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 | 張仲民:歷史研究理論很重要,但史料才是根本

歷史學者給大眾的印象,往往是久坐於書齋中,皓首窮經,少問世事。但正如歷史學家孔飛力多次向學生們提及的一句話説的那樣:“一個人的思想與他的經歷密不可分”,每一代歷史學者的寫作,其實都在與他們所處的時代的對話中完成,時代的變動往往也會在歷史學者的寫作中留下烙印。

當今時代可以被稱得上是又一個“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這是一個“技術爆炸”的時代,大數據、人工智能等層出不窮的新型技術衝擊乃至重構着歷史悠久的歷史學研究方法。身處其中的歷史學者們也經歷着與前輩不同的治史環境。

這是一個多元開放的時代。一方面,當代的學者擁有越來越多地相互交流的平台與機會,在與國際前沿理論進行吸納和對話的同時,如何在歷史研究中把握史料和理論的均衡也成為重要的問題。另一方面,非學院派的歷史寫作者羣體成批湧現,他們為大眾讀者提供了更通俗有趣的歷史敍事,也為理解歷史提供了更多元的視角,但也因其專業性遭遇諸多的爭議。

出於對以上種種問題的好奇,我們採訪了一批青年曆史學者中的代表人物:仇鹿鳴、唐小兵、張仲民、李碩、高林和羽戈,圍繞他們的作品,探究他們與歷史結緣的心路歷程,傾聽他們如何回應時代賦予的機遇與挑戰。

本篇是對青年曆史學者張仲民的專訪。更多系列文章也會在文化頻道陸續推出。

專訪 | 張仲民:歷史研究理論很重要,但史料才是根本

2020年9月19日《新京報書評週刊》,新史記:青年曆史學者與他們的歷史寫作。

採寫 | 劉亞光

“蜜蜂”的方法與閲讀史研究

專訪 | 張仲民:歷史研究理論很重要,但史料才是根本

張仲民,復旦大學歷史系暨中外現代化進程研究中心教授,研究方向為中國近代史。著有《種瓜得豆:清末民初的閲讀文化和接受政治》等。

對於一部好的歷史著作來説,紮實的史料和適當的理論分析都不可或缺。但歷史學界也不乏一些作品為了迎合理論框架而去“裁剪”史料,這種“削足適履”的做法也受到了許多的批評。在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張仲民看來,盲目的“理論飢渴”或理論濫用,造成的問題可能比不用理論大得多。

在《歷史學與社會理論》一書中,英國曆史學家彼得·伯克曾經批評歷史學者與社會理論學者看待彼此的刻板印象:“時至今日,在有些歷史學家眼裏,社會學家仍然是用粗魯而抽象的行業黑話來陳述顯而易見的事情,毫無時空感;而在社會學家這邊,傳統的觀點是歷史學家屬於業餘而短視的事實輯錄者,缺乏體系、方法或理論。”

不過,伯克也承認,沒有一個時期歷史學家和理論家之間是完全老死不相往來的。尤其是自上世紀後期開始,世界各地歷史學家的興趣都發生了一些新的轉移,社會史、新文化史等新的研究思路和方法不斷湧現,這些歷史研究的新思路主張歷史學應與其他學科展開充分的對話,人類學、社會學、哲學等多個不同學科的理論資源開始越來越頻繁地被歷史學者們借鑑,通過理論的燭照,他們辛勤蒐集的史料似乎也煥發了新的活力。

對於不同的學者類型,弗朗西斯·培根曾有一個膾炙人口的比喻:螞蟻、蜘蛛和蜜蜂。螞蟻重在蒐集、搬運經驗材料,而蜘蛛則永不停歇地編織着自己的“理念之網”。而對歷史研究來説,一個學者僅僅具有“螞蟻”式的史料功夫或是“蜘蛛”式的理論儲備,似乎都難以做出一流的作品。如果按照培根的比喻,最理想的歷史學者應該是“蜜蜂”:蒐集“原料”的功夫了得,也懂如何加工,能實現理論和歷史的完美結合。然而對於研究者來説,現實往往不盡完美。理論如果運用得當,自然能點石成金,對解讀史料大有裨益。但倘若使用不當,也可能“喧賓奪主”,出現對史料的過度解讀問題。

這種史料與理論之間的張力,也十分顯著地出現在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張仲民關注的“閲讀史”領域中。從博士時期研究晚清衞生類書籍的出版和閲讀情況開始,張仲民就開始運用“閲讀史”的視角來研究中國近代史中的許多重要問題。對讀者閲讀實踐的考察,側重於發現思想觀念真實的傳播與接收過程,對這類問題的回答往往需要藉助人類學、心理學等相關理論的幫助,張仲民本人也曾在論文中強調過理論對歷史學者的重要性。然而,他也始終堅持“理論是錦上添花的東西,史料才是根本”。

專訪 | 張仲民:歷史研究理論很重要,但史料才是根本

《葉落知秋:清末民初的史事與人物》,作者:張仲民,版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6月。

對話張仲民

新京報:你前幾本著作《種瓜得豆:清末民初的閲讀文化和接受政治》《出版與文化政治:晚清的“衞生”書籍研究》和《近代中國的知識生產與文化政治:以教科書為中心》也都聚焦於近代中國的出版、傳播與閲讀體驗。為什麼會對閲讀史研究感興趣?

張仲民:我開始做博士論文的時候,閲讀史尚沒有太多人注意。當時大家都比較關注西學東漸史,背後的近代化關懷比較濃厚,關注的對象也以精英為多。我自己最初的興趣也在此,後來在大量閲讀報刊資料的過程中,我慢慢發現一個比較少有人關注的選題,就是晚清衞生類書籍的出版和閲讀情況,徵得導師同意後,就把它作為博士論文的選題,並嘗試着跟國外的閲讀史作品進行了一些對話,這個嘗試現在看來是比較幼稚的。

這些年學習下來,個人覺得或可以這樣看待閲讀史研究。把閲讀史區分為廣義和狹義兩種。狹義的就是關注書籍、報刊、圖像等文類被閲讀和接受的歷史;廣義來説,閲讀史的研究對象就是關注文本發生、傳播的歷史、被受眾如何接受使用的歷史,過去我們的歷史研究經常關注的是思想、文化、制度、事件等自身的情況是怎麼樣,卻不太考察它們如何被大眾接受、如何同大多數人的生活發生聯繫,又是如何被人們接受和表述的。

而閲讀史把“受眾”放在更關鍵的位置,這種視角頗讓我心有慼慼,後來自己的一些研究雖然沒有用閲讀史的名義呈現,但思路和方法都是一以貫之的——就是用傳播的視角、接受的視角去分析問題,即關注所謂的“接受政治”問題,這讓我對近代史的很多問題有一些新的理解。

新京報:圍繞閲讀史研究你發表了一些文章,在文章中你有提到,從事閲讀史研究其實有許多的困難,是否可以再展開談談做閲讀史的難點主要在哪些方面?現在相對於你做博士論文的時候,這些困難有得到比較好的克服嗎?

張仲民:較之於十幾年前我寫博士論文的時候,閲讀史研究現在已經慢慢熱起來,不只是歷史系,很多新聞傳播系、圖書館學系的人都在做。但之前我曾遇到的那些問題和困難現在依舊存在。

首先是,閲讀史是歐美學者引領的一股學術潮流,對於中國學者來説,如何更好吸收他們的研究成果並與之進行有效的對話,而不是自説自話或隨意牽強附會,依然比較困難。此外,最重要的問題或難點在我看來,是閲讀史研究所遇到的一個無法解決的“瓶頸”問題。不管是西方還是中國,閲讀史研究都存在一些障礙,就是受眾通過閲讀所引發的變化必須是有跡可循、有材料記載的,研究者對此進行研究又全部是建立在後設的立場和後天可以得到的材料基礎上。

然而事實上,從我們個人現實的經驗來看,很多時候我們認知發生轉變或劇變的時候,並非源於閲讀外部世界的影響,卻經常是發端於一些很偶然的突發異想或自省、頓悟、斷裂。通常這樣的瞬時變化是缺乏史料記載的,有時甚至當事者本人都不太清楚自己的這個轉變過程。這就給閲讀史研究帶來了挑戰,如果只根據常規的史料呈現與後設敍述,我們的確可以建立一套比較具有連續性的受眾閲讀、接受與使用的系譜,但這樣一種再現顯然忽略了史料不存在或無法呈現的那些情況。這個瓶頸或許可以運用一些理論介入來得到一定的彌補,而很多閲讀史的研究者也的確喜歡使用理論來彌補史料不足的問題,但根本上講我覺得這個障礙還是沒法克服。

青年曆史學人“我在讀”

專訪 | 張仲民:歷史研究理論很重要,但史料才是根本

《新史學:自白與對話》,【英】瑪麗亞·露西婭·帕拉蕾絲-伯克 編,彭剛 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7月。“此書是九位歐美一流歷史學者的訪談錄,編者通過一系列問題的設定,讓九位學者現身説法,為我們講述他們的成長經歷和治學經驗,非常具有學術價值與參考意義。”(張仲民)

新京報:這裏其實涉及理論與史料的關係問題,理論似乎一方面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分析史料,但另一方面,歷史學講求“論從史出”,理論的過度引用也有可能導致論述並不很貼合史料反映的事實。你怎麼看待這兩者的關係?

張仲民:一些理論的確有助於我們更好地認識和理解歷史。不過我們目前接觸到的絕大多數“理論”,基本上是西方傳入的,在應用於中國歷史的研究時面臨着比較嚴重的“水土不服”問題。現在包括我自己在內,很多歷史學者都比較喜歡用理論、用一些概念術語,研究近現代史的一些學者,尤其喜歡動輒把自己研究的個案同近

(現)

代化、傳統、民族主義、社會轉型、本土化、民族國家建構等大敍述結合起來,而不去探討這些概念或理論本身的適用性,以及它們同自己具體研究的個案、所使用史料的契合度。這就導致現在很多歷史研究選題看起來豐富多彩,但實際上最後的結論或研究旨趣大同小異,是在為理論或某些研究做註腳,難免陷入低水平重複或同質化的泥潭之中。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不如不用理論,不如將功夫更多花在史料的收集、解讀和表述方面。

簡言之,理論是錦上添花的東西,史料才是根本,只有充分掌握了史料,我們才有更好與理論對話的基礎。盲目的“理論飢渴”或理論濫用,造成的問題比不用理論大得多了,這樣的前車之鑑太多了。1990年代初,市民社會、公共領域這些理論和概念被一些漢學家運用於研究中國明清史特別是近代史之中,很多國內研究者也跟風而上。如今二三十年過去了,當初曾紅極一時的此類研究現在幾乎不再有人看,被認為大有問題了。當我們佔有了大量史料之後,就會發現很多類似的時髦理論化選題本身其實大有問題,很難做出真正有價值的東西。

新京報:相對於老一輩學者,青年學者擁有更多的海外交流機會,和西方理論的對話也更頻繁一些,你説的這些問題在青年學者中是不是更突出?

張仲民:這個不太好下判斷。現在固然有一些青年人包括青年學生喜歡援用理論進行研究,但一些早已成名的學者,甚至是一些1950年代出生的學者,他們對理論的偏好程度和捕捉當前流行時尚或流行學風的敏感程度也非常高。這種情況部分原因的確可歸因於海外學者,特別是海外漢學家的影響。他們經常回國交流,在國內演講,發表文章或出版書籍,因為具有一定的身份優勢與話語霸權,所以較易受到媒體關注和學術機構的領導重視,也更容易引起包括青年學生在內的歷史研究者的追捧與效法。另外一些原因似也可歸結於部分大眾媒體、學術雜誌缺乏自信,無原則追捧的結果。

作者 | 劉亞光

編輯 | 羅東 張婷

校對 | 張彥軍

來源:新京報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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