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禮教授坐在書房中，疫情期間，他就是在這裏給學生們在線授課的。新華每日電訊記者王京雪攝
新華社北京6月19日電(記者王京雪)6月19日,《新華每日電訊》刊載題為《為祖國健康工作70年，“有意思！”——記清華“教授們的教授”、95歲的理論物理學家張禮》的報道。
張禮先生是那種歲月拿他沒轍的人。這一點，年紀越大越明顯。
年輕時和時代角力，年老時和時間角力，這位95歲的清華大學物理系教授、1982年清華物理系復系後的首位系主任，1949年正式踏上大學講台的理論物理學家，一退休就接受返聘，繼續留在講台上，至今每年春季學期都仍會開課。
他是新中國教齡最長的大學教授，是教授們的教授，老師們的老師。他的學生可以從“20後”排到“00後”，其間英才輩出。
問及讓他自豪的學生，他怕説不完整，乾脆放棄“列舉”。不過，我們知道，早在山東大學做助教時，他帶的第一批學生裏，就有我國激光研究領域的先驅者之一馬祖光。5年前，他過90歲生日，代表學生贈送生日禮物的是清華大學原校長顧秉林。
最近，張禮剛講完本學期的“量子力學前沿選題”課，這是1998年，他73歲時為清華大學物理系本科生和研究生開設的一門選修課，講到今年已經講了22年。因為講的是“前沿”，每一年，每節課，他都得重新準備教案，更新大量內容。
跟過去站在教室裏講課不同，受疫情影響，今年他講的是網課。這位95歲的老教授適應得好極了，發現通過微信羣等方式，學生比面對面聽課時更願提問。他希望恢復正常上課後，能想辦法結合線上授課的長處。
直到現在，張禮還在不斷琢磨，怎樣講課能讓學生們更愛聽，學到更多東西，產生更大的興趣。
他清楚地感受到每代學生各有不同，去年秋天，他在黨支部組織生活會上做自我檢查，説在幫助學生上做得不夠，比如只在課後答疑，讓有不懂問題的學生主動來問的做法，更適合從前一門心思念書的學生，不適合成長在各種外界誘惑裏的新生代，必須改進。
為此，今年他在每週兩次、每次一個半小時的正課外，增設了一次專門的答疑課，效果不錯。
清華大學20世紀50年代提出了一句沿用至今的口號，叫“為祖國健康工作50年”，“我已經幹了70多年啦。”張禮説，常有人問他這麼多年來，動力何在，他的回答很簡單：“就是覺得有意思！”
採訪中，他至少説了15次“有意思”——物理，真有意思；講課，真有意思！
學不厭，教不倦。
所有人都覺得他真不像90多歲的人，全然無視大眾對“什麼年齡做什麼事”的普遍認知。“沒人規定我要怎麼做啊？”張禮説，在任何年齡，他都要做自己喜歡的事。
(小標題)“講課是我的救命稻草”
物理對他有不變的“引力”，“什麼東西把我撬走了，它就又把我吸回來。”他笑着感嘆，“人生啊，我這輩子就和物理幹上了”
“現在很多家長要監督甚至逼着孩子用功，這不行，這麼弄他根本不喜歡這東西。我小時候是玩大的，幹什麼都找有意思的做。”
1925年，張禮生於天津，父親是有名的中醫，家境殷實。作為家中獨子，家人對他沒太多要求，只要別出門亂跑，他儘可以玩自己感興趣的東西：拿方匣子照相機拍照，用鑽石針唱片機放京劇，從收音機裏聽古典樂……後來，張禮一輩子都喜歡攝影、京劇和古典樂，書房裏有一排排相冊，和一打打唱片。
“唸書當然費力氣，但在這個過程裏，我也能找到趣味。”中學時，張禮對物理產生興趣，“力熱聲光電，裏面有好多道理，多有意思！”
高中畢業，他考入北京輔仁大學物理系。4年後，以理學院第一名的成績畢業。
在剛覆校的山東大學做了一年助教後，張禮考取美國康奈爾大學的研究生，出國深造。
1948年秋天到美國，剛讀完一學期，有中共地下黨員朋友動員他回國參加革命。1949年初，張禮給導師留了封信，悄然回國。
他的導師、物理學家菲利普·莫里森，後來多次寄來最新出版的物理書。張禮家中仍保存着1951年時收到的一本《量子力學》和莫里森的隨書來信：“衷心祝願你和所有新中國人民擁有和平且充滿創造力的未來。”
回想求學經歷，在康奈爾大學的半年雖短暫，卻因為莫里森和著名物理學家費曼的存在，成為張禮難以忘懷的時光。
他永遠記得聽費曼講課時的心情，“這個人有魔力，講課太迷人、太有意思了，跟變魔術似的，一下就把我吸引住，我後來無論什麼情況都一心要搞物理，和費曼有關。”
回國後，張禮先到北洋大學（今天津大學）任教，又由國家公派到蘇聯列寧格勒大學進修。1957年，32歲的他調入清華，參與創建為發展中國原子能事業成立的清華大學工程物理系。
張禮最想做的，一直是物理科研，探究物理學裏的“道理”。但國內師資人才稀缺，到清華不久，他就相繼出任工程物理系核物理教研組主任、副系主任、系主任等職務，長期分管教學及研究生培養，一半以上的時間搞行政，剩下時間搞教學。
“講課是我的救命稻草，科研搞不成了，我靠講課不丟業務。”張禮説，“而且這也很有意思。”
他一門接一門地講，原子核理論、原子核結構、原子核衰變、量子場論、基本粒子理論、磁流體力學、受控熱核反應……許多專業課過去沒學過，就先自學，邊學邊教。“科研搞不成，搞教學也是搞物理，我也喜歡。”
最痛苦的是“文革”時期，課也講不成，整天開會挨批。有朋友把書全賣了，説再也不幹物理。張禮一本沒賣，“我將來還要幹這個，雖然看不到出路，很苦惱，可我這志向並沒有改，那就等着吧。”
等“文革”結束、改革開放，“哎呦！我這個高興，熱情高到什麼程度？”張禮回憶，物理學家趙保恆在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講課，當時已經50多歲的他，約着比自己年輕20歲的北大物理學教授趙志泳，每週兩三次從清華北大騎車去玉泉路上的高能所聽課，一堂不落。
楊振寧、李政道回國講課、作報告，他也全去聽了。“好不容易有機會學習，趕快好好學，那是我人生裏最快樂的時間之一。”他覺着能與這種快樂相提並論的，是家裏小孩誕生的時刻。
被時代的風浪裹挾前進，對物理的熱愛是張禮內心的壓艙石，不論現實把他推向哪個軌道，一有機會，他就想方設法偏回心之所向。
物理對他有不變的“引力”，“什麼東西把我撬走了，它就又把我吸回來。”他笑着感嘆，“人生啊，我這輩子就和物理幹上了。”
(小標題)永不退休的退休教授
當時，他的學生不少在二機部工作，“那是給國家起了多麼重要作用的地方，一看那些骨幹，好多是我們培養的，我特別激動，覺得自己可真不白活”
“文革”中，清華大學曾開設固體物理等4個研究班，沒辦多久被叫停。“文革”結束後復班，學生們點名要張禮來講量子力學。“我高興極了，非常願意去教，學生們這樣欣賞我，我教得也很使勁。”
固體物理班班長隋森芳，2009年當選中科院院士。接受清華大學採訪時，他提到當年張禮用英語給他們講量子力學課，“把微觀世界描述得惟妙惟肖，他在講台上的一舉一動，直到現在還歷歷在目。”
顧秉林也是這個班的學生。他説張禮是清華老師中對自己影響最大的人之一，“講課條理清晰，任何概念和內容都非常深刻，我們討論哪個老師影響大，很多同學都提到他。”
“我很珍視學生們對我的肯定，很喜歡他們，也很惦記他們，他們給了我很多力量。”張禮説。
1974年前後，他去二機部（即後來的核工業部）參觀，他的學生不少在這裏工作，“那是給國家起了多麼重要作用的地方，一看那些骨幹，好多是我們培養的，我特別激動，覺得自己可真不白活。”
他總想着，怎麼能為學生們多做點事，這一想就是70年。
20世紀80年代，張禮觀摩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報告，開了門叫“近代物理學進展”的課，“我想幫學生們學會找問題，問題找得最好的就是諾獎得主們，所以我就給學生們介紹一些諾獎得主的工作，他們怎麼發現問題，怎麼解決問題，希望給他們啓發。”
1995年，物理界發生了一件大事，科學家們首次成功製造出玻色-愛因斯坦凝聚。張禮一聽説就感覺這很重要，希望大家重視起來。他跑到物理系宣傳，又去清華新成立的高等研究院組織討論會，70出頭、退休多年的人了，沒課題，沒經費，沒隊伍，沒義務，但他卻樂於做這種努力。
“這東西有意思，而且重要。參加討論會的學生越來越多，也有人轉做這方面題目，我折騰半天，能吆喝一羣人一起來研究這個，已經夠高興了。”張禮説。
清華高研院教授翟薈後來從事的就是這一領域的研究，他也是1998年，張禮開設“量子力學前沿選題”課的第一班學生，現在成了辦公室跟張禮打對門的同事。
張禮常去參加翟薈組織的課題組討論，“我得聽聽、學學，跟上發展啊，自己做不了不要緊，但要知道發展到哪一步了。”
在翟薈看來，張禮是真正以科研為樂的人。年前，張禮對他説，自己正在看翟薈之前一個學生的畢業論文，“可能聽我們講到論文裏的一些內容，覺得有意思，他就把論文拿來學了。”
翟薈認為，“張先生最讓人尊敬的有兩點，一是他至今仍對科研新知有興趣，新的東西出來，他還會很有激情地去學；另一點，是他從70多歲到現在，始終堅持教學。”
今年和張禮搭檔，一同進行“量子力學前沿選題”線上教學的清華物理系助理教授胡嘉仲對此有同感。“説是退休，但他從沒在真正意義上退休，以前的研究狀態和習慣，很多都保留到現在。他對新鮮事物的接受度非常高，對年輕學生的想法也能很快理解。”
胡嘉仲去年剛從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回國，“量子力學前沿選題”是他從教生涯的第一門課。10年前，他在清華讀書時，選修過這門課，“我現在的研究方向就是聽張老師的課後產生興趣的。”
回母校任教後，胡嘉仲主動找張禮，希望參與授課，剛好張禮也一直在找接班人。“我是做理論物理的，胡老師是實驗物理學家，我們搭檔太有好處了，對學生的訓練可以更全面。”
他們常一起討論怎麼把課程講得更吸引學生，胡嘉仲會建議講課時使用更前沿、甚至網絡化的表達，運用包括B站動畫在內的各種互聯網資源，張禮會強調對重要知識，不僅要講內容，還要講歷史背景和故事，讓學生充分理解一個問題從提出到解決，是怎麼一步步實現的。
張禮喜歡講課，“教學時，感到自己盡了責任，對學生有好處了，就會得到滿足。”
偶爾遇到煩心事，一開始備課，他心情就變好。
講課之餘，張禮在退休後還翻譯了華人物理學家徐一鴻的科普作品《可畏的對稱——探尋現代物理學的美麗》，獲得2014年吳大猷科學普及著作獎佳作獎。
(小標題)責任感是當代學生的必備特質
“沒有這種責任感，什麼事只看個人利益，今天這個合適做這個，明天那個合適做那個，很難有大出息”
張禮的很多學生，都聽他講過自己治學中的一大憾事。
在蘇聯列寧格勒大學做理論物理研究時，張禮發表的有關“電子-正電子系統的定態及其湮沒轉變”的論文，被國際公認為正電子湮沒譜學的奠基性文獻。學校為他安排了類似博士後的職位，希望他繼續深鑽，但他沒理解校方用意，也沒向人討教，匆匆交差回國。
幾年後，一位美國教授用他的方法深入研究，發展了全新的分支學科“正電子湮滅譜學”。這位教授後來到清華講學，特地打聽了張禮的消息，並在作報告時向他致謝。
“一個研究方向，愣讓我毫不在乎地丟掉了，這是我會記一輩子的遺憾。”張禮講這件事給學生們聽，希望他們吸取教訓，在學習中培養獨立思考的能力和主動請教的習慣。
他認為很多中國學生都是過去“培養乖孩子”的教育方式的受害者，像他自己，就是“乖大的”，“不太會闖自己的路，別人闖出來的路，我有能力跟着走，並走出一定結果，可為什麼不自己闖呢？”
教了70多年書，他説想教給學生們的，首先是知識，然後是方法，最後是思路，也就是如何找到問號並解決。
他認為今天的中國學生，首先應具備的特質是對民族和國家的責任感，“這是必要條件，要從這個角度思考自己想做什麼樣的人。沒有這種責任感，什麼事只看個人利益，今天這個合適做這個，明天那個合適做那個，很難有大出息。”
其次，“我真是希望我的學生，學什麼都真正感興趣地學，真正去愛它，想把它跟自己造成一個再也分不開的關係，得有這樣的感情。”
説到底，他不願看見年輕人只是出於功利心、帶着過於輕浮的企圖選擇學習方向。
備課閒暇，他和胡嘉仲討論，在美國對中國進行技術封鎖的形勢下，中國的科技水平如何能趕上甚至超越對方，他們認為教育水平的提高十分重要。
在80歲生日宴上，張禮曾發表演講，夢想未來的清華物理系成為學術創新的發光點，“我一直有這個夢，希望我們的教育不斷提高，不僅吸引國人，還能吸引全世界的學者來學習。”
(小標題)“找最吸引自己的事，玩命去幹”
“這個年紀是可以不幹了，但我願意幹啊，我還想幹呢！”張禮不計得失成敗地做了一輩子自己愛做的事，也從中獲得了最大的快樂
今年，張禮的著作《量子力學前沿問題》將推出內容更豐富的第三版，還有一本去年完成翻譯的經典物理教材譯著即將面世。“這個年紀是可以不幹了，但我願意幹啊，我還想幹呢！”
從52歲到90歲，張禮每天清早5點半，會出門跑3公里步，近幾年才在醫生建議下改成快走。
7點左右，開始一天的工作。晚上9點，躺上牀看報，打開CD機放古典樂，睏意上頭就關燈睡覺。
翟薈覺得張禮的生活幾十年一成不變，規律到單調，作為旁觀者，很難從中找到什麼了不起的故事。
“看上去平淡，但只有很少很少很少的人能做到。尤其在做出成就後，還能保持這種純粹的科研生活，更不容易，因為很多人的精力重心都會離開學術，轉向各種社會活動。”
如果要追逐名利，張禮是很有資本的，“在他那個年代，他做出了許多不錯的工作。包括2013年，他和徐湛等學者在上世紀80年代完成的工作獲得中國物理學會周培源獎，這是國內理論物理方面的最高獎。他們的工作被國際同行稱為Chinese Magic（中國魔術），至今仍有很多用處和新發展。”翟薈説。
但張禮對名譽加身或追求名利都沒什麼興趣，也不怎麼參加評獎之類的活動。他只是簡單快樂地幹自己的物理教學。
走過近一個世紀風雨，在張禮看來，人生在世，什麼最重要？
“做出你可能做出的貢獻。”他這樣回答，“有多大本事都使出來就行了。”
他認為自己就是個普普通通、老老實實的人，其實沒太多人生經驗可供人蔘考。跟子孫輩交流，也只跟他們講最簡單的幾條：要老老實實學習，要儘可能幫助別人，對幫助自己的人要感恩。
“我的一生很平穩，沒怎麼在很不利的條件裏折騰，有人説我是‘福將’，包括‘文革’時，我也沒進勞改隊，比較幸運。”
但張禮先生的福氣，或許不是來自運氣，而是來自他一生都遵從自己內心，以及永不厭倦的好奇、持之以恆的熱忱和腳踏實地的努力。他不計得失成敗地做了一輩子自己愛做的事，也從中獲得了最大的快樂。
“如果您現在是個年輕人，會選擇過怎樣的生活？”
他“哈”地笑出聲，興致勃勃地暢想，“那選擇太多了，要找最有意思、最吸引自己的事情，玩命去幹。當然也不是整天只幹活，”他抬手指指書桌旁的唱片機，“還要聽聽這些。”(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