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主時代（235－263）：休養生息挽不回的土崩瓦解
>惡性通脹
>建興十二年（234年），諸葛亮去世，季漢的復甦時代結束。
以競爭視野觀察，季漢在短期內，通過損耗社會活力和透支社會未來財富來汲取更多的資源，以集中力量打破僵局，其實無可厚非。
這就好比不同階層的人奮鬥。
富家子可以有大把的精力、財力用於全方面發展。而窮家子只能把有限的精力和財力用於一方面，比如考學或做生意。這是窮家子改變命運的唯一出路。不僅如此，窮家子還要犧牲大量的娛樂時間，加班加點，充電，熬夜，以透支身體來彌補出身的“先天不足”。
如果窮家子成功了，即可逐漸提升社會地位和改善生活環境，進一步可以選擇去發展自己的興趣愛好，抑或健身養生。總之，在競爭中成功脱貧後，他有了更多選擇。
季漢正是這樣的窮家子。在競爭視野下，以曹魏和孫吳的標準來苛責季漢，無異於以富家子來指責窮家子的不全面發展、透支健康。免於指責的唯一方法，似乎也只有乾脆認輸，退出競爭。結局當然是任人宰割。
倘若北伐大業取得成功，以目前所見史料看，雜糅儒家、法家、道家思想的諸葛亮，必然能夠推行“育養民物”（《三國志·蜀書·杜微傳》）的休息政策。
而後世所以的非議，都在於北伐失敗。諸葛亮五伐中原不成，自己的身體嚴重透支，終於支持不住，秋風星落五丈原。與諸葛亮一樣，經過嚴重透支，開始支撐不住的，還有整個季漢的經濟。
前文我們提到諸葛亮死後，季漢發行了新貨幣直百。彭信威先生將發行時間定在建興十三年（235年），理由是“劉禪更加恣意於奢侈，蔣琬等人的話未必能打動他”，於史無徵。（彭信威《中國貨幣史》P141）不過，他在後面提到了孫權鑄行大泉五百與直百的關係，似乎更有啓發。
吳嘉禾五年（236年），孫吳政府首次鑄行虛值貨幣“大泉五百”，即一枚面值500五銖錢的貨幣，這比季漢的“直百”系列面值更大。
大泉五百初鑄時為12克，季漢的直百在初鑄時在2.3－2.5克左右，重量大概是大泉五百的五分之一，與兩者面值的倍數正相符。由此觀之，孫權鑄造大泉五百，或許即是應對季漢“貨幣戰爭”的舉措。在此之前，孫吳境內使用的錢幣既有漢五銖，也有新莽時期的虛值貨幣大泉五十等。季漢大規模發行直百，加上之前嚴重貶值的直百五銖、太平百錢，終於使孫吳承受不住。為了防止銅料外流，乃鑄行大泉五百作為應對措施。由此觀之，直百鑄行的時間定在建興十三年（235年），大抵不會有錯。
諸葛亮去世後，蔣琬、費禕先後執政，季漢鑄行2克以上的直百。然而至遲在15年後，蜀錢的減重又破了紀錄。安徽馬鞍山朱然墓（朱然去世於赤烏十二年，即249年）出土的7枚太平百錢，只有0.9克。特別是還出土了一種叫“太平百金”的錢。這種錢本來也是太平百錢，但因為太輕太小，以致於沒有足夠的空間將“錢”字完整地刻鑄在錢幣上，於是“錢”字只能刻一半，變成了“金”。（費小路《三國吳朱然墓出土錢幣》）太平百金是一種比太平百錢減重貶值更嚴重的蜀錢，1克的太平百金已可稱為“大樣”了。
這15年裏，究竟發生了什麼，令季漢的經濟再度衰退呢？
其實，相比於諸葛亮時代，蔣琬和費禕都在努力息兵養民，費禕更不惜制約姜維、屢施大赦，來贏取疲憊的蜀民支持。但顯然，蔣琬和費禕的努力，換來的卻是經濟惡化。
因為蔣琬、費禕雖然清靜無為，但並沒有着力扶持季漢境內的社會經濟復甦，也沒有阻止錢幣的減重。
長期以來，季漢的貨幣政策，本身就是一種對民間財富的掠奪；而諸葛亮全力扶植的國營壟斷式的經濟體系，必然對民營經濟產生過度排擠。當紅利期過後，社會經濟的凋敝也就日漸明顯。所謂休養生息，已經是治標不治本。
如果仍以人來做比喻，諸葛亮時代的季漢，無疑是一位生病的窮家子。雖然他的工作有了點起色，但是身體已經隱約出現了問題。此時，窮家子需要的是治病，僅僅是卧牀休息已經無法使身體恢復健康了。
>季漢末日
>蔣琬、費禕尚不能挽救季漢的局勢，那麼在劉禪親政以後，季漢就只能江河日下了。
由於集權效應，季漢公正的法治實則建立在人治基礎上。要維持政治清明，依靠的是執政者自我約束。作為克里斯馬型的人物，諸葛亮留給季漢最大的遺產，莫過於廉潔奉公的精神。如蔣琬“為政以安民為本，不以修飾為先”，“好惡存道”；（《三國志·蜀書·蔣琬傳》費禕“雅性謙素，家不積財。兒子皆令布衣素食，出入不從車騎，無異凡人”。（《三國志·蜀書·費禕傳》）姜維“處羣臣之右，宅舍敝薄，資財無餘，側室無妾媵之褻，後庭無聲樂之娛，衣服取供，輿馬取備，飲食節制，不奢不約，官給費用，隨手消盡”。（《三國志·蜀書·姜維傳》）董允“秉心公亮”。（《三國志·蜀書·董允傳》）
然而，人治終究是不穩定的。費禕、董允死後，劉禪親政，重用陳祗、黃皓，蜀政漸亂。與此同時，姜維重新啓動了大規模北伐。姜維雖然錄尚書事，但常年軍旅在外，實則只統軍，不統政。諸葛亮時代以一己之力維持軍事行動與財政平衡的機制，此時徹底無法維持下去。
這種平衡的打破，其實只是一個縮影。姜維連年北伐，或有慘敗，這使得季漢對效率的要求變本加厲，季漢經濟被進一步掏空；而劉禪重用佞臣，政治混亂，也使得公平無法維持。諸葛亮時代在效率與公平之間建立的平衡機制徹底崩盤。
而且我相信，諸葛亮時期全力打造的國營經濟體系，即鹽鐵專賣與錦官企業，伴隨着季漢亂政，在這時也一定出現了效率低下問題。
舉一個簡單的例子。還是在諸葛亮時期，季漢的軍工企業“作部”即出現過人浮於事和嚴重的質量問題。建興七年（229年），諸葛亮發動第三次北伐，進攻曹魏武都，命部隊拆除魏軍的鹿角，結果“一日鹿角壞刀環千餘枚”。所幸在此時，魏軍撤退，“若未走，無所複用”。隨後，諸葛亮“自令作部作刀斧數百枚，用之百餘日，初無壞者”，方知“彼主者無意，宜收治之”。靠着諸葛亮的事必躬親，對作部工作及時監督和調整，才在未來的戰爭中沒有釀成“敗人軍事”的慘禍。（《太平御覽》卷337、763引《作斧教》，見《諸葛亮集》）
諸葛亮時期尚且如此，就更不要提劉禪親政時期了。
此時的季漢，就好比一個身體嚴重透支、已經生病的人，沒有及時就醫，只是簡單休息了一陣，又開始熬夜加班；不僅如此，竟然還要花錢充值熬夜打網遊。
那麼這個人的命運，也只有死路一條。
作為被剝削最為嚴重的益州人，越來越多地詛咒季漢滅亡。如蜀中大儒譙周，諸葛亮去世時，他“在家聞問，即便奔赴，尋有詔書禁斷，惟周以速行得達”；擔任太子劉璿家令期間，對太子多有規勸。從這裏來看，經歷了諸葛亮時代的譙周，與那些嚴重牴觸劉備的蜀中大族並不同，他對季漢政府並沒有那麼排斥，工作也可謂盡職盡責。或許諸葛亮的人格魅力，曾一度感染了譙周。
不過，隨着季漢經濟的再度崩潰，譙周的態度也發生了巨大轉變。“於時軍旅數出，百姓凋瘁”，譙周乃作《仇國論》，號召停戰。（以上見《三國志·蜀書·譙周傳》）又散佈謠言，説“先主諱備，其訓具也；後主諱禪，其訓授也。若言劉已具矣，當授與人，甚於穆侯、靈帝之祥也”，（《宋書·五行志二》）詛咒季漢早日亡國算了。
國勢日蹙，不僅導致益州人再度對季漢離心離德，也導致季漢統治集團內部崩解。代表劉禪擴張皇權而干預朝政的宦官黃皓、主張休養生息的執政大臣諸葛瞻（諸葛亮之子）、主張用兵自強的軍事統帥姜維，矛盾日深。
各種動盪，對季漢的經濟無疑雪上加霜。季漢末期，劉禪又鑄行了新錢“定平一百”。此錢最重者不過1.7克，稍大的1.1克，而大多數不過1克以下，甚至有大量0.4－0.5克的輕錢；與此同時，直百錢也瘋狂減重，出現了0.3克的劣幣，比定平一百有過之而無不及。
蜀錢減重貶值至此，是季漢政府在主動減重、對蜀中人民瘋狂搶劫，還是被盜鑄者帶壞節奏被迫貶值，一切似乎已經不重要了。因為它的後果都一樣：“主闇而不知其過，臣下容身以求免罪，入其朝不聞正言，經其野民皆菜色。”（《三國志·吳書·薛珝傳》裴注引《漢晉春秋》薛珝語）
季漢經濟破產，蜀民的正常生活已經無法維持。即便諸葛瞻成功擋住鄧艾，即便姜維逼退鍾會，等待劉禪和季漢的，仍然是被蜀民拋棄的命運。
>晉政初代（263－268）：世家大族的解放
>炎興元年（263年），魏將鄧艾偷渡陰平，在益州大族譙周的勸説下，劉禪決定投降，季漢滅亡。
司馬氏控制的曹魏政府，將進入益州的人士大量遷出，“後主既東遷，內移蜀大臣宗預、廖化及諸葛顯等並三萬家於東及關中”。（《華陽國志·大同志》）同時下詔：“勸募蜀人能內徙者，給廩二年，復除二十歲”。（《三國志·魏書·陳留王紀》）又宣佈“特赦益州士民，復除租賦之半五年”。（《三國志·魏書·陳留王紀》）
自中平五年（188年）遭到入侵的益州人，特別是自建安十九年（214年）被捆綁在季漢戰車上的益州人，終於獲得瞭解放。
在“九品官人法”為基礎的曹魏和西晉的統治下，在善待蜀人以爭取孫吳的策略下，益州的世家大族不僅獲得了夢寐以求的“蜀人治蜀”之權，更獲得了在朝廷中晉升的空間。
息民、免税、停戰、自治，一切都來之不易，一切又是那麼美好。
是的，很美好，但這並不是全部。
《華陽國志·李特雄期壽勢志》：“鍾、鄧之役，放兵大掠，誰復別楚、蜀者乎！”
《晉書·王濬傳》：巴郡“郡邊吳境，兵士苦役，生男多不養”。直到王濬接任太守，“嚴其科條，寬其徭課，其產育者皆與休復”，這才“所全活者數千人”。這不僅讓人想起那句名詩：“信知生男惡，反是生女好。生女猶得嫁比鄰，生男埋沒隨百草。”
甚至在泰始四年（268年），蜀中還爆發了假託諸葛瞻的起義。“故中軍士王富有罪逃匿，密結亡命刑徒，得數百人，自稱諸葛都護，起臨邛，轉侵江原。江原方略吏李高、閭術縛富送州，刺史童策斬之。初，諸葛瞻與鄧艾戰於綿竹也，時身死失喪，或言生走深逃。瞻親兵言富貌似瞻，故富假之也。”（《華陽國志·大同志》）
這就是被曾經的蜀中大族寄予厚望的西晉。也許，當“解放者”晉軍來到蜀中後，對他們夾道歡迎的，也不過是那些重獲權力的大姓豪強。至於蜀中小民，依然苟且，不過繼續做待割的韭菜而已。
“葛公在時，亦不覺異，自公歿後，不見其比。”（《小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