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公車使用，其實，是個老生常談的話題。早在2015年，我國便有了公務車輛的使用要求，禁止公車私用。而在古代，對於官員的配車和用車，也有着嚴格的要求。自古以來，隨着社會的不斷髮展，每個時期的官員配車也是不盡相同。
從牛車到汽車，不斷變化與改進，它一定程度上，見證了整個歷史文明的發展。《逸禮·王度記》記載：“天子駕六馬，諸侯駕四，大夫三，士二，庶人一。”意思是，按照禮制，天子可以駕乘六匹馬拉的車，諸侯、大夫、士人、庶人拉車的馬數依次遞減。
所以按照古代的“禮”制，你該是什麼階級的人，就應該用相應匹數的馬來拉車。如果“越級”配車馬，比如：庶人用兩匹馬、諸侯用六匹馬，就是“僭越”，放在古代，是要殺頭的。
據瞭解，古代官員的官車，最早為牛拉車，而後改為馬拉車，再往後發展就成人抬轎。可以發現，古人所謂的官方配車，車是其次，主要是看用什麼來施力。牛、馬、人，三種生物對應三種階級，且呈階梯狀上升。
這是內心的虛榮心在作怪，顯然在古人心中，只有用人抬轎，才更能彰顯身份的尊貴，發展到後來，攀比現象愈加嚴重。什麼四抬大轎，八抬大轎，好似人數越多，身份顯得越尊貴。先秦時期，首次出現官車記載，當時的王公大臣已乘坐馬車，作為身份的象徵。
這裏有一個小典故，孔子在魯國做官時，朝廷曾給他配了一輛官車，有一次，他的學生顏回死了，顏回的父親想把這官車賣了，給兒子做棺材。結果，被孔子發現後，斷然拒絕，理由是：“我乃堂堂魯國仕大夫，怎能帶頭破壞官車使用制度？”
西漢王朝建立之初，天下百廢待興，由於多年戰爭損耗，人口數量不如以往。漢朝當時所要做的便是休養生息，儘快恢復農業生產。朝廷採用無為而治，一心勤政愛民，減輕百姓負擔。在官員用車的問題上，劉邦率先帶頭，實行節約為民。
《漢書》記：朱買臣拜為會稽太守的當天，“長安廄吏乘駟馬車來迎”，這也説明，在漢朝自有一套機構按程序在操作。
據史料記載，劉邦想找四匹馬作官車都找不到，後來才知道，不是找不到，是劉邦不想找。既然，開國皇帝都不用官車，手下那些大臣，自然是沒人敢了。之後，經過漢朝幾任皇帝的勵精圖治，一直到了漢景帝時期，百姓安居樂業，經濟文化空前發展。
也正是在這個時期，漢朝頒佈了中國歷史上有記載以來最早的官車使用規定：
“首先、將以馬匹數量區分官位，官位越高馬匹越多。其次、將以官車的裝飾顏色，來區分官位。裝飾方面，官車可以裝上遮風擋雨的車蓋以及兩側屏障，而普通百姓則只能用青布遮蓋。顏色方面，則不同的官員有不同的顏色，俸祿一千石以下的，可以將官車左側染成紅色，而兩千石以上的可以將兩側都染成紅色。”
而且，並不是每個官階都有機會得到朝廷配車，對於漢朝來説，只有俸祿在兩千石以上的官員，才有資格獲得朝廷配車，而一些小官員想要官車怎麼辦，可以，但是，需要要自備。
南北朝時期的官車使用制度，沿襲於兩漢，基本差別不大。
雖然官方規定法定代步工具為馬車，但當時的人們喜愛追求個性化，基本都是各選各的。比如説宋文帝，他就不喜歡馬車，每次出現非要找小羊來拉車，本身小羊就瘦弱無力，比不起牛馬那般壯實有力，可偏偏在當時就是備受推崇，被人稱讚為有品位。
南朝宋曾有一位右光祿大夫顏延之，他的品味也比較獨特，酷愛以牛車代步，而且所挑選的都是一些老牛和病牛，總之在他眼中越是奇形怪狀就越是喜歡，以顯是自己的獨特品味。這其實反應了當時人們審美疲勞後，對個性化事物的追求。
隋朝的配車制度，相比漢朝範圍進行了擴大。
在漢朝，配車只是中高級官員的權力，而在隋朝，只要你是五品官階以上王侯以下，皆可獲得朝廷配車。隋唐的這種百官乘行制度，看似寬鬆，其實還是有限制的。除了王紅瑞命，祭祖大典等重要典禮外，其他場合，百官一律需要騎馬，哪怕是萬人之上的丞相，也要遵從此制度，與百姓無異。
在宋真宗時期，曾有一位宰相叫做王旦，為人粗疏。有一天，為他控制馬繮的役卒因役期到了時間，來向他告別。當時王旦還搞不清此為何人，待那役卒轉過身去，王旦方才恍然大悟，趕緊將其召回，拿出不少金銀錢財，送給役卒。
原來，這役卒雖然整日為王旦勒馬，但是，王帶並沒有見過其面目，平常只能看到背部。剛剛役卒轉身，看到那熟悉的背影，王旦方才想起這就是每日為自己勒馬的人啊。從這個小典故也能看出，王旦家的官車，是朝廷提供的。
在清末時期，中國才正式出現第一輛真真正正的官車，這可不是牛車馬車，而是一輛價格昂貴的汽車。這輛車是袁世凱花了一萬兩白銀，從美國人手中購得，送給慈禧太后的生日禮物。
首次乘車時，慈禧太后覺得司機不配與自己平起平坐，派人拆掉了司機的座椅，讓司機跪着開車。當時的司機孫富齡倍感羞辱，為了報復慈禧太后，他找來棉絮堵住了汽油管，謊稱：汽車壞了。這在當時，國內沒人會修汽車，因此，慈禧太后便再也沒有做過這輛車。
而司機孫福齡，因為害怕事情敗露，第二天便攜全家老小，逃到南方隱居了起來。
參考資料：
『《漢書》、《輿服志》、《通典》卷六十五、《南朝梁會要》、《古代的公務用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