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些網文和小説中，提到古代科舉考試時，為了説明考試難度很大，總是喜歡添油加醋、誇大其詞！甚至形容讀書人蔘加科舉考試，猶如過“鬼門關”：考生們一入考場，就把考場的大門上鎖，還要在大門“貼上封條”！所有考生必須呆在狹小的考房裏，“連考九天七夜”，直到把三場考試連續考完，才能離開考場。
“連考九天七夜”？連續的九天之中難道不是八夜嗎？那莫名其妙消失的一夜，難道是留給考生們用來“穿越”的嗎！（有的文章裏甚至圖文並茂的説是九天六夜）考生們忍飢挨餓度過漫長的“九天七夜”，那些同樣鎖在“貼上封條”的考場中的監考官呢？他們難道也要背上九天的乾糧堅守崗位嗎？由此可見，這種荒唐的論調，無論是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中都是無法成立的。
憑空想象、子虛烏有的描述，在此就不必多作評論了；關於明代、清代科舉考試的具體時間，清代乾隆版《漢陽府志.選舉表》中有明確記載：
明太祖洪武十七年甲子三月，頒行科舉成式，三年大比，子、午、卯、酉年鄉試，辰、戌、醜、未年會試。八月初九日第一場，試四書義三道，限三百字以上；經義四道，限三百字以上，未能者許各減一道。十二日第二場，試論一道，三百字以上；判語五條；詔誥章表內科一道。十五日第三場，試經史策五道，未能者許減其二。次年禮部會試，以二月初九、十二日、十五日為三場，所考文字與鄉試同。
國朝（清朝）世祖章皇帝順治元年乙酉，開科取士，一因明制。
這裏面記載的非常清楚，經過前期的試行和修改，朱元璋在1384年三月，正式在全國頒佈實行“科舉成式”。規定每三年舉行一次科舉考試，在省會舉行的鄉試總共七天，真正進入考場考試僅三天三場，分別是“八月初九日”、“八月十二日”、“八月十五日”；次年在京城“禮部”舉行的會試同樣是為期七天，真正入場考試只有三天三場，分別是“二月初九日”、“二月十二日”、“二月十五日”。清朝從順治元年開始舉行科舉考試，相關的制度沿用明朝舊制——“一因明制”。需要注意的是，文獻中明確指出：“未能者許各減一道”，“未能者許減其二”；就是特別説明，作不出或者時間不夠的考生，可以少作兩篇！
有人會問，本文只是考證了明朝和清朝的科舉考試時間，那明清以前朝代的科考説不定會連續幾天幾夜呢？其實，關於古代科舉制度的歷史研究由來已久，早已明確判定：真正面向普通百姓的科舉制度始於隋朝和唐朝；到宋朝時幾經調整和發展，到元朝時日趨成熟。明代是在充分“斟酌”了唐代、宋代、元代的前車之鑑後，才建立起更加完善的科舉制度的。所以歷史學界公認，明朝和清朝是古代科舉制度的鼎盛時期！值得一提的是，在所有的歷史文獻和研究中，從來就沒有關於科舉考試需要“連續幾天幾夜”的相關記載。綜上所述，所謂“連續幾天幾夜”科舉考試的説法，根本就是毫無事實依據的以訛傳訛！
説完科考時間，再説明一個困擾本人多年的問題——科舉制度中，到底有沒有學歷證明？
相對來説，我國自古以來都是一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的國家，所以歷朝歷代都非常重視對人口的管理。作為古代社會精英的文人儒生，歷代王朝對他們的管理也同樣非常重視。古代的讀書人，要經過一系列的考試才能入仕為官，在沒有照相機和互聯網的古代，考生如何證明自己？官府又如何避免“冒名頂替”和“張冠李戴”呢？
乾隆版《漢陽府志》記載：應鄉試者則國子學生、各學生員之學者、儒士之未仕者、官之未入流者，皆由有司申舉。其中式者，官給稟傳送禮部會試。
大概意思是：有資格參加鄉試的考生必須是國子監和各府、州、縣儒學或者書院的未入仕的學生，以及歷屆落榜沒有正式入仕的學生，這些考生都由相關學校和機構向上級申報考試。凡是在鄉試中考上舉人的考生，由相關的政府部門賜予“符信”，送到京城的禮部參加會試。
清代的《欽定科場條例》中，對參加科舉考試的考生作出了具體的規定：所有參加鄉試的考生，均由相關部門根據各學校登記考生的《年貌冊》頒發“卷票”，考生必須持“卷票”進入考場；鄉試中舉的考生持“結票”參加會試；經過會試和殿試後，考中“進士”的考生，由禮部發給“收卷票”到吏部報到，再由吏部登記後頒發一式兩份的“吏部收訖票”！ 由此可見，明清兩代參加鄉試和會試的考生，都會由相關單位頒發相應的證明。這些證明不僅僅只是考生的學歷證明，還是考生“入仕為官”和“行使特權”的證明！持有“吏部收訖票”的考生，可由政府分配高級官職；持有“結票”的考生，可以充任低級官吏；就算不入仕，也可以減免租税，在縣太爺面前還不用下跪！甚至在與普通老百姓的糾紛中，還有一定的“豁免權”！也難怪現在的大學生那麼痴迷於“國考”呢？畢竟這種瘋狂考試也算是我們的一種“優良傳統”吧！
參考文獻《漢陽府志》《武昌府志》《欽定科場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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