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夢麟先生(1886-1964),哥倫比亞大學博士,中國現代史上著名的教育家,中國第一位現代意義上的教育部長,也是北京大學歷史上任職時間最長的校長。
左起:蔣夢麟、蔡元培、胡適、李大釗,1920年3月14日
我所矚望的好教育
文 | 蔣夢麟
01
我們以前聽了俾斯麥説,德國的強盛,是小學教育的成功。所以我們也來辦小學,以為小學堂辦了幾千個,中國就強了。後來聽説日本強盛,也從小學教育得來,所以我們大家都信小學教育,好像一瓶萬應如意油,一粒百病消散丸,靈驗無比,吃了就百病消除。小學學生現在有千萬了,哪知道社會腐敗,比以前一樣,國勢衰弱,比以前一樣,這是什麼緣故呢?
是因為教育根本思想的謬誤。
我常常聽見人説,學生是中國的主人翁,若是學生是中國的主人翁,那誰是中國的奴隸呢?教育不是養成主人翁的。又有人説,教育是救國的方法,所以要小學生知道中國的危險,激發他們的愛國心;痛哭流涕的對小學生説,中國要亡了,這般天真爛漫的小學生,也不知道中國是什麼東西,只聽得大人説“不好了”、“要亡了”這些話,也就悲哀起了;弄得正在萌芽,生氣勃勃的小孩子,變成枯落的秋草!
“主人翁”、“枯落的秋草”兩件東西,可算是我國辦教育的出產品。
大學講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是中國教育的宗旨。
現在要講修身,要養成活潑潑的個人;要講齊家,要夫婦平等,爸爸不要把兒子視作附屬品;兒子不要把爸爸做子孫的牛馬;要講治國,先要打破牧民政策,採用民治主義。
並要把個人和家的關係改變過來,創造一個進化的社會來,個人是社會的分子;不是單在家庭之中,做父親的兒子,兒子的父親,母親的女兒,女兒的母親,老婆的丈夫,丈夫的妻子,把家庭國家,認作社會的兩個機關,來發展個人和社會的幸福,不要用家庭國家來吞沒個人,毀壞社會。
我們講教育的,要把教育的出產品,明明白白定個標準。預定要產什麼物品,然後來造一個一個製造廠。不要拿一架機器,就隨隨便便的造物品。據我個人的觀念,我們以前所產的“主人翁”,“枯草”,和所產的宰相聖賢,都是不對的。我們所要的物品,是須具有三個條件的人。
02
首先,我們要造就活潑的個人。
一個小孩子,本來就是活潑潑的,他會笑,會跳,會跑,會玩耍。近山就會上山採花捕蝶;近水就會去撈水草,拾貝殼,捕小魚;近田就會去捕蝗蟲,青蛙。他對於環境,有很多興會。他的手耐不住的摸這個,玩那個;腳耐不住的要跑到這裏,奔到那裏,眼耐不住的要瞧這個,看那個;口關不住的要説這樣、那樣;你看如何活潑。
小兒的生長,要靠着在適當環境裏活動。現在我們把他送入“監牢”裏束縛起來,他們如何能生長?
德國人福祿培創教養兒童自然的法兒,他設了一個學校,用各種方法,使兒童自然生長;他不知道叫着學校做什麼,一日他在山中游玩,看見許多花木,都發達得了不得,他就叫他的學校做幼稚園。
幼稚園的意思就是“兒童的花園”,後來哪知道漸漸變為“兒童的監獄”。我們把兒童拿到學校裏來,只想他們得到知識,忘記了他是活潑潑的一個孩子。
無論在小學裏,或在中學裏,我們要認定學生本來就是活的,他們的體力,腦力,官覺,感情,自一天一天的發展。不要用死書來把他們的生長力壓住。我們都知道現在中學卒業的學生,眼多近了,背多曲了。學級進一年,生氣也減一年。我們不需要這樣教育的出產品!
03
我們要造就能改良社會的個人。
—個人生在世上,終逃不了社會,所以社會良不良,和個人的幸福很有關係。若我但把個人發展,忘卻了社會,個人的幸福也不能存在。
在中國辦學的一個難處,就是社會腐敗。這腐敗社會的惡習,多少終帶入學校裏來。所以學校裏的團體,終免不了社會上一種流行的惡習,不夠比較的好些罷了。學校是社會的鏡子,在這鏡子裏面瞧一瞧,可以見得社會上的幾分惡現象。不過學校裏的生活,終會比社會上高一層,所以學生可以有改良社會的一個機會。
普通父母送子弟入學的用意,是有兩種希望。一種是為家庭增資產:以為“我的兒子”入了學校,唸了書,將來可以立身,為家庭增一個有用的分子;一種是為國家求富強,以為“我的兒子”求了學,將來可以為“拯世救民”的人才。
而好的學校宗旨,是在養成良好的社會分子,為社會求進化。社會怎樣才進化?個人怎樣參加謀社會進化的運動呢?這兩個問題是學校應該問的。
我想,要學生將來參加改良社會的運動,要從參見改良學校社會的運動做起。我講到此處,不得不提起學生自治的問題了。
學生自治,是養成青年各個的能力,來改良學校社會。他們是以社會分子的資格,來改良社會,大家互助,來去社會的進化。不是治人,不是做主人翁;是自治,是服務。
有人説學生在自治社會里自己搗亂,所以自治是不行的。我想自治會里邊起衝突,是不能免的,這是一定要經歷的階段。況且,與其在學校裏無自治,將來在社會上搗亂,不如在學校中經歷這個實驗,比較少的費用。
04
我們要造就能生產的人。
以前的教育,講救國,講做中國的主人翁,講濟世救民;最好的結果,不過養成迷信牧民政策的人才。不好的結果,自己做了主人翁,把國家當做奴隸;不來救國,來賣國;不來濟世救民,來魚肉百姓;到了後來,“只准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
今後的教育,要講生產,要講服務,要知道勞工神聖。為什麼要講勞工神聖呢?因為社會的生產都靠着各個人勞力的結果,各個人能勞力,社會生產自然就豐富了;假如大多數的人都是“四體不勤,五穀不分”,社會怎麼能生存呢?
又如杜威先生説,希臘文化很發達科學的思想也很發達,何以希臘沒有物質科學家呢?何以物質科學到十九世紀才發展起來呢?因為希臘人瞧不起做工的人。瞧不起做工,就不會做實驗;不會做實驗就沒有物質科學家了。
我們中國,素來把政治道德兩樣合起來,做立國的中心。我們的學校,也不外政治道德四個字。幾千年來的教育宗旨,都是一個“拯世救民”的仁政主義,牧民政策:今天以百姓當羊來牧他;明天羊肥了,就來吃他,你看中國幾千年的“一治一亂”,不是羊痩牧羊,羊肥吃羊的後果麼?
現在我們假設百姓是羊,我們要羊自己有能力來尋草吃,不要人來牧;那麼羊雖肥,不怕人來吃他的肉。這是講句笑話罷了,我們那裏可當百姓做羊?百姓都是活潑潑的人。我們把百姓的能力增高起來,使他們有的獨立生產力,那要人來施仁政,來牧他們?
要能獨立生產,要先會工作。要知道勞工神聖。美國教員聯合會現在已加入勞動聯合會。這是全國教師承認教書也是一種勞工。凡有一種職業,為社會生產的,都是勞工。勞心勞力,是一樣的。“勞心者役人,勞力者役於人”,這兩句話,是在有分階級的意思在裏面,未免把勞力的人看的太輕了。
把以上的話總括説一句,教育要定出產品的標準,這就是標準:活潑潑的,能改良社會的,能生產的個人。這就是我所矚望的中國教育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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