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山裏的支教老師：我願一輩子“作秀”
杭州小夥楊明放棄豐厚收入，支教貴州山區11年；走遍黔西30多個村落
畢節市黔西縣，貴州西北部的大山裏，天亮得遲。
清晨六點，楊明從宿舍裏走出來，睡眼惺忪地去洗漱。昨晚，他又熬夜工作到了一點半。過往十餘年，這是他工作的常態。
這是楊明來支教的第11年，從青磚瓦、木窗户的簡陋校舍到明亮開闊的學校，楊明也終於擁有了一間自己的宿舍。
長達幾年，楊明都住在教室裏，一張摺疊牀，一牀被子。後來教室被用作食堂，楊明就搬到樓梯一個角落的儲物間，不足五平米。因為電網改造，學校經常停電，楊明就點着蠟燭工作。他送學生回家，村民留他過夜，他吃遍了百家飯。
11年來，楊明走過了上千公里家訪路，30多個村落，“在黔西的地圖上如果標註我住過的地方，可以畫出個夏夜星空圖來。”
黔西幾乎沒有人不認識楊明。頭幾年，學校的師資力量弱，一個人幹好幾個人的活，經常就工作到後半夜。
也因此落下了一身毛病。因為低血糖，説話太久會頭暈無力，他隨身會攜帶糖果。頸椎、腰椎、膝蓋也都出了問題，但他始終都不肯去醫院做檢查。
近幾年，因為媒體報道，楊明遭受到一些質疑，“是不是在作秀？”“有什麼目的？”當時，楊明已經度過了最艱難的七年，他覺得有非議很正常，“一兩年是作秀，十年八年呢，我可以一直作秀做下去。”
2009年，25歲的楊明(右一)隨愛心支教團隊前往貴州支教。
杭州“爸爸”
週末的工作依然繁忙。快到傍晚，楊明不停看時間，因為晚上，他要去陪“兒子”看電影。
楊明來到“兒子”王小告(化名)家裏，剛一敲門，一個胖乎乎的男孩跑着來開門，喊了一聲“爸爸”。他盼這天盼了好久，爸爸要帶他去影院看《我和我的家鄉》。
小告今年十歲，是楊明班上的學生。八個月大的時候，在外務工的父親不小心從三樓摔下來，過世的時候才二十三四歲，母親後來也改嫁了，是爺爺奶奶把他養大的。家裏的牆上掛了一張父親的遺像，小告對於父親只有照片上的模糊記憶。
楊明在一次家訪中瞭解到小告的情況，他主動跟孩子爺爺説，“要不把你家孫子‘送’給我吧”。小告爺爺特別高興，對小告説，“現在你終於有爸爸了！還是一個老師爸爸。”
沒有一點猶豫和羞澀，小告衝着楊明就喊了一聲“爸爸”，就像是已經偷偷練習過很多次。當天正好是小告十歲的生日。
他買了乒乓球拍作為生日禮物送給小告，還給小告和自己買了套一模一樣的親子裝，“孩子需要父親，我也有一種當爸爸的幸福感。”
這是楊明第二次看《我和我的家鄉》，“在裏面好像看到了自己，每個故事都很有共鳴。”朋友和親戚看完電影，立刻就發消息説，看到範偉扮演的那個支教老師，就像看到了楊明。
1990年代初，楊明在杭州蕭山的農村裏上小學。學校由老祠堂改建，青磚瓦房，木窗子，和電影裏一樣，“時代變化太大了，我在家鄉已經看不到童年的影子，但是在貴州的大山裏，我好像回到了我的童年。”
來貴州支教11年，楊明的杭州口音沒變，長相倒是越來越像一個貴州人，膚色黑了，頭髮白了，皺紋多了，身高一米七二的他體重也從一百二十斤瘦到現在的一百零幾斤。他認了不少乾兒子和乾女兒，以前每個月工資只有一兩千，除了自己吃住，他基本都花給了學生，買文具、輔導資料、衣服鞋子。
在黔西地區，村民文化水平普遍不高，大多數孩子讀完九年義務教育，就輟學去外地打工。2018年，楊明在觀音洞鎮景山小學教書時，得知苗族村寨裏貧困學生楊志遠(化名)學習成績很好，但是父母沒有錢支付高中學費。初中畢業後，父親想讓他出去打工，他不忍心給家裏添負擔，決定放棄中考。
楊明來到楊志遠家，決定資助他上高中。
如今，楊志遠在黔西縣世傑中學念高三，成績在班級名列前茅。壓力大的時候，他就給楊老師發微信。三年來的家長會，籤的都是楊明的名字。在楊志遠心裏，“楊老師是除了父母之外，對自己最重要的人，早已把他當做了父親。”
楊明在家訪的路上。
上千公里的家訪路
今年5月，楊明從黔西坪子小學被調到黔西縣新建的錦繡學校。這是一所為易地扶貧搬遷子女建的學校，幫助1650名易地扶貧搬遷子女實現就近上學。
大部分孩子是留守兒童，父母在外打工，和爺爺奶奶一起生活。楊明每天給孩子們上完課再送他們回家。
這是楊明來貴州支教的第六所學校，有70多位老師，幾乎都是本地老師，平均年齡也都在32歲左右，“像我這樣36歲的算老的咯，比我大的應該沒幾個了，”楊明笑着説，被曬得黝黑的臉上皺紋很深，“甚至有人問我你是不是70後的。”
2008年，24歲的楊明大學畢業，從重慶回到杭州。對外漢語專業的他在當地一家外貿公司工作，月薪過萬，還被公司派駐迪拜，在親戚眼裏是事業有成。
但楊明不喜歡，“收入再高也沒用”。2009年，瞞着父母，楊明隨着一支愛心支教團隊來到貴州。
楊明還記得第一次到貴州的情形，路途格外遙遠，沒有高速，從貴陽到黔西大巴車走的是一條老舊的公路，沿着大山，一路顛簸。進入農村後，就像在坐船，搖搖晃晃地開着，車後能揚起一大片塵土。直到天黑才到了黔西縣金碧鎮瓦廠小學。
楊明被眼前的一幕震撼。2009年，這所小學卻像是被時間封印在上個世紀90年代。古老的磚牆，叮叮噹噹的敲鐘聲，“我上小學的時候已經有電鈴了。”學校有將近三百名學生，高原紅的臉蛋上鑲嵌着一雙稚嫩明亮的雙眼，年齡看起來比城市裏的小學生要大些，他們對遠道而來的老師充滿好奇。
鄒安權是瓦廠小學的老教師，比楊明大十幾歲。在他印象裏，楊明是第一個來到這個小山村支教的老師，“高高瘦瘦的，長得也清秀，一個陽光的大學生。但他一個外省人，不可能在這地方待下去的。”
楊明也以為，一年後自己就會回到杭州。
他和同伴租住在路邊的一所房子裏，只有一塊牀板和一盞電燈。旁邊就是一個牛圈，老鼠經常光臨他們的住所。沒有辦法洗澡，就用毛巾簡單擦一下。實在忍不了，楊明就去附近的地下河裏洗澡。
最大的困難是挑水，儘管從小在農村長大，楊明也沒有挑過水。吃住的用水要從一公里的地方挑來，山路難走，扁擔硌在他瘦弱的肩膀上，疼得説不出話。因為買菜不方便，孩子們經常會給楊明送來青菜和雞蛋。
九月初，班裏轉來一個學生，每天都穿着雨靴，拄着一個長長的木棍來學校，有時候全身都是濕的，楊明覺得詫異。國慶放假前，他就跟着男孩一起回家，一路泥濘坎坷，必須要拄着木棍前行，還要趕走野狗和突然從草叢裏出來的蛇。山裏的天氣時常下雨，一路有很多污水坑。
沒多遠的路走了一個多小時，到家時已天黑。家長看到楊明一臉驚訝，“你是第一個到我們家裏來的老師。”
也是從這時候起，楊明開始了他漫長的家訪路。山路崎嶇，直線一公里，走起來得個把小時，“一個孩子這頭喊一聲，那頭是能夠聽到的，但是要上山下山。”最遠的一次他走了兩個多小時，有七八公里。11年裏，穿壞了無數雙鞋子，有時候一雙新鞋都穿不到半年。
“附近幾十個村子都去過了。走出了一條長征路，這是絕不誇張的。”楊明説。
楊明的腳上全是傷口，每到冬天，就像凍瘡一樣開裂，每走一步都鑽心的疼，用了不少藥都不管用。一次他走在家訪路上，一個學生的奶奶招呼“楊老師，來我家坐一下。”她拿出一雙毛線織的鞋，用方言説“你這個腳皸裂開了，這是凍傷了，你試試我這雙鞋。”楊明穿進去，不大不小，非常合腳。温度從腳心向上蔓延。
一次家訪途中，楊明在山上發現了一所無人問津的小學校，要爬一個多小時才能上去。學校一百個學生，只有五六個老教師，還在修建，非常簡陋，燈光昏暗，兔子和雞就在院子裏來回跑，旁邊有幾個孩子看上去年紀很小，在收割玉米稈子。
這所學校就是楊明後來支教了七年的觀音洞鎮景山小學。
2018年，楊明在熊洞村家訪。
艱難的選擇
一年後，支教隊員紛紛離去。令所有人意外的是，楊明考了貴州省黔西縣特崗教師，選擇繼續留下來，在景山小學教書。
鄒安權也很詫異，“本地老師都沒有像他那樣走幾個小時山路去做家訪。一個外來的老師這麼拼命，我敢説遠近沒有一個像他這樣的。”鄒安權也選擇了景山小學，和楊明繼續做同事。楊明會教老師們用電腦，他也是學校裏唯一一個有智能手機和懂英語的人，學校的大事小情都要他來幫忙，他不懂拒絕，經常就熬夜工作到凌晨。
“現在他頭髮比我的還白，和剛來時比，簡直變了一個人。我們早就拿他當我們家鄉人來看待。”鄒安權説。
楊明捨不得這些孩子。
他記得有一個學生的家，就是一間磚砌的小平房，只有空空的幾面牆。家裏連一個像樣的杯子也沒有，就是用塑料礦泉水瓶剪成的杯子。農村房頂高，只有一個吊燈，孩子晚上寫作業時光線很弱，一直揉眼睛。在心願卡上，很多孩子寫下“我想要一個枱燈”，“我想要一張書桌”，“我想要一盒水彩筆”。
“其實有的人家不是買不起，但就是沒想到，沒有這種教育理念。”楊明嘆氣。
還有一些孩子父母在外打工，是爺爺奶奶或者其他親人帶大，在心願卡上，他們寫的是“希望爺爺奶奶能有個按摩的洗腳盆”，“想給伯伯買一件厚衣服跑摩的穿。”
這些心願楊明都會幫孩子們實現，早些年做老師時他的工資每個月只有一兩千，但他大部分都花在學生身上。自己的衣服就在淘寶上買幾十塊錢的，一穿就是好幾年，剛來支教的短袖到現在他還在穿。
除了基礎的文化教育，楊明也帶孩子們上勞動課。
農村的原生態茶葉很好，楊明就帶着學生們去山上採茶、挑選茶葉，一起做茶，做好的茶葉他在朋友圈賣了幾百塊錢，五十塊錢一兩，比村裏人平時不加挑選賣的茶葉高十幾倍。賣茶葉的酬勞他分給孩子們，大家特別開心。中秋節前，他在網上買模具，看教程，教孩子做月餅和綠豆糕。端午做粽子，清明做茶葉。
劉廷江是景山小學的首任校長，看到偏僻的小學來了一個年輕大學生，喜悦難以言表，“不要説杭州，就是貴州其他城市來的，我們都很高興。他和學生們一起吃、一起住、一起玩，還教少數民族的老人識字。孩子們喜歡他帶來的那種外面世界的東西，成績也明顯提高。”
楊明是有機會離開大山的。2012年，他買了考研的教材，想利用空閒時間多學習。工作佔據了大部分精力，複習的時間很少。
楊明沒想到自己會考上。但第二年，他收到了重慶市委黨校哲學系的錄取通知書。鄒安權和幾個老師勸他為自己的前途考慮，去讀研，家人也希望他去讀研。但學校的領導想留住他。整整一個暑假，他都留在學校裏糾結到底要不要去。
決定去讀研的前一天，孩子們紅着雙眼把留言卡送給了楊老師，上面寫着周華健《朋友》的歌詞，“朋友一生一起走，那些日子不再有。一句話，一輩子，一生情。”楊明拿着那張沉甸甸的紙，流下了眼淚。
最後他留了下來。
楊明和黔西觀音洞鎮景山小學的孩子們。A12-A13版圖片/受訪者供圖
最大的遺憾是對不起父母
2000公里外，杭州蕭山戴村，楊明的母親平時種種地，父親釀酒。兩個老人都已經60多歲，日日夜夜想念着遠方的兒子。
剛知道楊明考了貴州特崗教師時，家裏人都反對。父母聽説貴州農村條件不好，交通不方便，天天給楊明打電話問他那邊是什麼情況，“還是早點回家吧”。一些親戚直接問，“你現在能拿多少工資，能存多少錢？”問得他啞口無言。表弟和他説，“杭州七八千塊錢工資的工作，如果你找不到，我來幫你安排。”姐姐也不支持，但知道弟弟喜歡當老師，“回來的話你進不去公辦學校，私立學校也可以的，或者説哪怕是培訓機構都可以，收入都不會很低。”
但楊明堅定了主意，雷打不動。多年來，他都報喜不報憂。
平時楊明給父母的錢，老人都攢着捨不得花。姐姐楊飛玲在杭州一家公交公司上班，住在父母的隔壁鎮上，方便照顧四位老人。
去年父親做結石手術，在醫院住了十幾天，姐姐楊飛玲日夜守在病牀旁。那段日子，楊明內心十分煎熬，恨自己不能陪在父親身邊。今年疫情最嚴重的時候，母親又感染上肺炎住院，楊明因為隔離政策，沒能回來。他每天憂心忡忡，難以入眠，覺得自己對不起父母。
“想兒子啊，每天想，想讓他回來，但他做的事情確實有點偉大。”提起兒子來，楊明的父親聲音裏滿是激動和驕傲。
五年前，家人開始在媒體報道上看到楊明的故事，看到照片裏他滿是傷口的雙腳和簡陋的校舍，才知道這麼多年楊明經歷了什麼。
也是因為報道，楊明開始遭受一些網友的質疑，“是不是在作秀？”“有什麼目的？”楊明覺得有非議很正常，“要是作秀能一直做下去也行。”
頭幾年，楊明很害怕參加同學聚會。同學都在企業工作，有房有車，而他還在用第一代智能手機。他感覺自己在一個很封閉的環境裏，外面世界發展得太快了，已經跟不上時代。同學説，“在山區你就買輛二十萬左右的國產四驅車，性能也不錯，”楊明只能尷尬笑笑，“在他們眼裏，二十萬就好像是個很輕巧的數字，但對我來説幾乎不可能。”現在，楊明唯一的代步工具就是一輛自行車。每次聚會結束後，他都有種格格不入的失落感。
去年，楊明在黔西縣買了一個房子，老人把兒子給的錢又給他湊了十多萬的首付。楊明貸了最長的期限，每個月還一千多。上個月，楊明把父母接去貴州玩，這是老兩口第一次去兒子工作的地方，他帶着父母去看了自己支教的學校。
回來後，父母再沒提過讓兒子回家的事情，他們親眼看到了那片大山，理解了楊明。
楊明的微信名字是“山花”，他期待山裏的孩子們像花朵一樣綻放，能走出大山，再走回來，擁有多彩的人生。
距離高考還有七個月，楊明資助的孩子楊志遠已經定好目標院校——中央民族大學。對於大山裏的孩子來説，北京就是他們最嚮往的地方，“要去就去最好的地方”，他要學教育相關的專業，畢業後再回到黔西做一名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