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域內相逢: 聚焦家庭、學校和社會教育的三重空間”
我首先提出一個場域的概念 ，這個場域是指什麼，是指兒童成長的場域，它不是一個空間的概念，是一個關係的概念，也就是在兒童成長過程中我們可能要不斷地去面對和協調來自家庭、學校、社會這三種教育之間的關係。
這包括家長、老師，還有一些社會教育工作者，包括少年宮的老師也包括補習班的老師之間的關係。但這個關係一定是聚焦在兒童成長這個場域之中，這是我要把我要表達的核心觀點，先亮出來。
可能每個家長都有這樣的困擾，就是我們經常身不由己地受學校教育左右，而且也身不由己地把我們可愛的孩子送到培訓機構去補習。我也幹過這事，十年前我的孩子上初二，有一天放學回來後他很不開心，告訴我他被老師罰了，被罰得很慘，罰他一個單詞寫2400遍。當時兒子對老師説不抄，你以為你是誰？其實他還是挺害怕的，然後我給老師打電話協調，結果老師説你們看着辦。最後我也妥協了一下，我跟我先生説，要不你就做飯要不就幫兒子抄單詞，後來他用三支鉛筆，抄了四十多分鐘抄完了。
這件事對我觸動很大，它讓我思考為什麼在一個週末，學校教育和校外教育都在家庭教育中相遇了，怎麼相遇的？所以我開始把我個人的困擾納入到一個公共的課題裏，進一步去思考。
我的思考就是場域，前面説過這個場域是一個關係的概念，比如説在兒童成長這個場域中，我們要處理好家庭、學校和社會教育之間的關係。現在我們父母經常面對一個問題，就是老師不僅給孩子留作業，有的時候還給家長留作業，比如説我女兒上高中的時候，教她的語文老師是我的研究生。她對我女兒説回家要你媽媽寫個研究報告，女兒問為什麼？他説你媽媽文筆好。我覺得文筆好也不應該給我留作業，説不寫。後來她又對我説康老師你要給家長們做一個榜樣，一定要寫，後來沒辦法還是寫了。
所以我在想為什麼孩子的老師會對我有這樣的權利？學校是一個強勢的機構，它有大量的文化，資源形態的文化資本，還能給你評價，給你發證書，就讓我感覺有一種無力感。儘管我私下的身份，或者説曾經的身份是這個老師的老師，但是沒用，因為他比我有文化資本。
不過反過來有些老師也被孩子的家長制約，比如有些家長跟老師很對立，讓孩子帶了帶監控功能的設備去上課，導致老師們很緊張，師生關係和家校關係就破裂了。但是為什麼家長把老師搞得這麼狼狽？他怎麼做到這一點？因為他有符號資本，他在學校覺得孩子受委屈了，他就用自媒體把這個事情給你去披露出來，炒得沸沸揚揚的，讓老師很糾結很緊張，所以我們説圍繞着孩子的成長，這個家庭和學校它建立了各種各樣的關係，有各種各樣的權利的博弈，有各種各樣資本的考量。
當然這其中還有一種身份的確認，比如説開家長會的時候，我是某某孩子的家長，老師要對我提出很多很多非常中肯的意見，那我只有洗耳恭聽，因為我的身份是跟這孩子綁在一塊的。
我們今天研究家庭教育，必須去考慮到兒童成長所要遭遇的三種教育關係。其實在考慮三種教育關係的時候，我們可以從一個現實的角度來考慮的，因為它是一個現狀的考量，但是我們還要把這三種關係放在一個歷史形態中來考慮。
家庭教育、學校教育和社會教育這三種教育性質不同，解決的問題重點也有所區別。
學校重教育，家庭重教養，我們的家庭教育要回歸兒童的教育生活，兒童的教育生活是一個日常的生活，是一個未成年人的生活，我們父母要儘可能地抵禦學校教育和社會教育對家庭教育的長驅直入，避免家庭教育與學校教育趨同。
作為一個家長，我們是家庭教育的責任主體，我們要反思自己有沒有能力把孩子好的品質引導出來，成為一粒傳播善和美好的種子，成為社會的棟樑。我們期待着更多優秀的父母能夠給孩子這樣的環境。
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家庭教育首席專家·研究員
首都師範大學特聘教授
國務院婦女兒童工作委員會辦公室兒童工作智庫專家
中國教育學會家庭教育專業委員會常務副理事長
生活の感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