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女子謀殺親夫案，王安石和司馬光展開大辯論，震動了整個大宋
北宋宋神宗時代的阿雲案真是轟動一時，本來這只是一件普通的刑事案件，朝廷之上竟展開長達兩年多的辯論，王安石和司馬光兩個死對頭也因此針鋒相對。
宋朝時的女人
登州的一個女子叫阿雲，在母喪期間竟被自己的叔叔強迫許聘給一個姓韋的男子，當年阿雲年僅13歲。阿雲嫌姓韋的男子長得太醜，持刀來到韋姓男子家，企圖殺死這個男子。男子拼命抵抗，阿雲刺了十幾刀，結果砍斷這男子的一隻手指，然後逃跑了。當地知縣派人抓了阿雲，還沒有進行刑訊，阿雲主動交待了事情的經過，並認了罪。
知縣認為這是謀殺親夫，判了死罪。此事上報到登州知州許遵那裏，許遵認為阿雲在刑訊前就招認了，符合自首減刑的條件，不能判死罪。許遵把他的意見上報到刑部和大理寺兩個主管司法的部門。刑部和大理寺研究案情之後，按照《宋刑統·賊盜律》的規定：“諸謀殺人者，徒三年；已傷者，絞；已殺者，斬”，上報宋神宗，判了個絞刑。
宋朝時的女人
本來這事到此可以結束了，誰知許遵升職了，任大理寺卿。許遵對此案仍耿耿於懷，上任後竟推翻之前刑部和大理寺的判法，要求複核。許遵堅持認為此案符合自首減刑的原則，應從輕判罰。宋神宗決斷不下，於是許遵建議將此案轉交兩制議論（宋朝實施兩制議政制度），翰林學士王安石和司馬光出場。王安石支持許遵的建議，認為應該從輕判決，司馬光支持刑部和大理寺一些官員的意見，認為要重判。宋神宗又讓翰林學士呂公著、韓維等也加入討論，最終形成統一的意見：支持王安石的意見，即免去阿雲的死罪，進行減刑判罰。
司馬光和王安石
宋神宗於熙寧元年七月下詔：“謀殺已傷，按問欲舉自首者，從謀殺減二等論。”，即阿雲符合減刑條件，給予減刑。不過，此事卻仍然沒有結束，刑部及大理寺很多官員對這個判罰並不滿意，紛紛上書，宋神宗只好要求王安石與這些官員進行辯論。更有意思的是，宰相陳昇之、樞密副使韓絳等人支持王安石，而宰相富弼、樞密使文彥博、呂公弼等人則支持司馬光，新一輪的辯論又開始了。雙方僵持不下，宋神宗拍板做了最後的決定，仍支持王安石的建議，維持輕判。一場耗時兩年之久的大辯論才到此結束。
其實阿雲案的整個過程是非常清晰的，朝廷上雙方爭執的是北宋時的法律制度問題。兩派的基本爭執點可以分為幾點：
羣臣
1.是否是謀殺親夫。阿雲與韋姓男子的許婚本身就不合法，因為阿雲正在服母喪，所以許遵認為這不是謀殺親夫。刑部和大理寺的官員卻認為已經訂婚，仍屬謀殺親夫的範疇。如果是謀殺親夫，則案情性質是非常惡劣的，也會影響到判罰。
事實上關於這點，在王安石和司馬光參與辯論之後就不成為焦點，後來刑部和大理寺的官員也認為這點情有可原。
羣臣
2.是否屬於自首減刑的範圍。
宋代的法律對於自首的辨別與現代法律有明顯的區別，現代法律認為犯案後主動投案才是自首。但宋朝時則分兩種情況下，一種是官方沒有發現犯罪行為時主動投案；另一種是官方發現了犯罪行為並進行追究時主動招認，即“按問欲舉自首”，兩種都屬於自首的範疇。阿雲屬於第二種情況，但司馬光在辯論時向宋神宗上書的《議謀殺已傷按問欲舉而自首狀》中卻稱縣尉審訊時曾嚇唬要動刑，阿雲只是一個年僅13歲的弱女子，哪能熬得住當時的刑罰，於是害怕之下招了。原則上，阿雲並不算是主動招認。只是在宋朝時仍屬“按問欲舉自首”的範圍，即認定阿雲確實是屬於自首。
不過，朝廷中兩派爭論的焦點並非於此，而是在於謀殺已傷是否可以減刑。
羣臣
許遵和王安石認為減刑，其理由是：“自首陳者得減罪二等坐之”，阿雲的情況符合按問欲舉自首的情況，應當減刑。司馬光認為不能減刑，其依據是《宋刑統》規定“其於人損傷，不在自首之例”，《宋刑統》進一步解釋“假有因盜故殺或過失殺傷財主而自首者，盜罪得免，故殺傷罪仍科”，即宋朝法律規定，故殺或過失殺傷是不能自首的。
在辯論過程中，許遵企圖説明阿雲犯的是“謀殺”和“已傷”兩罪，將“謀殺”和“已傷”分開，其原因就是司馬光等人抓住“已傷”不能自首減刑這一點，但“謀殺”卻可以自首減刑。實際上許遵和王安石在偷換概念。
王安石雕像
司馬光引用的《宋刑統》中規定的“已傷”是指因盜或過失而引起的“已傷”，並非明確指出是謀殺造成的“已傷”，雖然謀殺比偷盜或過失的性質要惡劣很多。
這麼看來，造成這種辯論的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宋朝的法律有漏洞，法律雖然規定謀殺已傷怎麼判罰，卻在謀殺自首和已傷自首的規定上存在矛盾。不過，宋朝是儒學盛行的時代，而非法治時代，在當時的人看來，法律不外乎人情。許遵和王安石都同時強調一點：如果此案不能減刑的話，即斷了謀殺自首的路，無法達到導人向善的目的，同時奸惡之人不會自首，而只會長久為惡。另外，按照慣例，在宋朝時如果有案子無法決斷，上報到朝廷或皇帝那裏時，皇帝一般會本着輕罰的原則進行判決，即體現大宋官家的仁慈。
王安石畫像
《宋史·許遵傳》：“而遵更稽留不斷，為之伸理，欲令天下今後有似此之類，並作減二等斷遣，竊恐不足勸善，而無以懲惡，開巧偽之路，長賊殺之源，奸邪得志，良民受弊，非法之善者也。”
所以在兩制議論此事時，宋神宗才會採納王安石的建議，以仁慈為本，赦免阿雲的死罪。宋神宗曾三下詔書，一次是在熙寧元年七月，判罰“謀殺已傷，按問欲舉自首者，從謀殺減二等論”，即減刑。第二次是在熙寧二年，詔為“自今謀殺人已死自首及按問欲舉，並奏取敕裁”，即宋神宗擴大範圍，認為謀殺已死也可以自首，此舉使得刑部和大理寺的官員直接抗旨。宋神宗才下了第三次詔書：“自今謀殺人自首及按問欲舉，並以去年七月詔書從事。其謀殺人已死，為從者雖當首減，依《嘉祐編敕》：兇惡之人，情理巨蠹及誤殺人傷與不傷，奏裁”，肯定謀殺已傷和謀殺已死均可自首，但兇惡之人及情節嚴重的應上奏裁決。如果説宋神宗下第一首詔書只是聽從王安石的建議，那麼第二詔書就已傾入過多個人感情，甚至是與刑部、大理寺官員鬥氣，第三首詔書則又糾正第二道詔書的錯誤。
司馬光
刑部、大理寺的官員為什麼要堅持重判呢？其實關鍵的問題不在案件本身，而是在於政治權力的鬥爭。當許遵上報此案時，刑部和大理寺已經做出判決，宋神宗也本着仁慈免了死罪，只是仍需要坐牢。許遵當上大理寺卿前，朝中刑部、大理寺一些官員已經因此事彈劾許遵，認為他斷案不公，不能任大理寺卿。最終許遵還是當上了大理寺卿，他上任後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求複核此案，並要求交兩制議論。刑部和大理寺都是北宋的司法部門，阿雲案是其職權之內，刑部和大理寺都希望能夠自己解決此事。交兩制議論，讓翰林學士干涉了刑部和大理寺的判罰，奪了刑部和大理寺的司法權，這是刑部和大理寺一些官員所不能容忍。
司馬光
宋朝法律有漏洞，為期兩年的辯論已經證明了這一點。既然有漏洞，那麼就應該修訂法律，填補漏洞，完善律法。可是，從現今留傳下來的《宋刑統》來看，宋朝似乎並沒有因此修訂法律，仍以宋神宗的詔書為準。看來，朝廷之上兩年的辯論也沒有什麼實際意義。
阿雲案如果發生在現代，去掉13歲未成年人這一因素外，謀殺未遂致人傷殘，情節也是比較惡劣，又不符合自首情節，判罰也不會太低。宋朝沒有未成年人這種説法，不過阿雲運氣不錯，判決沒過多久遇到天下大赦，阿雲被赦免了。
司馬光
有些野史説司馬光因此事懷恨在心，王安石變法失敗後，司馬光當上宰相，利用職權，重新翻案，並下令殺死了阿雲。不過我認為此事可靠性不高，司馬光雖為人固執，但還算正直，也不至於那麼小心眼，況且此事都過了10幾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