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過境遷，如今的高考已經不再是四十年前那樣號稱“千軍萬馬過獨木橋”，高考失利也絕不意味着人生就此一片灰暗。人們有了更多的選擇，對高考的重視程度也逐漸下降。但是無可置疑的是，高考依然是當下中國最公平的選拔人才的方式，與其公認的先祖——科舉考試如出一轍。
我們的祖國是世界上第一個將考試作為文官選拔的主要手段的國家，“科舉制度”也被視作堪與四大發明媲美的偉大創造。更有甚者，在孫中山先生的五權分立體系中，還特意將考試權作為獨立於行政、司法等權力體系以外的一項權力。
一如現在很多人覺得高考催生了應試教育一樣，從古到今也不乏批評科舉制度的人。在歷史教科書裏，科舉（在這裏主要指的是明清時期）成了控制士大夫思想的工具，多少有才之士被逼得只能鑽進斗室之中雕琢八股文，實在是害人不淺。因此，在1906年，經歷過庚子國難的慈禧太后痛定思痛，終於廢除了這項綿延千年的考試製度。
那麼，在科舉發明以前，我們的先民用什麼來選拔人才呢？主要是兩招——察舉和九品中正。
先秦時期，中國還主要是貴族社會，實行的是層層分封的制度，每一層領主都是其君主的家臣，這段時間是無需提拔人才的。
而在秦漢時期，發掘人才主要是靠察舉制，也就是靠地方官來在轄區尋查舉薦有德有才之士，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孝子和廉吏，因此這些人也被稱作“孝廉”。
進入魏晉南北朝時期，孝廉制度逐漸被廢棄，取而代之的是由陳琳設計的九品中正制度。這個制度將人按照家世、容貌、才學、道德等分為九品，上品人可以做上品官，下品人只能做下品官。這項制度伴隨着戰亂不斷的魏晉南北朝，直到隋唐才逐漸被廢除。
今人在回顧這段選拔人才的歷史的時候，總是微詞不斷，認為無論是察舉還是九品中正，都是純粹的靠關係上馬的制度；只有科舉，才算是比較公平的制度。然而，卻很少有人想過，為什麼直到隋唐，才有科舉？
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這句偉人的名言，從古到今都不過時。放在這段有關考試的歷史中，也同樣適用。之所以科舉沒能早早出現，是由當時的文化傳播手段決定的。
信息傳遞需要載體，這個大家都知道。在古代，這個載體是什麼呢？遠古時期，它是龜甲；商周時期，它是銅鼎；春秋戰國到兩漢，它是竹簡；魏晉南北朝以後，才是紙張。而正是因為載體的變化，才從根本上影響了選拔人才的途徑。
無論是龜甲還是銅鼎，其製作難度和使用頻率都不是一般人承受的起的，因此在春秋以前，文字幾乎是祭祀的專利，傳遞知識更是無從談起。
有了竹簡以後，文字的記錄有了突飛猛進的增長，但是依然受到很大限制，所謂“學富五車”就是指的這個現象。因此，兩漢時期的選官制度依然對才學沒有特別硬性的要求，更主張從德行來薦舉人才。同時，此時的地方行政機構還比較精簡，各郡縣管轄人口還比較少，地方官還能管得過來。因此，薦舉也還可以應用。
但是隨着人口的增長，薦舉逐漸失去了其初衷。再加上各個地方大族的崛起，使得“孝廉”逐漸成為了各大族手中內定的名額。比如三國時期的許多名人，如曹操、孫權等，都被舉為孝廉。在這時再依靠薦舉制來選拔人才，就已經很不合適了。
而另一項技術發明應運而生，它就是造紙術。
是個中國人基本都知道，造紙術是東漢宦官蔡倫改進的。但很少有人知道，蔡倫雖然改進了造紙術，卻未能使它得到普及。直到漢末三國時期，主要的書寫工具依然是刀筆和竹簡。紙張作為知識載體的真正普及，是到晉朝以後才出現的。
而整個魏晉南北朝時期的人才選拔制度基本都是九品中正制，也是有其技術理由的。儘管紙張在這個時代得到普及，卻依然沒有解決另一個問題——印刷。在印刷術沒有成型的時代，書籍的複製依然只能依靠手抄。因此，在那個年代想要獲取知識的成本依然很大，所以有才學之人基本都集中於豪富之家嗎，不是沒有理由的。九品中正制認為豪族子弟天生上品，也不是沒有根據的。
到了隋唐時期，紙張已經愈加廉價，而雕版印刷的出現更讓知識的傳播長出了巨大的撲天翼。在這樣的條件下，以大規模考試作為選官根據就有了技術保障。但是此時的印刷術依然是不夠發達的，書籍還是不能走進寒門，因此有唐一代，高官之位依然多得是豪門之後。直到宋朝以後，活字印刷的出現，使得書籍真正從昔日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因而也才有了諸如范仲淹這樣的寒門子弟一飛沖天成為千古名相的記錄。
説到這裏，真的不得不感嘆，能生在如今這樣知識大爆炸的年代，真是一件幸福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