陰謀確實存在。有時候，一羣人為了取得、保持或擴大權力和財富，會實施秘密的計劃。18世紀的時候，一羣在美國的激進分子因為害怕倫敦方面密謀剝奪他們的自由，策劃出了自己的一套陰謀來對抗倫敦。1775年的槍聲響起的時候，在波士頓的英國將軍把約翰·亞當斯稱作“有史以來的頭號反政府陰謀家”。
兩個月以後，還沒有發瘋的國王喬治三世把殖民地的反叛稱作“孤注一擲的陰謀”。《獨立宣言》的主要內容列舉了殖民地的人們對國王誇大其詞的抱怨，他們認為國王密謀奴役他的美利堅臣民，他“計劃將這裏的人們置於絕對暴政之下”。 因此，美國人從一開始就有理由相信，陰謀是政治和歷史的重要推手。正是因為有了這樣的先例和一點事實作為根基，謬論才開始生長並持續堅挺。“它的力量，”認知心理學先鋒傑爾姆·布魯納（Jerome Bruner）對於謬論這樣解釋道，“在於它遊走在幻想與現實之間的那條若有若無的細線。”
結果就是，使美國得以建立的配方——我們獨特的歷史，我們獨特的心理，以及這兩者之間的共生關係——也正是使我們習慣性地相信陰謀論的配方。 首先，讓我們來考慮一下新教——一套基於事實的反傳統信仰體系，用來替代梵蒂岡錯誤腐化的版本。清教徒們在串通一氣的精英的壓迫下，以受害者自居，並最終把自己逼上了自我放逐的道路。後來，異見者組成的新美國又立刻產生了自己內部的異見者，反叛者和壓迫者都以為對方在密謀消滅自己。
基督宗教本身，尤其是我們本土這種偽裝在高度理性化面具之下的宗教，等同於相信世界上最恢宏、最偉大的陰謀：上帝作為主謀，在一個共謀團隊——天使們和先知們——的協助下，策劃和實施他包羅萬象的終極計劃。就像宗教對世界的解釋一樣，陰謀論的解釋使得人們想要把各種線索聯繫在一起——不管是真實的還是想象的線索——並把一切都歸咎於意圖、設計和目的，全然不顧隨機因素和偶然事件這種往往更加重要的力量。
捕風捉影式的陰謀論傾向於想象範圍廣、時間長、影響深遠的密謀。耶魯歷史學家大衞·布里翁·戴維斯（David Brion Davis）寫道： 19世紀的美國陰謀論一般由些許的事實與誇張的幻想黏合而成，但陰謀論的核心主題——這對妄想式思維十分重要——是堅信有一種排他而統一的結構把一種目標明確的模式強加到原本不可預知的事件上。我們或許可以認為，這種想法來自啓蒙運動內在的自由主義信念，這種信念認為人們可以用某個理性的計劃塑造歷史……當事件的非理性特徵證明光明之子已經失去了控制，那麼一定是黑暗之子悄悄地握住了歷史的槓桿……對美國萬能力量的幻覺……很容易引發對非美國萬能力量的恐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