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３３年初，日軍侵佔了熱河，兵鋒直指長城各關隘。同年五月，中日雙方於塘沽簽署停戰協議，南京國民政府將察哈爾北部與河北東部的大片領土割讓給日本，此舉無疑是變相承認了日本對東北三省及熱河的侵佔。沒過多久，日本帝國主義分子便建立偽華北政府，蓄意逐步侵吞中原。
塘沽的這次議和，讓國民黨內部的派系糾紛爆發，以胡漢民為首的“西南派”抓住這一機遇，開始緊鑼密鼓地籌備反蔣活動。
６月４日，傅覺民向楊愛源彙報了西南地區的情況：
“塘沽簽字喪權太甚，西南倒蔣，更為積極。惟對出兵事，須另定辦法。”
在日軍於熱河一帶進行軍事活動期間，兩廣及福建政府曾先後組織西南聯軍，以十九路軍抗日名將蔡廷鍇為聯軍指揮，馳援熱河。然而，在西南聯軍開拔的前夕，蔣介石終止了這一軍事行動，以至於，聯軍在湖南折返。傅覺民電話中所説的“出兵事”，説的就是西南地區正在籌劃反蔣活動。
在上世紀三十年代國民黨內部的反蔣行動中，大多是雷聲大雨點小，真正具備實行精神的便是馮玉祥。在塘沽議和之前，馮玉祥就已在胡漢民的擁護下，組建了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打算藉助這支軍事力量抗擊日寇。
西南派對馮玉祥之舉表示全力支持，願意成為馮玉祥部的後盾。在塘沽議和結束後，李宗仁，陳銘樞、蔣光鼐三人齊聚廣州，就反蔣抗日事宜進行磋商，並擬定了初步意見。僅三天後，胡漢民便聯繫到閻錫山，希望閻錫山能夠給西南派一個答覆，以各種形式支援馮玉祥。
“煥公崛起，請公就近援應，並號召各方，與之一致，無使受各個擊破，是所切禱!閩、桂、粵諸處，人已齊集廣州，商討蔣計劃。乞示我周行，無任遠盼。”
不過，西南派的內部情況卻並不像它表現出來的那樣簡單。西南派成員在反蔣抗日事宜上雖然能夠達成共識，但這並不意味着成員之間不存在矛盾。傅覺民將這份電報發送到山西之時，特別指出一些在野的西南派與胡漢民“主張仍不能完全一致，故一時仍不易有開展作法”。
正因為西南派內部展現出來的複雜性，讓閻錫山一時無法拿定主意，於是，便保持觀望的態度。
在此之前，蔣與地方實力派之間的關係就十分複雜。
當時的國內局面十分嚴峻，日寇的侵略已經直接威脅到華北、華東地區諸實力派的利益。倘若再不抗日，這些實力派便要成為首先被殃及的池魚，所以各派系都有投身抗日反蔣的意向。
同年五月，華北地區的各實力派來到天津召開會議，韓復榘所派出的代表表示，將要通過致電的方式“數蔣誤國之罪”，並承諾與西南派步調一致。
韓復榘所給出的方案是，聯署由閻錫山牽頭，倘若，閻錫山仍有顧及，那麼，便由楊愛源來主持大局。倘若，楊愛源也不方便領銜，那麼，就只能由山西方面“盡力援助”。
殊不知，閻錫山在山西一帶經營多年，早已成為奸猾的老狐狸。此時的閻錫山雖礙於自身利益的緣故，與蔣介石之間有諸多矛盾。但在中原大戰期間，閻錫山已經經歷了一次失敗的反蔣。讓他主動站出來再次“領銜”，是萬萬不可能的。
馮玉祥於察哈爾起事後，在輿論掀起了軒然大波，南北派受此影響，都想要做出一些實際行動。西南方面的胡漢民，開始籌備與南京分庭抗禮的地方政府，並組建西南聯軍。北方的梁冠英等擁立了鹿鍾麟，準備發兵武漢，與西南聯軍合為一路。
值此之際，傅覺民向楊愛源致電稱：
(一)西南出兵刻下積極進行，俟將來到達相當地方時，剿共、倒蔣即雙管齊下。
(二) 馮玉祥就職多日，大家認清已無良好辦法，但甚望他能支持下去，以待時局之變化。
(三) 梁冠英、張印相、上官雲相等均有代表往返相商，俟西南出兵到湘，即擁戴鹿瑞伯(鍾麟)進佔武漢。
胡漢民雖然開始在西南一帶成立新政府，但這一計劃卻胎死腹中，未能順利實行。究其原因，同年７月１０日西南方面曾向傅覺民説明內情：
“此間討蔣，本已一致，只因軍事、財政略有困難，故軍事當局稍有躊躇，現已積極促開新局。”
不過顯然，“財政困難”、“軍事困難”這樣的説辭是不具有説服力的。
所以，在西南方面致電傅覺民後的第二天，又以一封新的電報補充情況：
“此間剿共，因相持千餘里，未能一時將軍隊抽回，加以金銀價本年起落太鉅，金融發生恐慌，遂致未能即時成立政府，宣佈討蔣。倘今後剿共仍成相持之局，將來即由閩、桂出師，湘、浙原定計劃決不變更，請促各方一致奮起。千夫所指之蔣，決無不倒之理也。”
種種跡象表明，西南派的陳濟棠態度曖昧，所以才讓胡漢民打了退堂鼓。陳濟棠被夾在蔣介石、胡漢民這兩支政治力量中間，遲遲無法做出決策。陳濟棠既接受了蔣介石“剿共”的命令，又擁護胡漢民等人抗日反蔣的號召。因此，電報中出現的軍事、財政問題，實為陳濟棠對中國工農紅軍開戰所致。在這種背景下，胡漢民這才將希望寄託在廣西、福建方面。
不過，正所謂世事無常，西南派相繼給華北方面發送了兩則壞消息後，胡漢民又突然命人前往天津，給華北實力派帶來了一系列好消息。得益於胡漢民的調停，陳濟棠終於堅定了抗日的態度。不光如此，陳濟棠還表示歡迎胡漢民來粵組建政府。對於反蔣抗日的諸多實力派而言，這個消息無疑是激動人心的。７月２１日，傅覺民將這一大好消息彙報給楊愛源：
“關於倒蔣抗日，伯南與真如、任潮、德鄰素來主張緩急不同，因胡漢民之從中調處，近已完全一致。伯南昨已派林翼中來港，謁漢民表示決心，歡迎漢民入粵，主持大計。胡漢民等主張於最近期間組織政府，陳濟棠表示唯命是聽。據來人言，西南政府不久即可組織，胡漢民不久即可入粵主持一切。”
一時間，各個實力派反蔣抗日的熱情被調動起來，韓復榘下定決心，他承諾只要西南地區能夠拿出行之有效的方案，他便義無反顧地進行相應。對此，胡漢民等人相繼表示“正積極籌備”。經過了五天的準備之後，胡漢民將情況彙報給楊愛源，表示一切已準備停當。
然而，接踵而至的好消息剛剛讓眾人心情振奮，緊接着便是一頭冷水澆到各實力派頭上。
僅幾天過後，西南方面便又電報各方：
“大計已定，不日發動，但因陳濟棠一人關係，至今仍不能有所表現。”
既是“大計已定”，為什麼遲遲不能按部就班地行動起來呢？
這次西南方面給出的解釋非常明白，問題依舊出在陳濟棠身上，他的態度再次發生轉折，以至於，影響了國內的反蔣抗日事業。
上世紀三十年代，陳濟棠的態度可謂相當曖昧。有時他向外界展現出來的，是一名忠誠的反蔣分子；有時他又會接受蔣介石的命令，站在抗日反蔣的對立面。陳濟棠一邊以打太極的方式變相要挾胡漢民，對蔣介石保持着曖昧態度；另一方面，他又不想投身到反蔣抗日的事業中，生怕胡漢民會後來居上顛覆他的地位。
對於陳濟棠的態度，還要數李宗仁的分析最中肯。陳濟棠的地盤在廣東，已是當地名副其實的土皇帝，即“嶺南之主”。倘若，胡漢民等人在粵組織政府，那麼一些元老肯定會前往廣東。對於陳濟棠而言，無疑會喪失一家獨大的威懾力。所以，陳濟棠始終不肯表明態度，像牆頭草一般遊離不定。
西南方面的兵力，是抗日反蔣的重中之重。既然西南派沒有辦法立即發兵北上，那麼，包括華北在內的一眾實力派自然不敢牽頭，亦保持觀望態度。這些軍閥都是手握重兵的地方實力派，除了馮玉祥等人具備愛國思想之外，絕大多數軍閥的政治主張都相當曖昧。
對於雄踞一方的他們來説，能夠保全自身利益的最好辦法，就是保持割據。只要能確定自己“某某之主”的地位，不論是反蔣還是擁蔣都是無可厚非的。甚至，抗日或親日，對於他們來説都沒有太大的差別。軍閥能做出怎樣的選擇，完全取決於形勢能否影響到他們的地位和利益。
在時局持續低迷的情況下，馮玉祥因獨木難支，被迫放棄察哈爾省的大權，回到了山東隱居。在馮玉祥隱退以後，華北地區的實力派紛紛沉寂，無人再牽頭舉事了。
參考資料：
【《１９３３的反蔣運動》、《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