掌權，儘量減少戰事，爭取“以錢買和平”，所以雖然北宋在外部勁敵環繞，但內部也比較穩定，經濟發達，文化繁榮，是著名的有錢王朝。可是到了北宋中期，用來加強中央集權的各種措施也開始弊端叢生了。
官員機構臃腫：為了籠絡天下士子，北宋對選官途徑十分寬鬆，而為了避免結黨營私出現權臣的情況，又實行官職差三權分立的制度，由此就導致了官員收編氾濫，且無能混事之人居多。據時任諫院的包拯統計，北宋官員在仁宗時期高達近兩萬人，地方官的數量是前朝的五倍之多，這還是在編人員，那些後備、守選的還沒算上去；
士兵戰力低下：趙匡胤貫徹“強幹弱枝”的建軍方略，在北宋四類軍中，除了禁軍數量多且有一定戰鬥力外，邊軍、鄉兵、蕃兵要麼數量少，要麼只用於服勞役，平時缺乏鍛鍊，一遇外敵進攻就土崩瓦解。而作為中央軍，禁軍採取的是募兵制，朝廷經常通過招募大量災民來安撫災情，仁宗時期的禁軍數量居然高達八十萬，《水滸傳》裏林沖的八十萬禁軍教頭頭銜也是由此而來的；
土地兼併嚴重：趙匡胤不殺功臣，而且對功臣的待遇極好，除了給錢給糧、給官位之外，還默許他們包括其子孫後代在地方買田買地，建立宅院，可北宋的耕地面積本來就少，在經過數代之後，由於子孫眾多加上頻繁掠取財富，朝廷也沒有明令禁止，所以到北宋中期，功臣、豪強、大地主的土地面積佔全國百分之七十以上，而沒錢的窮苦百姓則“無卓錐之地，有力者無田可種”。
養官、養兵再加上上層建築掌握了大部分財富，北宋的財政收入面臨着貧乏的窘況，下層百姓無地可種又得應付高額賦税，國家一旦遇到災情又無錢賑災，靠募兵來緩解災民的不滿也已經達到了臨界點，起不到什麼大作用，農民起義此起彼伏，前赴後繼，按歐陽修的説法是“一年多如一年，一火強如一火”，所以才會有北宋仁宗時期的慶曆新政，以裁官、裁兵、限制土地數量和發展軍備，希望能夠扭轉北宋貧富懸殊，國家財政收支不平衡的局勢。
但是新政觸犯到了官僚地主和混日子的士兵們的利益網，遭到了強烈的反對和誹謗，而宋仁宗本人也是個和稀泥、不想惹事的主兒，所以慶曆新政僅僅進行了一年的時間，就隨着主持者范仲淹、韓琦、歐陽修等人被逐出朝廷而宣告失敗。不過慶曆新政最後雖然失敗了，可也給了當時還在鄞縣做知縣的王安石一股改革動力，他在嘉佑三年所上的《萬言書》，就是他看透局勢、鋭意改革的總結。
王安石的變法有一定的進取作用，但很可惜，他遇到的不是漢武帝，而是宋神宗
熙寧元年，在地方上做了十幾年官員的王安石被召入朝廷做翰林學士，次年就破格提升為參知政事，相當於副宰相。王安石和宋神宗的態度一致，都認為北宋已經到了不變法不能存活的危急關頭，在皇帝的支持下，王安石首先制定了政治改革，在中央眾多機構之間，再建一個新的機構，全面負責變法事務，稱為“制置三司條例司”。
王安石從“理財”和“整軍”兩方面入手，王安石對於冗官、冗兵所需要的鉅額開支實際上是同意的，這是很好抑制住權臣和武將掌權的辦法，作為一個文人，王安石還是比較在意文人的地位的，所以他對於經濟改革是開源卻不節流，繼續維持着北宋官兵費用的支出，但同時又抑制土地兼併，發展農業、商業。而對於士兵的素養，則採取將兵法和保甲法，加強武將的地位，改變以前“兵不識將，將不識兵”的情況。
變法的內容主要有三種：將商人壟斷的商業收歸國有，由國家壟斷；打擊豪強剝削農民，限制土地兼併，使耕者有其田；在全國各處要害地區設立將領，由他們全權管理重鎮事務，平時加強訓練，以應付外敵入侵。本來這些做法在漢武帝、唐玄宗時期都是搞過的，王安石不過就是“蕭規曹隨”，將前輩們的變法內容，結合北宋實際的翻版，可是漢武帝、唐玄宗最後成功了，王安石卻失敗了，這就是因為領導者的不同了。
在古代着重人治的政治覺悟下，皇帝本人的意願和態度往往能決定着各項政策最終能否進行的基本，很可惜，宋神宗本人並不是和漢武帝、唐玄宗那樣敢於和羣臣對着幹的雄主，他在變法的態度上一開始很堅決，可一旦遇到問題後就出現動搖。像當時曹太皇太后的家人觸犯了法律而被指控，曹氏日夜哭泣，而宋神宗一看到祖母這樣的傷心，對變法的就有所動搖了。
而且王安石本人也過於理想主義，他的變法主張是“民不加賦而國用饒”，不增加百姓的賦税而達到國富民強的結果，這無疑是太想當然的了，偏偏王安石就一直在理想主義的路上，一條道走到黑，他所制定的所有有利於民的政策，到最後都變成了害民的惡政：
農田水利法鼓勵百姓自力開墾廢田，興建水利，有困難的可以由當地官府貸款，利息收取一分，工程完事後再還給官府。詔令下去七年之後，全國水利工程高達一萬餘處，灌溉民田達三十六萬頃，官田兩千萬頃，促進了農業生產，可是在費用上，百姓一不懂經濟、二文化水平偏低，所以遇到一些貪官污吏的話，在借錢的賬目上做點手腳，百姓們就得白白給官府打工了；
青苗法規定政府每年在夏、秋兩季，植物青黃不接的時候借錢給本地自耕農、半自耕農，幫助他們度過饑荒和購買農具，半年之後歸還，交兩分利息，此舉雖然限制了豪強地主們以高利貸的形式剝削農民的情況，可是由於監督不力，官員貪污問題沒有解決，本來被豪強剝削的農民就變成了給官府剝削，而且還不能抵抗，啞巴吃黃連；
保甲法對地方農户加以編制，規定家中出一人為保丁，十家為一保，五保為一大保，十大保為一都保，選舉地主中有才能的人來擔任保長、大保長和都保長，農閒時訓練武藝，夜間巡邏維持治安等，這雖然加強了中央對地方的控制，但是由於當時土地兼併的問題並沒有得到解決，農民可耕地依舊不多，在這樣的情形下還得服保役，對於成年男子就是家中頂樑柱的農民家庭來説無疑是雪上加霜的，到後面甚至出現了為了逃避保役而選擇自毀身體的慘狀。
這些情況的發生，主要還是因為王安石本人太過理想了，總是想着不得罪任何人然後就把事情給辦了，他自己本身就沒有高度的權力來變法，只是靠着神宗的支持而已。他理所當然地想着法令一下，則各地方政府都會按照自己的想法來行事，可是相應的對於官員們的監督卻沒有實施，官員並不怕王安石，因為他們沒有因辦事不力而被罷官免職的擔憂，所以做事也儘量避開那些得罪豪強的來做，至於損害民眾利益的，官員們並不怕做，甚至樂在其中，可以明目張膽地剝削了。
所以王安石的變法雖然增加了國家收入，“中外府庫，無不充衍，小邑所積錢米，亦不減二十萬”，可是下層百姓被逼得破產、自殘的也不在少數，而且就連變法派內部也是矛盾重重，本來支持王安石變法的鄭俠，就給宋神宗上了一副慘絕人寰的《流民圖》，痛斥變法禍國殃民，矛頭直指王安石。而看到惠民變成害民，且變法之心略有動搖的神宗皇帝，更是立刻就廢除了青苗、保甲等十八項法令，王安石想長袖善舞，結果卻把整個北宋都得罪了。
王安石的變法雖然失敗，可也給北宋留下了一筆巨大的財富，至於因變法而引起的新舊黨爭，其實過錯並不能完全算在王安石頭上
所謂新舊黨爭，是由於在王安石變法的過程，一部分守舊派官員多次抨擊變法而被罷免，他們在政策上堅定地排斥變法派，並由此引發了一連串的內鬥，就連王安石本人也是在這樣的黨爭中被迫下台的。但要把北宋滅亡的原因歸到王安石變法上，卻也是過於偏激了。
實際上，在王安石被罷免，神宗去世，新政全面廢除之後，北宋還是靠着變法所積累下來的財富，安然度過了各種危機，在哲宗時期，由於有着“女中堯舜”之稱的高太后垂簾聽政，北宋在這段時期裏還是保持着一定的強盛，政治清明、經濟繁榮，高太后“執政九年，朝廷清明，結夏綏安，杜絕內降僥倖”，是北宋最後一個輝煌的時代。
若要説王安石是如何影響到這次黨爭的，我想或許還是因為他不會用人，王安石偏激地認為：只要表明變法正確者則佔據了政治正確，而反對變法者就是奸黨等等，可對於這些同意變法的人員，王安石並沒有對他們進行過考核，而是一股腦地重用，不問人品、不問能力，只論政治正確。結果一大批投機分子爭相進入王安石門下，以求仕途，其中就包括導致了靖康之恥的北宋六賊之一的蔡京。
像變法派中地位僅次於王安石的呂惠卿，此人是變法的實際操刀者，能力一定是有的，但人品卻不好，變法從惠民變成害民，呂惠卿也是負有一定責任的，可是王安石對他卻極度信任，放心地把大權全部交給他，被後世譽為守舊派首領的司馬光多次勸諫神宗和王安石，希望能夠好好考察一下呂惠卿，結果就因為王安石看人不準，呂惠卿才得以獨攬變法大權。
本來北宋朝廷的弊端不止王安石看出來，基本上整個北宋朝廷都看得出來，所以剛開始，官員們對於變法還是接受的，可後面變法在執政不力的情況下，越來越偏移原先的目的，不得已之下才會有批評變法的守舊派出現。要是王安石能夠接受司馬光的建議，多考察一下自己越級起用的變法官員的話，或許阻力還不會這麼大，變法也能依舊保持初心了，而新舊黨爭的開端，也是由於呂惠卿取代王安石後，大力打擊守舊派和變法派內部所致的。
總結：王安石變法是否加速了北宋王朝滅亡的禍端？我個人認為不是，北宋滅亡的原因有很多，其中最主要的還是皇帝本身對於抵抗的意念不強，總想着花錢了事，而沒有硬起來和金人對乾的志氣
金軍南下之時，開封城中抗敵士氣高漲，足足有三十萬軍民請求參戰，可宋徽宗本人只是個文學天子，他沒有見過這樣大難臨頭的局面，一旦遇事了自然很難保持冷靜，像金人剛渡過黃河，宋徽宗就急急忙忙地把皇位讓給了兒子，自己跑到了江南逍遙快活去了。皇帝自己對祖宗基業都不在乎了，何況是普通百姓和官員，靖康之恥可以説完全是宋徽宗咎由自取來的，怎麼能怪一個在十幾年前一心為國效力的王安石呢？這是十分錯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