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為了抵制這個國家，而是為了學生們的權益和安危。
前不久，澳大利亞政府宣佈該國將在2021年12月15日對那些完全接種了新冠疫苗的國際留學生放開邊境，允許包括中國學生在內的外國學生重新來到澳大利亞留學和生活。
不過，多名熟悉澳大利亞留學環境的專業人士提醒留學生：希望他們能謹慎選擇那裏作為自己的留學目的地。
這些專業人士給出的擔心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即疫情持續惡化的風險、排華的政治輿論氛圍以及越來越低的學歷含金量。
在疫情方面，有專業人士指出，雖然澳大利亞的防疫政策比起美國來説還算不錯，但與中國等防疫優秀的國家相比，就差得很遠，其政策制定和執行方面都存在着明顯的懈怠和漏洞，且有些地區的單日確診數據仍居高不下。以墨爾本大學所在的維多利亞州為例，僅11月29日一天新增的確診病例就千例有餘；而在世界衞生組織於11月27日宣佈南非新發現了名為奧密克戎的變異毒株後，相隔僅一天澳大利亞SBS廣播公司就報道了澳大利亞新南威爾士州確診了兩例該變異毒株的確診病例。
不僅如此，該國也有不少右翼保守派分子在持續反對乃至對抗該國的疫情防疫措施。其中11月27日墨爾本市就再次爆發了大規模抗議遊行，千名抗議者聚集在墨爾本市中心，抗議目前的防疫和強制疫苗的政策。而且，這已經是澳大利亞連續第三週出現這樣的抗議活動。
同時，這種由疫情而引發的偏激社會心態，又進一步給長期通過妖魔化中國和中國留學生來煽動民族主義乃至種族主義情緒，以求騙取選票的澳大利亞右翼保守派政客、以及支持他們的部分澳大利亞新聞媒體，提供了刺激反華排華情緒的更多素材。
大量來自澳大利亞媒體自己的公開報道顯示，自新冠疫情爆發以來，澳大利亞國內的反華情緒不僅越發激烈，而且還逐漸“滲透”進了主流社會。英國《衞報》澳大利亞版幾個月前的一篇報道就介紹説，澳大利亞多個不同地區的華人社羣領袖自今年以來都曾接到過極為惡毒的“死亡威脅”信件，這些信件不僅認為華人以及所有中國人是新冠疫情失控的“罪魁禍首”，還認為中國“買光了”澳大利亞的奶粉和房子，甚至還拋出了“所有中國人都應該去死”的惡毒言論。
澳大利亞智庫“羅伊國際政策研究所”今年發佈的一項調查還顯示，自新冠疫情以來，每五個澳大利亞的華人中就有一個表示自己遭到過種族主義性質的人身攻擊。
所以，那些希望來澳大利亞留學，乃至希望來該國定居的中國人，都需要謹慎選擇。畢竟，上述我們提到的這些惡劣情況，針對的可不僅僅是中國留學生，更包括出生在澳大利亞的澳籍華人。
而且，這種情況在可預見的未來也難以出現好轉，因為格外重視與美國地緣政治關係的澳大利亞政府，勢必會進一步在南海、台灣乃至新疆和香港等一系列美國設置的反華議題上為美國“出頭”。與澳大利亞國防部和情報部門關係緊密的澳大利亞“官辦”反華智庫“澳大利亞戰略政策研究所”，近些年還得到了大量來自美國及其盟國政府的經費，專門為其在西方輿論場上炮製抹黑中國的內容。這家反華智庫幹出的其中一件相當卑劣的事情，就是給一切該機構“認為”與中國軍方“沾邊”的中國高校，都扣上了會“威脅”澳大利亞以及美國的“大帽子”。而該機構的澳大利亞“官方”背景，則意味着其發佈的這些內容勢必會影響到澳大利亞的相關政策。
圖為美國政府討錢給澳大利亞反華智庫“澳大利亞戰略政策研究所”，讓其在諸多反華議題上為抹黑中國編造黑料
最後，對於澳大利亞學歷的含金量問題，有觀點指出，與同水平的英美大學相比，不少澳大利亞大學沒有達到英美那種“產研結合”程度，澳大利亞相對薄弱的經濟結構和相對較小的市場規模也無法給數量眾多的留學生提供優質和豐富的就業機會。在中國國內，澳大利亞文憑的就業優勢也在不斷下降。國內知名大學和老牌的英美大學甚至新加坡知名大學的文憑，比澳大利亞的文憑更容易獲得用人單位的青眼。
香港《南華早報》的一篇文章亦指出，由於西方高校學位在中國不再罕見，且越來越多人擁有西方高校學位，這就使得西方學歷文憑在中國的競爭力減弱。同時中國高校的表現也穩步增長，與國外高校之間的差距正在逐漸縮小，使得國內畢業生就業能力逐步增強。
另外，澳大利亞教育產業化嚴重，生源參差不齊，入學門檻較低，也給澳大利亞的學歷文憑帶來了負面影響。
就連留學澳大利亞所能帶來的英語“語言優勢”，在中國國內的競爭力也不如從前了，因為中國國內的高校對於國際化以及語言教育的重視也起來了。
更別提通過留學而移民澳大利亞的路子，也在大幅收緊。澳大利亞政府近幾年不僅砍掉了近200個移民專業，對於移民申請者的打分要求也越來越高。
不僅如此，在新冠疫情仍然持續的當下，留學澳大利亞還會面臨的一個新的困境是，一旦疫情再次爆發，中國留學生很可能又要像去年那樣只能在家裏“上網課”。但這種網課不僅缺乏課堂交流，而且難以管理，再加上中國留學生本身也比較被動，不太愛發言，這種課堂效果可想而知。
實際上，同為澳大利亞主要國際留學生生源的印度留學生，也已經察覺到了澳大利亞國際教育產業的每況愈下。澳大利亞智庫“羅伊國際政策研究所”在12月7日的一篇文章中指出，除了澳大利亞在疫情期間對於印度採取的相對嚴格的入境措施，該國教學質量的下降和不良的就業環境，都在打消印度留學生選擇澳大利亞的積極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