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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武帝朝前期的歷史上，開通西南夷是一項極為重要的對外擴張計劃。唐蒙和司馬相如提出這個計劃之後，漢朝為之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結果耗時5年卻始終未見成效，引得朝野一片反對之聲。究竟這項計劃的問題出在哪裏？又是誰在暗中推動和阻礙它的進行呢？
公元前89年，孝武帝頒下《輪台罪己詔》，正式宣佈停止自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以來一直奉行不移的武力綏服匈奴政策，大漢王朝將轉入偃武右文、休養生息的新階段了。耗費了整整44年的光陰，孝武帝苦心經營的漢匈戰爭遺憾地以這樣虎頭蛇尾的方式畫上了句號。
漢匈戰爭在武帝一朝的黯然謝幕絕非偶然。實際上，早在《輪台詔》頒佈的37年前，下面這樁事件的發生就已經為漢匈戰爭的結局埋下了草蛇灰線的伏筆：
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張歐免，以弘為御史大夫。是時通西南夷，東置滄海，北築朔方之郡。弘數諫，以為罷敝中國以奉無用之地，願罷之。於是天子乃使朱買臣等難弘置朔方之便。發十策，弘不得一。弘乃謝曰：“山東鄙人，不知其便若是，願罷西南夷、滄海而專奉朔方。”上乃許之。
——《史記·平津侯列傳》
公元前127年，車騎將軍衞青率軍收復河南地。孝武帝隨即宣佈要在新佔領區設立朔方郡以拱衞邊防。為此，他下旨徵集10萬築衞士卒前往西北服役，激起中原腹地民怨洶洶，而朝中大臣對此也多有非議。其中，最激烈的反對之聲來自御史大夫公孫弘。
公孫弘在外交事務尤其是對匈政策上與孝武帝意見相左，這是滿朝文武盡人皆知的事兒。早在公元前140年初登大寶的時候，孝武帝派剛入仕途的公孫弘出使匈奴，兩個“新人”便鬧出了許多的不愉快。公孫弘甚至被憤怒的孝武帝斥為“不能”，被迫告病還鄉。
但10年前的教訓並沒有磨平這個七旬老朽的稜角，到公元前130年，公孫弘又因為開通西南夷道的問題和孝武帝爆發了新一輪的爭論。《史記》載：
當是時，巴蜀四郡通西南夷道，戍轉相饢。數歲，道不通，士罷餓離濕死者甚眾；西南夷又數反，發兵興擊，秏費無功。上患之，使公孫弘往視問焉。還對，言其不便。
——《史記·西南夷列傳》
這一趟以欽使的身份前往蜀地，調查開通西南夷道的真實情況，對公孫弘來説就像是10年前出使匈奴的場景重現。但相比於上回，這一次公孫弘説服孝武帝的可能性或許要大一點兒了。因為武帝派公孫弘前往調查，正説明他對5年來開通西南夷道的進度不那麼滿意。
5年前，出使南越的番陽令唐蒙在回朝覆命的時候第一次向孝武帝提出了開通西南夷道的設想。唐蒙很清楚，對外藩南越，孝武帝是一心想要取消它的獨立性，將南越全國納入漢朝版圖進行直轄的。但要迫使南越王就範，放棄割據稱王的念想，不給他上點兒強有力的軍事手段肯定不能奏效。要威服南越，就必須翻過橫亙在越北的五嶺，克服地理上的障礙。假設從毗鄰南越的長沙、豫章兩郡出兵，由於進入南越的水道通航條件不好，難保必勝。
在出使南越的過程中，唐蒙從越人口中探聽到，沿越都番禺城外的牂牁江向西北去可以直通蜀地。而且江廣數里，通航無礙。唐蒙因而萌發了自蜀郡沿牂牁江浮舟而下，偷襲南越的計劃。只是兵出蜀郡，劍指番禺，漢軍必須穿越位於今貴州關嶺的夜郎國境。故而開通夜郎道就成了唐蒙全盤計劃中的第一步。
為了説服孝武帝接受開通夜郎道的方案，唐蒙極力渲染綏服夜郎的高度可能性，並且特別強調，夜郎有精兵十萬，可以成為漢軍南征的臂助。這個方案得到孝武帝的批准後，蜀人司馬相如又繼踵而至，推波助瀾，更向孝武帝提出收服西夷邛、筰並設立郡縣的建議，也同樣獲得了武帝的首肯。
然而，當開通西南夷道的計劃真正執行起來以後，孝武帝和朝中公卿漸漸有了不祥的感覺，或許這個計劃的前景遠不如唐蒙和司馬相如描述的那樣美妙。
不但巴蜀四郡疲於轉輸，大批勞工因為疲勞、飢餓和瘴癘倒斃在篳路藍縷的途中，而且唐蒙、司馬相如的描繪里那温順而馴服的西南夷還屢屢爆發叛亂，王師進剿，又勞而無功。直到開通西南夷道計劃執行5年之後，那條理論上可以直取南越的寬闊水道仍未貫通。不得已，孝武帝只好派公孫弘親往調查，而公孫弘的調查報告不出意料，對唐蒙和司馬相如做出了猛烈的抨擊。
以孝武帝的好大喜功，他當然不會爽快承認自己的決策失誤。所以《史記》載：
是時通西南夷道，置郡，巴蜀民苦之，詔使弘視之。還奏事，盛毀西南夷無所用，上不聽。
——《史記·平津侯主父列傳》
這是孝武帝第二次否決使者公孫弘的意見了。但與上回不同的是，他沒有因為公孫弘的言辭激烈而對這位老臣再次進行懲罰。這似乎暗示着公孫弘的意見已經在某種程度上對孝武帝構成了影響，只是這種影響還沒有強大到足以改變武帝的決策而已。
轉折的契機出現在兩年以後。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又有三位大臣對孝武帝的對外擴張計劃提出了反對意見，而這一回孝武帝沒有輕易地否決他們。不但沒有否決，孝武帝甚至罕見地展現出思賢若渴、從諫如流的積極姿態。《史記》説：
書奏天子，天子召見三人，謂曰：“公等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於是上乃拜主父偃、徐樂、嚴安為郎中。
——《史記·平津侯主父列傳》
主父偃、徐樂、嚴安等三位大臣究竟在上疏裏説了什麼，居然能讓孝武帝生出相見恨晚之感呢？嚴安在奏疏中寫道：
“今欲招南夷，朝夜郎，降羌僰，略濊州，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蘢城，議者美之。此人臣之利也，非天下之長策也。”
——《史記·平津侯主父列傳》
“開通西南夷道也好，北征匈奴也罷，從這些征服計劃中撈到好處的都是朝中的某些大臣。但它並不符合皇帝陛下乃至整個大漢王朝的根本利益，因為這些計劃無益於國家的長治久安。”嚴安的這番話講出的是一個觸目驚心的事實，那就是西漢王朝的對外政策和征服計劃往往是被出使異國的外交人員綁架和裹挾的。
使者們慷國家之慨，以中原王朝琳琅滿目的物產和商品引誘周邊小國在形式上假意臣屬於漢。爾後回朝覆命，將此渲染為西漢王朝開疆拓土的重要成果以博取裂土封侯的賞賜。
因為中央政府獲取域外信息的渠道相當有限，除了使者們充斥着渲染和誇張的描述之外幾乎別無他途，所以孝武帝批准的那些所謂征服計劃往往就是基於使者誇大不實的描述而做出的，根本不具備現實層面的可操作性。關於這一點，班固在《漢書·張騫傳》中曾經一針見血地指出：
自騫開外國道以尊貴，其吏士爭上書言外國奇怪利害，求使。天子為其絕遠，非人所樂，聽其言，予節，募吏民無問所從來，為具備人眾遣之，以廣其道。來還不能無侵盜幣物，及使失指，天子為其習之，輒覆按致重罪，以激怒令贖，復求使。使端無窮，而輕犯法。
——《漢書·張騫傳》
西漢外交界對張騫的集體仰慕，跟戰國時代的策士們眼紅蘇秦、張儀有得一比，人人都把博望侯奉為自己飛黃騰達的榜樣。出使異國的使節中充斥着幻想升官發財的惡劣分子，而孝武帝又利用手中的賞罰二柄像驅趕牲口一樣地役使這些冒險家們為西漢王朝謀取海外利益，長此以往，西漢外交想不荒腔走板都難。
許多原本可以避免的外交和軍事衝突每每因為使者的舉措失當，毫無徵兆地突然爆發，比如西漢王朝和外藩朝鮮之間的全面戰爭就是如此。《史記》載：
元封二年，漢使涉何譙諭右渠，終不肯奉詔。何去至界上，臨浿水，使御刺殺送何者朝鮮裨王長，即渡，馳入塞，遂歸報天子曰“殺朝鮮將”。上為其名美，即不詰，拜何為遼東東部都尉。朝鮮怨何，發兵襲攻殺何。
——《史記·朝鮮列傳》
這個名叫涉何的使者在公元前109年奉旨出使朝鮮。孝武帝要求朝鮮王右渠入京覲見，並且保證今後不再阻斷周邊小國與漢朝中央政府之間的聯繫通道。
但是雖經涉何的反覆交涉，朝鮮王右渠始終不肯接受這兩項要求。害怕有辱使命會招來懲罰的涉何於是鋌而走險。他在回程途中殺死了護送自己出境的朝鮮裨王，然後謊報朝廷，説自己為了彰顯大漢王朝的國威，懲罰朝鮮王右渠的不臣，英勇斬殺朝鮮將領以為警告。這是典型的殺良冒功，但孝武帝卻輕信了涉何的謊言，還升了他的官兒，結果引來朝鮮方面更加激烈的報復。
涉何演出的這醜陋的一幕只是漢朝混亂而充斥着功利心理的外交行為的一個縮影。其實不但涉何這樣不入流的使節弄權域外，就算是漢朝外交家的鼻祖張騫也不能徹底擺脱個人投機心理的影響，站在客觀而公正的立場上為國建策。
比如他在公元前119年以後向孝武帝提出的“和親烏孫以斷匈奴右臂”的計劃，其實就是為了博取自己新被削去的侯爵而倉促提出的，並沒有充分論證過計劃的可行性。結果孝武帝批准了張騫的計劃，派給他三百人的使團，攜帶數以萬計的牛羊和價值數千鉅萬的金帛。
可砸下了血本，換來的結果呢？卻是“昆莫見騫如單于禮，騫大慚”（《漢書·西域傳》）——張騫的這張臉被烏孫王昆莫的傲慢扇得火辣辣的疼。
如果僅僅是使節私心作祟，謀求功名財貨，那倒也罷了。更要命的是：一旦漢朝的疆域向四周拓展，為了彈壓新徵服地區可能的叛亂反覆，勢必要在邊郡駐防重兵，並授予地方長官以殺伐決斷的重權。長期以往，邊將尾大不掉，難保不對中原腹心之地形成反噬。嚴安警告孝武帝説：
夫兵久而變起，事煩而慮生。今外郡之地或幾千裏，列城數十，形束壤制，旁脅諸侯，非公室之利也。上觀齊晉之所以亡者，公室卑削，六卿大盛也；下觀秦之所以滅者，嚴法刻深，欲大無窮也。今郡守之權，非特六卿之重也；地幾千裏，非特閭巷之資也；甲兵器械，非特棘矜之用也：以遭萬世之變，則不可稱諱也。
——《史記·平津侯主父列傳》
當皇帝的目光隨着柔遠能邇的雄心投向遙遠的異域，在他的眼皮子底下卻悄然生出了叛逆割據的孽芽。後世的唐玄宗不就是這樣一不小心着了安祿山的道兒嗎？
參考文獻：
杜佑《通典》；瀧川資言《史記會注考證》；王先謙《漢書補註》；《中國曆代軍事戰略》；《中國曆代戰爭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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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晉公子
排版|奶油小肚肚
圖片|網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