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毛澤東在我的印象中是一個有相當深邃感情的人。”——斯諾
1970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天安門廣場舉行盛大的國慶節慶祝活動。美國著名記者埃德加·斯諾和夫人洛易斯·惠勒·斯諾應周恩來總理之邀，參加了此次活動。
毛澤東一看到當年的老朋友斯諾十分高興，在與斯諾夫婦親熱握手時，就幽默詼諧地説:“斯諾先生，老天保佑你，我們又見面了。”毛澤東的幽默感仍不減當年。
34年前，即1936年的6月至10月間，斯諾懷着一顆強烈的好奇心和歷史使命感，穿過國民黨的重重封鎖線，隻身冒險地深入到“紅色中國首都”——陝西保安，採訪到了東方巨人毛澤東，以及周恩來、朱德、彭德懷、徐海東等一大批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紅軍戰士和蘇區百姓，並親眼見證了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工農紅軍的迷人風彩，成為了第一個採訪“紅色中國”的外國記者。斯諾寫下了大量的通訊報道，第一次把“紅色中國”推介給了全世界人民。最為聞名的就是，長篇新聞特寫《紅星照耀中國》，特別是中譯本《西行漫記》1938年在上海出版後，成為了全中國愛國青年奔赴延安的指南。該書先後被譯成20多種文字在全世界出版發行，其影響深遠，意義非凡。
在斯諾的眼裏毛澤東到底是一個怎樣的東方巨人？儘管當年毛澤東是穿着打補丁的皺巴巴布衣服，在陝北的窯洞裏請他吃夾紅辣椒的饅頭或是夫人賀子珍做的酸梅，毛澤東又跟他一起打撲克，並且是一邊打，又一邊用另一隻手去搓自己脖子上的污垢，還一邊叫着佯裝自己手中有大牌的模樣兒，有時還毫不在乎地當着他的面，鬆開褲腰帶去伸手進去捉蝨子。毛澤東一邊捉蝨子一邊對斯諾詼諧風趣地説:“如果你身上還沒有長蝨子的話，那你還沒有理解中國。”陝北的艱苦環境和條件，不但沒有壓垮這幫中國共產黨人，反而還在影響着他這位西方的美國記者。
斯諾的心，完全是被毛澤東給征服啦！
“在我看來，毛澤東是一個令人極感興趣而複雜的人。他有着中國農民的質樸純真的性格，頗有幽默感，喜歡憨笑。甚至在説到自己的時候和蘇維埃的缺點的時候他也笑得厲害——但是這種孩子氣的笑，絲毫也不會動搖他內心對他目標的信念。他説話平易，生活簡樸，有些人可能以為他有點粗俗，然而他把天真質樸的奇怪品質同鋭利的機智和老練的世俗結合起來。”
“毛澤東在我的印象中是一個有相當深邃感情的人。我記得有一次當他講到已死的同志或回憶到少年時代湖南由於饑荒引起的大米暴動中發生死人事件的時候，他的眼睛是潤濕的。在那次暴動中他的省裏有幾個飢餓的農民因到衙門要糧而被砍了頭。有一個戰士告訴我，他曾經親眼看到毛澤東把自己的上衣脱下來給一位在前線受傷的弟兄穿。他們又説當紅軍戰士沒有鞋穿的時候，他也不願意穿鞋的。”
斯諾對毛澤東的敬佩還是那些發生在二萬五千里長徵中的故事……“在六千英里的長征途中，除了幾個星期生病以外，毛澤東和普通戰士一樣都是步行的。” 而對毛澤東的信任與評價，斯諾説:“在我看來，他説的話是真誠、老實的。我有機會核對他的許多話，結果往往發現這些話是對的。他對我進行了幾次不太過分的政治宣傳，但是同我在‘非匪區’所受到的政治宣傳比起來，卻算不得什麼。無論對我寫的文章，或拍的照片，他從來不加任何檢查，對這優待，我非常感激。他盡力使我弄到能夠説明蘇區生活的各方面的材料。”
◆1970年毛澤東會見斯諾。
1970年12月18日，毛澤東在中南海的豐澤園裏，特別邀請了他的老朋友斯諾先生，也許是因斯諾故地重遊地去了一趟陝西保安的原因，這次談話他倆的交談持續了5個小時，直至午後1點鐘。這幾乎是毛澤東在晚年與人交談時間最長的一次。毛澤東十分坦誠地對斯諾説:“我們是老朋友了，我對你不講假話，我看你也不講假話的。”
陝西的保安是斯諾與毛澤東第一次見面的地方，自然他們共同感興趣的話題會很多。在這次與毛澤東的談話裏，斯諾又提到了一些“文化大革命”中的很敏感的“人和事”，其中就談到了“個人崇拜”的話題。
斯諾説:“我記得，1965年元月，你同我談話時，曾説過中國確有個人崇拜……。”
毛澤東立刻就回應:“那時的情況是需要更多的個人崇拜。現在就不同，崇拜得過分了，搞了許多形式主義。比如什麼‘四個偉大’，討嫌！”
毛澤東在這次與斯諾的交談中，也有意地向斯諾透出了一個有關中美兩國正在談判的重要信息。毛澤東説:“中美會談，15年談了136次。”斯諾回應説:“名副其實的馬拉松會談。”
毛澤東對斯諾又伸出一個手指頭，幽默地説: “他（指尼克松——筆者注）如果想到北京來，你就捎個信，叫他悄悄地，不要公開，坐上一架飛機就可以來嘛。當旅行者來也行，當作總統來也行。我看我不會吵架。批評是要批評他的。”
二、“除了戴高樂以外，從來沒有遇見過一個像毛澤東這樣具有如此高度集中、又不加掩飾意志力的世界級領袖人物。”——基辛格
1972年2月17日，美國總統尼克松在同國會的領袖們進行完簡短的告別會見後，就匆匆地來到了停在白宮草坪上的直升飛機前，尼克松就要開始他的訪華旅行了。一切都如毛澤東所説的那樣子。中美兩國隔着太平洋遙遙相望，相距有1.2萬英里。
2月21日，尼克松乘坐的“空軍一號”專機飛抵北京的上空時，正巧是太陽衝出厚厚的雲層照射到大地上。在11點27分，飛機平穩地停在首都機場的候機樓前。艙門打開了，尼克松和穿紅外衣的夫人走了出來。周恩來站在舷梯腳前，穿着一件厚厚的大衣在寒風中不戴帽子。當尼克松走下舷梯台階時就伸出手來向周恩來走去……中美兩國領導人的兩雙大手緊緊地握在了一起！也同時向全世界宣告: 一個時代結束了，而另一個時代又開始了！
周恩來與尼克松緊握的手輕輕地搖晃着。周恩來説:“總統先生，你把手伸過了世界最遼闊的海洋來和我握手。25年沒有交往了啊。”中美兩國的博弈，終於在“15年談136次”的僵局下給衝破啦！
毛澤東雖然沒去機場迎接，但毛澤東為中美兩國關係的正常化是付出了智慧與心血，一切都是在毛澤東正確領導下進行的。在日本名古屋的第31屆世乒錦標賽期間，應美國乒乓球隊向中方提出訪問中國的請求，經毛澤東特批，正式邀請美國乒乓球隊在結束日本名古屋第31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後到中國來訪問。“小球推動大球”，不但是中美兩國體育史上的盛事，也是中美兩國外交史上的一件國際政治盛事。
對毛澤東在中美兩國建交的精心策劃與安排，基辛格博士他是深有體會的。從基辛格隨同尼克松總統一起走入毛澤東中南海書房的那一刻就開始了。基辛格後來回憶道:“來訪者一進入房間，毛澤東就從沙發上站起來……他（毛澤東）朝尼克松伸出手，尼克松也朝他伸出手。來自兩個世界的頭面人物緊緊地握手了，尼克松將左手也搭了上去握着，毛主席也將左手搭上握着，倆人都笑了，兩個人的四隻手相疊在一起握了好一會兒，大大超過了正常禮節的握手時間。”
在經過半個多月後基辛格結束中美兩國的外交之行，回到他白宮自己的辦公室裏，當他再細心地去研究毛澤東和尼克松的這次談話的記錄時，就發現毛澤東在這次談話中實際上已經把後來在上海發表的公報勾畫出來了。基辛格注意到，公報裏的每一個段落，在毛澤東和尼克松的談話中都有一句相應的話。怪不得在那以後一個星期的談判中，所有的中方人員，尤其是周恩來，都反覆地引述毛澤東談話中的主要內容。也包括在毛澤東會晤尼克松以後的數小時之內，中國就向外界新聞媒體提供了面帶微笑的毛澤東和咧着大嘴微笑的尼克松會見的新聞照片和電影。
這時，基辛格終於感覺到，除了戴高樂以外，從來沒有遇見過一個像毛澤東這樣具有如此高度集中、又不加掩飾意志力的世界級領袖人物。
“哦，你就是那個有名的博士基辛格？”當毛澤東與尼克松在他書房握完手後，尼克松回身去介紹他的隨行人員時，毛澤東與基辛格親切握手，他上下打量着基辛格，就脱口而出地説出了以上這句話。這時的毛澤東立刻就成了整個房間裏的中心人物，而這並不是靠多數國家裏用那種排場使領導人顯出幾分威嚴與莊重，而是因為在毛澤東身上的那種與生俱來的、幾乎每個在場的人都能感覺到他的那種壓倒一切的魄力。基辛格已深深地感覺到了:毛澤東的存在，本身就是意志、力量和權力的巨大作用的象徵。
◆毛澤東與基辛格。
基辛格總結他與毛澤東多次見面的印象時説:“毛澤東的詼諧談吐之中夾帶有一些暗示和主題，猶如瓦格納歌劇的序曲，需要加以發展才能顯示出它們的意義。”
而毛澤東在尼克松的眼裏則是:“毛澤東談吐隨便，言簡意賅，常常省去不必要的字眼，這給我以他想在頃刻之間把許多思路揉在一起的印象。他以安詳而又平和的語調闡述自己的觀點。”
1972年2月27日下午5時，中美兩國在上海展覽館，向全世界公佈了兩國簽署的《聯合公報》。5時50分時，基辛格博士與助理國務卿格林，在宴會大廳裏例行舉辦了新聞記者會……當基辛格博士在記者招待會上莊重地透露: 毛澤東主席自始至終密切掌握着中美兩國談判的整個進程，全世界的新聞輿論頓時一片譁然！人們的目光一下子就投注到了這位東方歷史巨人“毛澤東”的身上。
而此時此刻的美國總統尼克松，正自我陶醉在上海人民為他舉行的中國旅行最後一站的美酒佳餚宴會之中。尼克松顯得異常興高采烈，情不自禁地舉起酒杯，走到麥克風前即席講話:“聯合公報將成為明天全世界的頭條新聞，但是我們在公報中説的話，不如我們在今後幾年要做的事那麼重要。我們要建造一座跨越1.2萬英里和25年敵對情緒的橋樑，可以説，公報是搭起了這座通向未來的橋樑。"
尼克松又躊躇滿志地説道: “我們訪問中國這一週，是改變世界的一週。” 一旁的周恩來只是默默地望着尼克松，當全場熱烈鼓起掌時，周恩來也只是禮節性地隨着拍了兩下子。
中美兩國的上海《聯合公報》一發布，西方新聞界頓時發表了種種評價。法新社特別報道稱:“改變世界的一週”應該是“改變尼克松的一週”。
2月28日晨，周恩來將結束訪華的尼克松一行送走後，於當天搭乘“伊爾—18”飛機離開上海飛往北京。搭乘專機回京的還有隨行的記者們。
周恩來一回到北京，當即就前往中南海毛澤東的住所彙報情況。
周恩來彙報説:“尼克松很高興的走了。他説這一週改變了世界。”
“哦？！是他改變了世界？哈哈。”毛澤東幽默地説:“我看還是世界改變了他。要不，他隔海罵了我們好多年，為什麼又要飛到北京來？”
接着毛澤東自嘲而又風趣地説道:“還説改變世界吶，我幾次要改變吸煙的習慣，都改變不了。”毛澤東的這句引喻話，恰恰道出了中美兩國關係的真諦。
三、“他是一位無限深邃而豁達的偉大思想家、戰略家。”——大平正芳
1972年9月，大平正芳作為日本外務大臣為實現日中邦交正常化和1974年1月為簽訂日中航空協定而訪華，他先後兩次見到了毛澤東。大平正芳想，他可能是日本政治家中見到毛澤東的最後一個人。這兩次會見時，周恩來都在座。
大平正芳對毛澤東的印象是，他是一位無限深邃而豁達的偉大思想家、戰略家。他非常真誠坦率，談起話來氣勢磅礴，無拘無束，富於幽默感，而且使人感到和藹可親。
大平正芳是在中南海旁的住宅裏見到毛澤東的。那間接待室兼書齋裏擺滿了線裝書，書中夾着許多白色的書籤。大平正芳感到: 毛澤東似乎就在那裏過着專心讀書的生活。
◆毛澤東接見大平正芳。
大平正芳説，沒有看到毛澤東那裏有外國的書，但毛澤東對日本問題很感興趣，並且有很豐富的知識。毛澤東沒有去過日本，但他卻對日本的歷史和文化很是瞭解。
毛澤東在談話中舉出“I、RO、HA”及“A、I、U、E、”（都是日文字母的讀音—筆者注）評價説，創造了這些文字的日本民族是偉大的。毛澤東還對大平正芳説，他在學日文，還説想到日本留學。
大平正芳心中在想，這是毛澤東在半開玩笑。但大平正芳的嘴上卻説:“那我們可怎麼去照料您好呢？難辦哪，還是請您別去留學麼。”
毛澤東開玩笑地説:“你不友好啊！”
毛澤東在談話時，對自己年輕時的事也毫不掩飾，調皮就是調皮，不遮不掩，時不時地就發出朗朗的笑聲來，毛澤東無拘無束地與大平正芳在談論着……當談到第二次日中航空協定談判時，毛澤東幽默地對大平正芳説:“已經吵完了嗎？應當大吵呀！”
毛澤東在談話時，總是慢慢地在選擇着詞彙。他心中很有數，玩笑歸玩笑，但外交的尺寸，毛澤東是很有把握的。
毛澤東儘量特意地去抽出相當長的時間會見大平正芳和別的貴賓。大平正芳感到，在國務方面，毛澤東作為中國最高的領導人，他已做到了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在大平正芳的腦海裏留下深刻印象的是: 周恩來對毛澤東自始至終地保持了非常尊敬的態度。似乎可以肯定，毛澤東的偉大思想和周恩來作為卓越的組織者的能力，正是締造了今日中國的巨大動力。
四、“毛澤東那慈祥而又富有表情的面孔，總是在不斷地閃爍着智慧、沉着和堅毅。”——西哈努克
1956年當柬埔寨親王、前國家元首諾羅敦· 西哈努克第一次訪華時，毛澤東主席就會見了他好幾次，從那以後親王的每次訪華，毛澤東總是抽出時間來接見他，而每次的接見談話從未少過一個小時。中柬兩國的友誼十分密切。
西哈努克親王對毛澤東的初次印象是，毛澤東在他的面前就是人類中的一個偉大人物。毛澤東那慈祥而又富有表情的面孔，總是在不斷地閃爍着智慧、沉着和堅毅。西哈努克認為毛澤東之所以如此頻繁地接見他，而每次會見時間又如此之長，恰好是中國對柬埔寨國尊重的象徵。
毛澤東在第一次會見西哈努克親王時，就説中國贊成國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的外交原則，中國不會欺負小國。很小的柬埔寨完全可以同很大的中國在平等的基礎上做朋友，並且在互惠互利的基礎上發展關係。毛澤東認為柬埔寨採取中立乃是最好的國策和方針，中國會一如既往地支持這種方針。
在一年的“五一”節晚上，毛澤東與西哈努克進行談話還沒結束，大家都在等候毛澤東走上天安門城樓，以便開始放焰火。後來，西哈努克才知道，一些外國的外交官和記者們當時都在紛紛揣測，以為可能毛澤東因健康的原因才推遲放焰火的。
當時，有工作人員進屋來做了個手勢，意思是説登上城樓的時間到了，毛澤東説:“等一等，我同西哈努克親王談得正起勁呢。”
後來，西哈努克在回憶錄中寫道: 按原定計劃，毛主席一登上天安門城樓就開始放五一節的焰火，但聚集在一起的外交官們和公眾卻被破例地等候了整整一個小時。這正是因為毛主席想要從一個小國的國家元首那裏儘可能地多瞭解世界情況，而這個小國恰好在幾個小時之前成了一場最殘暴侵略的受害者。
毛澤東的關懷人民之情，不但體現在國內人民上，也更體現在國外人民上。所以，毛澤東不但受到了世界愛好和平的人民擁護與愛戴，也深深地受到了來華訪問的外交貴賓們的敬仰與熱愛。
1957年，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伏羅希洛夫來中國訪問。5月6日清晨4時30分，毛澤東來到伏羅希洛夫在北京的下榻處為他送行。
毛澤東關心地問:“20天來你累了吧？節目可能緊一些，你是不是沒有休息好？”
伏羅希洛夫説:“我最親愛的朋友——毛澤東同志，我一點也沒累，一切都好極了。偶爾由於太陽曬有些頭昏，在廣州吃了點蛇肉，也許肚子里正在展開了龍虎鬥，剛回北京稍稍感到不舒服，很快也就過去了。”
伏羅希洛夫接着又説:“我聽説你每天熬夜，我真心痛啊！你無論如何也別熬夜了。過去我也曾通宵地工作，結果身體受了不少損失。希望你這樣做: 太陽一出來你就向它問好，太陽一落你就向它告別，去休息。”
“好，要按太陽的規律辦事。”毛澤東又笑着説:“不要緊，我已經習慣了夜裏工作。”伏羅希洛夫連聲説:“不行不行，你不能這樣做。”接着又問毛澤東每天吸幾支煙。
毛澤東忙回答:“不多，有時把煙拿在手裏不抽，或者是燃着了不吸，看着它冒煙，在精神上也好像是吸了。”
伏羅希洛夫直搖着頭説:“我親愛的毛澤東同志，你如果想休息，隨時都可以到我那兒去，你想到哪就到哪兒，如像南俄的索奇和黑海岸上的克里米亞等地。”毛澤東説:“我深深感謝你，你這是很好的意思。”
伏羅希洛夫不是第一個勸毛澤東別熬夜的外賓。“要按太陽的規律辦事”，也不是毛澤東頭一次聽説，也更不是不曾試圖這樣去做過。但毛澤東那骨子裏的“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的為人民服好務的理念，那是他雷打不動、而又無法去改變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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