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武宗和佛教有什麼深仇大恨，“武宗滅佛”有什麼深層原因？
在中國佛教史上，曾經發生了四次較大的滅佛事件，分別是北魏太武帝滅佛，北周武帝滅佛，唐武宗滅佛，後周世宗滅佛。
這四次滅佛事件中，唐武宗滅佛的規模和影響遠遠又超過其他三次。唐武宗和佛陀到底有什麼大仇，一定要趕盡殺絕？找尋到武宗滅佛的原因，對於我們瞭解佛教在中國的發展，還是有着一定幫助的。
一、滅佛是為了除掉政敵
（唐武宗）
唐武宗與李忱（後來的唐宣宗）的矛盾很深，在得知武宗想要除了自己後，李忱從宮中逃出，躲藏於佛門之中。
武宗滅佛的一個原因就是為了查殺宣宗，搗毀他的棲身之所。
武宗一開始對佛教並不十分反感，但是在會昌元年六月突然改變了對佛教的態度。
史載“武宗御宇，初尚欽釋氏，後納蠱或者議，望祀蓬萊山，築高台以祈羽化。雖諫官抗疏，宰臣屢言，終不回上意”。
會昌二年，武宗下令對寺院僧尼加以勘問盤查。
《入唐求法巡禮行記》載：會昌二年(842年)十月九日敕下：“天下所有僧尼解燒練、咒術、禁氣、背軍、身上杖痕、鳥文、雜工巧、曾犯淫養妻、不修戒行者，並敕還俗。”
（唐宣宗）
武宗要求僧尼中，五十歲以下無祠部牒者一律還俗，這明顯是衝着李忱去的，因為當時李忱的年齡是33歲。
武宗有可能是得到情報，得知李忱藏身寺廟之中，但具體哪座寺廟並不清楚，所以以一刀切逼和尚還俗的辦法來找。
據《入唐求法巡禮行紀》記載，有道士在武宗面前説了一條讖語：“李字十八子，為今上當第十八代，恐李家運盡，便有黑衣奪位歟”。
武宗懷疑這個“有黑衣奪位”的黑衣便是李忱。而 “黑衣”當時也是佛教徒的代稱，《北齊書》載：“術士言亡高者黑衣，由是自神武(高歡)後，每出行，不欲見沙門，為黑衣故也”。
武宗死後，接位的偏偏是宣宗李忱。他登基之初，馬上大興佛教，根本原因也在於佛門對他的救命之恩。
佛門為藏匿宣宗付出了代價，所以，宣宗上台後會投挑報李，大興佛教以報恩。特別是李忱本人也是個虔誠的佛教徒，所以能不顧大臣之懇切論諫，“興佛於既毀之後。”
（武宗滅佛圖）
前一個皇帝滅佛，後一個皇帝興佛，是魏晉至唐時的傳統。北魏太武帝滅佛，文成帝即位就立即“初復佛法”；北周武帝滅佛禁道，周宣帝即位，很快就“初復佛像及天尊像”。
《舊唐書》載：大中元年(847年)宣宗下詔：“應會昌五年四月所廢寺宇，有宿舊名僧，復能修創，一任主持，所司不得禁。”
大中五年、十年，宣宗又兩次在靈感寺和會善寺設戒壇，促進了佛教的發展。
二、滅佛的根本原因是經濟問題
歷代反佛論者都指責僧人是“遊手遊食，易服以逃租賦”。
狄仁傑也説過：“今之伽藍，制過宮闕，窮奢極壯，畫績盡工，寶珠殫於綴飾，瑰材竭於輪奐。”
《舊唐書》上説，唐中宗時“營造寺觀皆務取宏博，竟崇瑰麗。大則費耗百十萬，小則尚用三五萬餘，略計都用資財，動至千萬以上。”
許多大臣都認為“用度過之矣!是十分天下之財而佛有七八，陛下何有之矣!百姓何食之矣!”
大興佛教必然加大政府財政上的支出，使國家府庫空竭，遇到外患，僧尼不能出征打仗；逢災害年月，寺塔不能解決眾人的飢餓。國家與佛教在經濟上的矛盾越來越大。
（唐代佛寺）
安史之亂後，中央財政不斷惡化，矛盾進一步發展。
僧尼甚至成了“人害”。
唐文宗也認為： “古者三人食一農人，今加兵、佛，一農人乃為五人所食，其間吾民尤困於佛。”
武宗對滅佛的態度更加堅定：“窮吾天下，佛也。。。。今天下僧尼，不可勝數，皆待農而食，待蠶而衣。寺宇招提，莫知紀極，皆雲構藻飾，僭擬宮居” 。
佛教在唐代得到了很大的發展，政府之間在經濟上的矛盾也日益深化。
佛寺
僧人可以不繳納租賦，又在世家大族的支持下佔有許多良田，造成“物力凋萎，風俗澆詐”，威脅了帝王的統治。
武宗滅佛也得到了宰相李德裕的支持。當時有不少貴族把自己的佃户人口按僧徒上報，可以不納賦税，損國肥私。
據李德裕估算，如果有60萬丁壯轉入佛門，政府就要損失60萬人的租賦。針對這種情況，李德裕對武宗的滅佛也是不遺餘力的支持。
他認為武宗解決了僧尼“耗蠹生靈，侵減租税，國家大蠹，千有餘年”這個唐朝一直未能解決的大問題。
（唐代僧人劇照）
客觀的説，佛教勢力的發展，必然影響政府的財政來源。所以武宗滅佛是經濟壓力不堪重負之下的選擇，是政府和佛教矛盾尖鋭化的結果。
三、滅佛的重要原因是政治問題
佛教傳入中國以後，與儒家思想相互影響、調和、會通、融合，二者有相通之處，也有相互對立的一面。
儒家思想畢竟是中國封建社會的基礎，在佛教思想與儒家發生分歧時，統治者必然要扶持儒家，批判和排斥佛教。
儒家的核心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是積極的入世思想。
而佛教則要求人們出家，避世修行，這是消極的出世思想。
儒家鼓勵男女婚配，繁衍子孫，社會延續，與佛教的不近女色、清守戒律之説，有着不可調和的矛盾。
正是這個原因，使得很多儒家人士對佛教存在反感。儒家認佛教“不忠不孝，削髮而揖君親”， “追既往之罪，虛規將來之福”，完全是騙人的。
要是佛教勢力太大，甚至會削弱君主的權力。
韓愈是個最著名的堅定反佛派。他一直指責佛教“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不利於鞏固唐朝政權。韓愈為了諫迎佛骨，幾乎丟掉性命，後來連憲宗也想明白了韓老先生的良苦用心：“因思其所諫佛骨事，大是愛我，我豈不知?然愈為人臣，不當言人主事佛乃年促也。”
杜牧是個反佛人士。他認為信佛的人都是心裏有鬼的小人，“心自知其罪，皆捐己奉佛以求救”，希望“有罪罪滅，無福福至”。
這和儒家“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是背道而馳的。
武宗也意識到佛教會與自己爭權。他説“我高祖、太宗，以武定禍亂，以文理華夏，執此二柄，足以經邦，豈可以區區西方之教，與我抗衡哉!”
儒家思想是華夏治國之本，只有儒家思想才能治理好國家。這種思想上的衝突，佛教與皇權之間的矛盾，是武宗滅佛的重要原因。
四、佛道矛盾是滅佛的直接原因
佛教不但和儒家思想有衝突，和土生土長的道教也矛盾重重。佛道兩家常為了爭奪地位進行激烈的辯論。
佛道二教的地位不是一成不變的。
北周時，周武帝規定：“儒教為先，道教為次，佛教為後。”
貞觀十一年唐太宗又規定：“道士宜在僧尼之前。”天授二年武則天又決定：“釋教宜在道教之上，僧尼處道士之前。”景雲二年，睿宗又決定：“僧尼、道士、女冠並宜齊行並集。”
佛道二教就如同蹺蹺板的兩端，此起彼伏。
（道教祖師老子）
佛教教義相對來説，更容易被廣大羣眾接受。佛經的因果報應，輪迴轉世説，也給人們帶來了飄渺的希望。
佛教宣揚只要信佛修佛，死後可入西方極樂世界；道教更注重修練長生不死之道，可操作性太難，歷代追求長生不死的帝王都無一成功，所以不具備多少可操作性。
相比之下，修今生，不如等輪迴的佛教，就比道教更受百姓的歡迎。
也許是越玄乎的東西越有人信，從李世民開始，對長生不死總是抱着莫名的希望。
唐代皇帝屢屢服用丹藥， “以身試之”。太宗、穆宗、敬宗都是在“明知金石之不可服矣”的情況下，服食大量丹藥而死，可能是“貪生之心太甚”的緣故吧，唐朝皇帝是反而非常重視道教。
還有一點，李淵起兵之初，為了營造輿論，得到士族支持，尊老子為祖先，道教成了李家祖宗創立的宗教，地位自然很高。
（武宗國師趙歸真劇照）
佛教利用教義打擊道教，道教利用政治資源排斥佛教。武宗滅佛正是這兩種矛盾激化的產物。
道士趙歸真是武宗當皇帝之前就很信任的道士，他對武宗滅佛的作用很大。趙歸真説要想長生不死，就得驅逐佛教。
《唐語林·政事上》載：“武宗好神仙。道士趙歸真者，出入禁中，自言數百歲，上頗敬之。與道士劉元靖力排釋氏，上惑其説，遂有廢寺之詔。”
武宗迷信道教，拜趙歸真為師，趙歸真常“排毀釋氏，言非中國之教，蠹耗生靈，盡宜除去，帝頗信之”。
（滅佛後的佛窯）
會昌二年，一名為眩玄的僧人自稱可做“劍輪”，並打保票説他可以打敗回紇。結果這個吹牛的和尚被回紇打得大敗，哪裏有什麼超自然的“劍輪”！武宗將其斬首，對佛教更加深惡痛絕。
會昌五年三月唐武宗進行了唐代最大規模的一次滅佛。規定天下寺舍，不許置莊園。將寺廟的財產及收入全部沒收，迫使幾乎所有的僧尼還俗。
世界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唐武宗滅佛，主要是出於政治和經濟方面的考量，加上他自己受到道教的點撥，所以採取了非常嚴厲的措施和激進的手段滅佛，也是很自然的事了。
參考資料： 《唐語林·政事上》
《舊唐書》
《入唐求法巡禮行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