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9月9日，清華學校舉行新學年開學典禮。這一年，對“清華”而言是至為關鍵的一年。因為“清華”正經歷着從一所留美預備學校向一所真正大學的過渡。在這個方興未艾的過渡期，清華出現了一個既不屬於留美預備班，也不屬於大學部的學術機構——清華國學研究院。
早期清華大學校園。
“國學”原本是相對“西學”而言。五四前後，一方面人們對新思想、新科學的熱情空前高漲；另一方面通過研究“中國固有文化”，繼承、發展和弘揚傳統文化，進而重拾文化自信，重新定義自己的呼聲也應運而生。清華國學研究院就在這樣一個時代背景下成立了。
作為一個“過渡產品”，清華國學研究院前後僅4年，培養的學生也不過七八十人，但云集了當時學問最好、聲望最隆的四位國學大師——梁啓超、王國維、陳寅恪、趙元任。這四大導師並不是傳統上那類在故紙堆中尋章摘句的老鵰蟲，而是真正具有國際視野，掌握現代學術方法，堪稱學貫中西的大家。他們不但為後世學人開拓了一個更廣闊的視野和研究維度，也成就了一個流傳近百年的學術傳奇。
1926年，清華國學研究院首屆畢業生師生合影。四大導師在前排就座。
“一番大整頓計劃”
1922年3月，《清華週刊》登了一則名為《校長派定》的簡訊：“董事曹雲祥先生兼任本校校長，王文顯先生代理副校長，已見上星期四外交部部令，曹先生系哈佛大學理財學碩士，聞此次來掌斯校，有一番大整頓計劃……”
彼時，正是清華校長更迭最頻繁的時期。自從1918年對學校貢獻頗多的周詒春校長遭人構陷離職以後，短短几年，清華已經換了三任校長，其中一位甚至還沒到任就被學生拒之校外。
因此，當曹雲祥被任命為校長時，全校師生對他寄予厚望，希望他能對清華有一番大整頓計劃。所謂的“大整頓計劃”便是將清華從一個“留學預備學校”改成一所正規大學。
1909年，美國政府開始向清政府退還部分“庚子賠款”，條件是清政府每年至少向美國派遣100名留學生。為此清政府在北京設立了“遊美學務處”負責選派、培養留學生，並將北京西北郊一處荒疏的皇家花園——清華園撥給遊美學務處做校址。經過兩年的建設，清華學堂正式開學，後又改名清華學校，這就是清華大學的前身。
制定於1914年的《北京清華學校簡章》明確規定了清華的定位：“本校以培養全才，增進國力為宗旨，以造就能考入美國大學與彼都人士之同等教育為範圍。”
為了讓學生更好的適應美國大學的學習生活，清華學校從課程設置，到教學內容，“一切均仿照美國學堂”。課程除中國文史課之外，教師全是美國人為主的外籍教員，教材也是一水兒的美國課本。學生在校學習8年，畢業合格後可以進入美國大學一二年級繼續深造。1920年，英國哲學家羅素參觀清華學校時，不禁感嘆“清華學校好像一個由美國移植到中國來的學校。”
這個評價若是放在民國初年，學校上下大概會把它看做是對清華的褒揚，然而到了1920年，“美國化”嚴重已成為清華被校內外輿論抨擊的靶子。五四以後，科學、民主、愛國的思想成為主流，學界普遍認為：清華培養留美預科生的辦法，既不公平也不經濟，紛紛呼籲清華改辦大學。清華師生也對“留美預備學校”的定位深感不滿，紛紛發表文章歷數學校“一切仿照美國學堂”的危害，並表示教育不獨立，就沒有國家的真正獨立。
這一時期，中國的大學教育發展迅速，公立和私立大學從民國初年的4所增長到20多所。相比之下，資金充裕、生源良好的清華卻一直止步於“中學”程度，這令全校師生深感不滿。“清華不改大學，則落於人後，不得並駕齊驅”，成為全校師生的共識。
對於校方而言，推進“改辦大學”的理由除了上述提到的幾點之外，還有更為致命的經濟因素。清華的辦學經費來自美國退還的“庚子賠款”，校方測算這筆錢用到1940年基本上就花光了。屆時清華如果仍然僅僅是一所“留美預備學校”，而不是一所正規大學，那麼將無法在教育界和學術界立足，更無法吸引人才報考。因此，從學校的長遠發展看，改辦大學是惟一的出路。
1923年9月10日，曹雲祥在開學典禮上向全校師生髮表講演，提出本學年的6項計劃，其中就包括學校18年計劃（1923-1940）及預算、改辦大學之次序等。
不久後，曹雲祥在《西方文化與中國前途之關係》一文中，為清華髮展列出了三大計劃：改設大學、籌備大學基金、擬設研究院。
創建國學研究院
其實，曹雲祥最初設想中的研究院並不限於研究國學，而是一所與本科教育相銜接的多學科研究所。但上世紀20年代，國內高等教育尚在起步階段，按照理想狀態創辦一所多學科研究院，難度很大。對於尚處在轉型時期的清華而言，更無法一蹴而就。於是，校方決定，把建立多學科研究所的事往後放一放，先建一所專門研究國學的國學研究院。
南開大學歷史學院副教授朱洪斌認為，研究院的性質從最初的綜合性、多學科，到優先發展研究中國歷史、哲學、文學、語言等人文學科，直至最後定位於國學研究院，期間的變化是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除了師資、經費等客觀條件制約，也有洗刷清華在近代中國恥辱痕跡，全面提升清華在教育界、學術界地位的考量。
一直以來，清華課程設置過於西化，廣受校內外輿論詬病。如前所述，建校之初，清華除中國文史課之外，全部用英文教學。學校對國學課程很不重視，甚至有學生國學課程不及格而西學課程及格，可以畢業，國學課程及格而西學課程不及格不能畢業的規定。
清華學校國學研究院第一屆畢業生名單，藏於清華大學檔案館。
學校對“國學”的態度，直接影響了學生們學習“國學”的熱情。發表於1924年的《清華學生生活之面面觀》一文描述：“學生過了午課，把西學課交代過後，便覺得這一天的擔子全卸盡了，下午的國文課，只好算是雜耍場、咖啡館。”
五四運動之後，國人愛國熱情空前高漲。清華學子不再以“美國化”為榮，他們對學校忽視本國語言文化教育的教學安排十分不滿。一篇刊於1920年1月《清華週刊》的文章，向校方發出質問：“吾清華學校非中國之學校乎？我等清華學生，非中國之國民乎？吾校造就我等，非為中國用乎？何於本國國文，輕視忽略，與日俱進，無時而已也。”
基於多方面考慮，曹雲祥決定率先創辦國學研究院。籌建研究院的事務紛繁蕪雜，請誰來負責具體操盤呢？就在他為人選發愁時，老同事顧泰來推薦了吳宓。
吳宓，是清華學校最早送出國門的一批留美學生之一。1917年，在清華學習7年後，吳宓進入美國弗吉尼亞大學學習英國文學，後又考入哈佛大學研究生院繼續深造。他與陳寅恪、湯用彤並稱為“哈佛三傑”。
從吳宓的履歷不難看出，他對西方文學有很深的造詣，可有意思的是吳宓十分傾心中國傳統文化，視中國文化為主命。據聽過吳宓講課的學生回憶，他精通國學和西洋文學，非常擅長用舊體詩來表達現代人的心理。
在清華大學讀過書的何兆武先生曾經笑言：“西洋文學教授吳宓一貫衷心尊孔，而中國古典文學教授聞一多卻激烈反對中國文化傳統。”他們在清華並行不悖，這可能就源於清華寬容、自由的學術空氣吧。
吳宓學成歸國，先後在東南大學和東北大學任教。當曹雲祥向他遞上橄欖枝後，他立刻回到母校，承擔起創辦國學研究院的重任。
據説，吳宓上任前曾經向曹校長提兩個要求，一是任命他為研究院主任；二是授予他全權辦理事務的權利。如果曹雲祥不答應，他就回東北大學。曹雲祥毫不猶豫地答應了，並很快送來聘書，月薪300元，任職一年。
吳宓到任之後，立即投入到各項籌備工作中。他根據校方定位和個人見解，主持擬定了《研究院章程》。《章程》明確規定，研究院“以研究高深學術、造就專門人才為宗旨”。此外，還對研究院的組織、科目、教師、學員及研究方法等，做了明確規定。其中，最為後人稱道的當屬為清華國學院聘請了四大導師。
四大導師聚齊
一家研究院能否取得成功，與辦學者的理念、教育經費、組織架構、生源質量等都有關係，但最為關鍵的是要有名師。
據説，清華國學研究院創辦時，曹雲祥曾想聘請胡適出任導師。胡適謙虛地説：“我非一流學者，不配作研究院導師，我實在不敢當。你最好去請梁任公、王靜安、章太炎三位大師，方能把研究院辦好。”
清華大學校園內矗立的四大導師塑像。IC Photo供圖
1925年2月13日，也就是接到聘書的第二天，吳宓就來到景山附近的織染局衚衕10號，登門拜訪王國維。
王國維，字靜安，是中國近代一位享譽世界的國學大師。他不但國學根基深厚，而且擅於把西方哲學、美學思想與中國古典哲學、美學相融合，形成了獨特的美學思想體系。此外，他在考古學、古文字學、史學都有獨樹一幟的建樹。可以説，王國維是一位真正學貫中西的大師。連魯迅先生都説：“要談國學，他（王國維）才可以算一個研究國學的人物。”
王國維雖然學養深厚，卻愚忠於清廷，政治主張相當保守。1911年辛亥革命後，王國維攜全家隨好友羅振玉東渡日本四年有餘，大有伯夷、叔齊不食周粟的架勢。直到上世紀20年代，他腦袋後面仍留着小辮子。
1923年，王國維被推選到南書房給遜帝溥儀上課。這讓他倍感光榮，可僅僅一年，遜清小朝廷就被馮玉祥趕出了紫禁城。王國維視之為奇恥大辱，與羅振玉等前清遺老相約投金水河“殉清”，幸虧家人阻攔，他才沒有死成。
1925年，當吳宓登門拜訪請他出山掌教清華國學研究院時，正是王國維最心灰意冷、生計無着之時。
吳宓走進王家客廳，向王國維恭恭敬敬地鞠了三個大躬，然後將曹校長髮的聘書呈上。後來，王國維曾對人談起，他以為來者必是西裝革履，握手對坐之少年，沒想到吳宓執禮甚躬。他本不願意到清華任教，可是見吳宓如此恭敬，大受感動，所以才接受聘書。
其實，以王國維當時的處境看，接受清華國學研究院的教職是最好的出路。溥儀帶着遺老遺少逃到天津後，王國維本想追隨到天津，然而遺老們“窮困至此”仍然互相傾軋排擠。王國維十分心寒。他接受清華聘任後，舉家遷往清華園居住，遠離了是是非非。朋友們對他這一決定都非常支持。藏書家蔣汝藻在給他的信中寫道：“從此脱離鬼域，重入清平，為天地間多留幾篇有用文字，即吾人應盡之義務。”進入專業的研究機構，安安心心的研究學問，這才是讀書人最好的歸宿。
請到王國維後，吳宓又風塵僕僕趕到天津，聘請梁啓超。與王國維相比，梁啓超跟清華的淵源更深。
梁啓超與清華的第一次邂逅在1914年。當年11月10日，他應邀來到剛創辦三年的清華學校做演講。那一次，他演講的題目是“君子”，他借用《易經》中的卦象勉勵清華學子“自強不息”“厚德載物”。後來，這八個字便成了清華學校的校訓。
那時，他就曾向清華校方提出：“清華學生除研究西學外，當研究國學；蓋國學為立國之本，建功立業，尤非國學不為功，苟日專心於西學，而荒廢國學，雖留美數十百年，返國後仍不足有為也。”
此後的近十年中，梁啓超多次到清華演講，他的學養和風采給清華學子留下深刻印象。就讀於清華學校的散文家梁實秋回憶：
一個風和日麗的下午，高等科樓上大教堂裏坐滿了聽眾，隨後走進了一位短小精悍亮頭頂寬下巴的人物，穿着肥大的長袍，步履穩健，風神瀟灑，左右顧盼，光芒四射，這就是梁任公先生。
他走上講台，打開他的講稿，眼光向下面一掃，然後是他的極簡短的開場白，一共只有兩句，頭一句是：“啓超沒有什麼學問——，”眼睛向上一翻，輕輕點一下頭：“可是也有一點嘍！”
一代國學大師的風采躍然紙上。
梁啓超與清華學子的關係非常親近，也很關心清華的長遠發展。他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出五點建議，其中就包括“辦成一完備之大學”。因此，當吳宓專程到天津請他出任清華國學院的導師時，梁啓超立刻欣然接受。
1925年9月13日，梁啓超在給女兒梁令嫺的信中寫道：“我搬到清華已經五日（住北院教員住宅第二號）。”
順利聘請到胡適推薦的兩位導師——王國維、梁啓超後，清華國學研究院的邀請卻被章太炎拒絕了。找誰來補上這個空缺呢？吳宓向曹校長推薦了同學陳寅恪。
陳寅恪是晚清重臣陳寶箴之孫，自幼飽讀詩書，中學畢業後先後就讀於德國柏林大學、瑞士蘇黎士大學、法國巴黎大學、美國哈佛大學。據不完全統計，他通曉二三十種語言，其中甚至包括一些早已失傳的古語言。
據説，當年傅斯年在柏林留學時曾説：“在柏林，中國留學生中有兩個最有希望的讀書種子，一個是陳寅恪，一個是俞大維。”
1919年，吳宓與陳寅恪在哈佛大學相識。吳宓立即被他驚人的博學所傾倒，並讚歎“閤中西新舊各種學問而統論之，吾必以陳寅恪為全中國最博學之人”。
不過，陳寅恪留學歐美好多年，卻沒有拿到任何學位，每每有人問起，他總是淡然地説：“博士學位好拿，但兩三年內被一個專題束縛住，就沒有時間學其他知識了。”
這種求學問而非求文憑的學習態度，得到許多讀書人的讚許，但是在找工作時卻遇到了點麻煩。當吳宓和梁啓超向曹雲祥推薦陳寅恪時，曹雲祥問：“他是哪國博士？”梁啓超答：“他不是博士，也不是學士！”曹又問：“他有什麼著作？”梁説：“也沒有著作！”曹校長有點犯難説：“既不是博士，又沒有著作，這就難辦了。”梁啓超一聽這話，生氣地説：“我梁某人也沒有博士學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總共還不如陳先生寥寥數百字有價值。好吧！你不請，就讓他在國外吧！”
應該説，曹雲祥是一位非常開明的校長，他見梁啓超、吳宓二人都如此看重陳寅恪，便立即向他發出了聘函。
在與陳寅恪接洽期間，清華學校教務長張彭春又向清華國學研究院推薦了第四位導師趙元任。
趙元任是清華學堂的前身——遊美學務處派出的庚款第二批留學生，與胡適是“同年”。在當年激烈的選拔考試中，趙元任名列第二，而胡適只排在第55名。雖然考試名次並不能代表一個人的真實水平，但趙元任卻是貨真價實的學霸。
1918年，趙元任獲得哈佛大學哲學博士，次年受聘於康奈爾大學教物理學。回國後，他一直致力於語言學、音韻學的研究，被譽為“中國語言學之父”。
1925年，“四大導師”先後搬入清華園。如今，清華園西側仍坐落着一片整齊的平房，那便是當年清華為教師們修建的宿舍——西院。
據王國維之女王東明回憶，清華西院宿舍是典型的北方四合院。有三間正房、一間儲藏室、一間下房，廚房、廁所、浴室一應俱全。廁所配有進口的抽水馬桶，廚房旁邊還有一間抽水蹲便式廁所，專備傭僕之用。院子的面積比房間還大，院裏種着許多花木。
不過，在王國維看來，房子還是太小，他在城裏的舊居有20間房。為了擺放藏書，他不得不向學校又租了一套住宅。有意思的是他以為門牌號相連的房子必然挨着，到快搬家時才發現，17號住宅在西院最東邊，而18號住宅則在最西邊，中間隔着兩排房子和一條南北走向的街道，相距100多米。直到當年秋天，他才想辦法換成了18號、16號兩座相鄰的房子。
趙元任家人口多、書籍、器具也很多，他太太楊步偉又熱情好客，經常有朋友來家裏聚會，因此一處房子也不夠用。幸虧，第二年陳寅恪搬到他隔壁。陳當時尚是單身，沒有那麼多家當，便把一半房子勻給趙家，才解決了趙家的住房困難。
教與學
1925年7月6日至8日，清華國學研究院和大學部在位於城內李閣老胡同的法政大學舉行招生考試。據《吳宓日記》記載，上午8點到10點考中國哲學、10點半到12點半考英語，午飯後，下午2點到5點考論文。下午5點半老師們帶着考卷乘車返回西郊清華園。
第一屆清華國學研究院計劃招收30名學生，後來兩名考生未能入學，又從備選名單中補招了一人，他就是後來成為楚辭學、敦煌學、語言音韻學家的姜亮夫。
姜亮夫回憶，他決定報考清華國學研究院時，招生考試已經結束了。他專門給梁啓超寫了封自薦信，才爭取到了補考的機會。考試那天，梁啓超先生親自跟他談話，瞭解到他曾在四川讀書，於是給他出了一個論文題目《試述蜀學》。姜亮夫很快便寫了一篇兩三千字的文章。梁先生看完後很滿意地説：“這篇文章説明你在四川讀書時是個用功的人。”
午飯過後，王國維先生又來主考，考題都是關於小學、考據方面的。姜亮夫此前看過相關書籍，答起題來毫不費力，王國維也連聲稱好。過了兩天，姜亮夫接到清華的通知，參加複試，並且告訴他，這次考試如果考及格，他就會被錄取。
姜亮夫信心滿滿，誰知道這個名為“普通常識”的考試卻相當生僻，十八羅漢的名字，他一個也寫不出來；二十幾個地名，也只寫出16個。漢語言學和哲學，他考得不錯，但是許多有關佛學的知識他則答不出。
梁啓超、王國維兩位先生看過考卷後問姜亮夫：“你的行李在哪裏？”他説在門口。他們立刻拿起電話告訴門房：“把剛才進來的姜某人行李送到靜齋第一號寢室裏邊去。”就這樣，姜亮夫被錄取了。
清華經費充足，條件非一般大學可比。學生宿舍兩人一間，吃飯六人一桌、四菜一湯，不過最令姜亮夫滿意的是清華有一間巨大的圖書館。圖書館“四壁都是書，桌子上的電燈很亮，裏面可以坐三四百人。另外還有閲覽室，一桌六人兩盞燈，四周擺滿了字典、詞典和其他工具書。”
國學研究院的學生還有一個特殊優惠——借書無限量。“只要寫下書目清單放在門口，兩個小時後就有人把書送來，如果提出書單館內沒有，還會想法去買。研究院的學生還可以直接進入圖書館的書庫內看書。”有一次，姜亮夫看書入了迷，被關在圖書館裏。他索性貓在裏面，看了一夜書。
開學後，四大導師的學識和他們的教學方式更讓學生們大開眼界。
梁啓超先生講課不但運用校勘、考證、訓詁等中國傳統學術方法去分析古籍的真偽、年代，還經常參考海外學人的觀點，一下子打開了學生們的眼界。
周傳儒是清華國學研究院第一屆學生，他這樣評價王國維先生：
上課從不遲到，亦不早退，風雨無阻。不説廢話，以説明題旨為度。他人已説過的東西，從來不抄襲，不掠美，不詆譭，説話負責，做事負責，是一個地地道道、紮紮實實的君子。同學住的地方，不來。來就是上課，上完課就走。他家住在西院，同學住新大樓，相距二三里。同學們常去看他，質疑請益，他必竭誠相告。遇有不知道的事，他就説“弗曉得咯”。沒有一次掩飾。他寫字工整，小而秀，但不講究碑帖，不成一家。
周傳儒對恩師的回憶言簡意賅、客觀平實，一個實實在在做學問的君子形象躍然紙上。
對於陳寅恪先生的學問，姜亮夫説，自己“一輩子也摸探不着他的底”。陳先生最大的特點：每一種研究都有思想作指導。“聽他的課，要結合若干篇文章後才悟到他對這一類問題的思想。”陳寅恪強大的語言能力，更令姜亮夫瞠目：“他引的印度文、巴利文及許許多多奇怪的字，我都不懂，就是英文、法文，我的根底也差。所以聽寅恪先生的課，我感到非常苦惱。去問他吧，幾乎每個字都要問。”陳先生身體弱，冬天要穿兩件皮襖。見他書讀得這樣多、這樣好，而身體這樣差，學生們都很心疼。然而，學問如此深厚的陳先生，每週還有兩天要從清華奔波到城裏，找人去學西夏文和蒙古文。“這麼一個大學者，還在這樣勤奮讀書，像我們這些人不成其為人了！真是無地自容！”
趙元任先生與其他三位先生比較起來，教學方法更加現代。他講的描寫語言學是把印度、歐羅巴語系的發音方法運用到漢語的聲韻學中。
多年後，姜亮夫仍感慨：“清華園的先生們確是我國名副其實的國學大師，他們不僅給學生以廣博的知識、高深的學問，而且教會學生做學問的方法，根據不同學生特點指明研究的方向，最後讓你自己獨立研究。”
除了學業上受益良多，與四位導師日常生活中的接觸也成為學生們終身回味的温馨畫面。為了增進師生感情，清華國學研究院每個週六都會組織一個同樂會，師生全要參加。同樂會上有人講故事、有人説笑話、有人背書、有人唱戲……
梁啓超和王國維兩位先生上課時雖然很嚴肅，但同樂會上卻一點也不擺架子。有一次，梁啓超説要背一段《桃花扇》，結果揹着揹着，把整本書都背下來了；一向沉默、內斂的王國維，當即站起來背誦了《兩京賦》。活潑的趙元任命人把每人的茶杯收在一起，敲打調音後，竟然用茶杯敲出一首樂曲。還有一次，他給大家表演“全國旅行”，從北京出發，經西安、蘭州、成都、重慶、昆明、廣州，再回到上海，每一處的方言都學得惟妙惟肖，令人捧腹大笑。
陳寅恪為人比較嚴肅，在公開場合不太跟大家説説笑笑，但私下談話也是非常幽默，平易近人。
總之，清華國學研究院無論從教學設置，還是師生關係，與現代的大學或研究院的感覺並不太一樣，它有着傳統書院的古風與温情。遺憾的是，學術神話一般的清華國學研究院，只存在了4年就落幕了。
“過渡產品”
國學研究院運行半年，成果斐然，吳宓非常滿意。他在校務會議上提出第二年的發展計劃：增設古物史料陳列室，與外界合作進行考古發掘；增聘教授2人；下屆招生由30人增至50人；經費增加1.1萬元；國學研究院兼辦普通國學。然而，他的擴充計劃甫一提出，就遭到校內許多教授的反對。
事實上，清華國學研究院在籌備之初，關於它的性質和發展方向，清華內部就存在着差異。國學研究院到底是一個獨立的學術機構，還是與清華本科教育相連接的研究生院，大家理解各不相同。
清華國學研究院畢業生李鴻樾的畢業證書上有清華四大導師的名字和簽章，曾被譽為“史上最牛畢業證”。
清華“改辦大學”之後，分為舊制部（留美預科）、大學部、國學研究院三足鼎立。包括清華教務長張彭春在內的許多教授認為，國學研究院原本就是一個“過渡產品”，因為各種客觀條件所限，清華無法立即創辦一個多學科研究院，所以才“先設國學一科”。吳宓提出要擴大國學研究院的招生規模和預算，就意味着擠佔其他學科的發展空間。
張彭春提出：清華國學研究院應“明定宗旨，縮小範圍，只做高深之專題研究，而不教授普通國學，教授概不添聘，學生甄取從嚴，或用津貼之法……”簡而言之，國學研究院不應該染指大學部普通國學課程。
校務會議經過表決，通過了張彭春的提議。吳宓、梁啓超、王國維均不同意縮減招生人數。會後，梁啓超致信吳宓，甚至有“引退”之意。
平心而論，張彭春對國學研究院的定位符合籌辦清華大學時的最初設想，也符合大學教育發展的大趨勢。經過一番解釋、勸説之後，梁啓超、王國維都先後同意了張彭春的主張。在幾天後召開的校務會議上，決定當多學科研究院（當時稱“大學院”）成立時，將國學研究院併入其中。不難看出，這與吳宓期待國學研究院成長為一個獨立的學術機構想法相去甚遠。
其實，在國學研究院成立之前，就有人表示過反對。清華政治學教授錢端升認為，大學應該優先發展文理基礎學科，其次是應用學科，而不應把有限的經費都用於辦國學研究院。他在一篇文章中表示，大學如無文理科基礎，絕不能成為良好的大學；國學誠然重要，專設研究機構則毫無必要。生物學教授陳楨也在一篇文章裏表示了不滿：“我們要知道，除考古外，中國還有許多目前的現象，及將來的問題，急急的待人研究或解決。中國的自然科學研究，社會科學研究，至少與考古研究的重要相等，或者比考古研究更為重要些。”
不得不説，放在當時的語境下，他們的看法非常合理。國家積貧積弱，率先發展自然科學的確有相當的合理性。況且這種矛盾並非僅停留在理念層面，而是直接影響到不同學科教授的薪酬、經費預算、購置圖書設備等具體利益。
以圖書館購書經費為例，1926年至1927年度，全校購書費用總額3.3萬元，其中國學研究院就用了1.45萬元，竟佔總額的44%。清華改辦大學後，留過洋的中國教師月薪200元至400元，沒留過洋的中國教師月薪100元至200元；職員月薪最高的50元至60元，而國學研究院的導師們月薪一律400元，也遠高於同儕。
學校對國學研究院的投入也遠高於其他院系，的確會引起院外人的側目。
傳奇落幕
雖然清華校內其他院系的教授對國學研究院頗有微詞，但國學研究院衰落的轉折點，實為王國維、梁啓超兩位導師的先後謝世。
王國維的遺書
1927年6月2日，王國維照例清早起牀，由夫人為他梳理髮辮後去國學研究院上班。按照他女兒王東明的話説，當天“無絲毫異樣”。
上午，與同事商討了下一期招生事宜後，王國維向辦公室職員侯厚培借了兩塊銀元，侯厚培沒有零錢就借給他一張五元紙幣。由於王國維身上從來不帶錢，所以侯厚培不以為怪。出了校門，王國維叫了一輛人力車，10點左右來到頤和園。臨走時他還囑咐人力車伕在園外等他，可誰知他這一去就再也沒出來。
王國維緩步走過長廊，在石舫前枯坐了半個小時，然後又走進魚藻軒，從身上掏出一支紙煙。抽完後，他毫無徵兆地從魚藻軒的石階上縱身一躍，跳入湖中。
距魚藻軒大約十幾米，正好有位清道夫目睹了王國維投水的全程。他立刻跑來將王國維救上岸。奇怪的是，整個過程不足兩分鐘，由於湖水較淺，王國維後背的衣服甚至都沒有打濕，可他卻已經撒手人寰。後來，人們發現，他入水時將頭用力栽進湖裏的淤泥中，致使口鼻堵滿淤泥，窒息而亡，可見其死意之堅決。
聞訊趕到頤和園的吳宓，目睹了王國維遺體的慘狀：“王先生遺體卧磚地上，覆以破污之蘆蓆，揭席瞻視，衣裳面色如生。”在場的清華師生和王國維的家人，無不失聲痛哭。
人們從王國維身上發現了一封遺書，開篇“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經此世變，義無再辱”一句話廣為人知，但王國維到底遭到什麼奇恥大辱，使他毅然決然地選擇赴死呢？
長久以來，關於“王國維之死”一直流傳着幾種説法。有人説，他是為了“殉清”而死；有人説，他是因為長子剛剛過世，又逢親家羅振玉逼債，羞憤而死；最深入人心的解讀則是來自陳寅恪先生的“殉文化説”。
其實，這些解讀都有牽強之處，縱觀他前後的個人生活和心理變化，不難看出，他的一意赴死是多方面原因共同起效的結果。
1926年9月26日，王國維的長子王潛明突然病逝，年僅27歲。老年喪子給王國維的打擊可想而知。一向沉默、內斂的他“逢相識即告以長子死矣”，悲痛之情溢於言表。然而，屋漏偏逢連夜雨，長子過世幾個月後，他又與多年老友加親家——羅振玉絕交了。
此前有一種説法是，王潛明去世後，羅振玉立即將其女、也就是王潛明之妻王羅孝純帶回天津孃家。因為羅孝純是回孃家為丈夫守節，所以羅振玉令王家每年出2000元大洋作生活費，王國維難以承受巨大的經濟壓力，因此尋了短見。
上世紀80年代，羅振玉之孫羅繼祖拿出1926年10月下旬王國維致羅振玉的最後三封信，真相才浮出水面。
原來，王潛明去世後，羅孝純與主持後事的王國維之妻潘氏夫人發生矛盾，一氣之下隨父親回了孃家。剛剛經歷喪子之痛的王國維，感情上很難接受。他把兒子的2400多元撫卹金寄給親家，當做兒媳的生活費，可誰知道羅家堅決不收。幾番書信往來，王國維與羅振玉這對幾十年的老友加親家，情緒越來越激動，言辭也越來越激烈，最終竟鬧到絕交的地步。
多年後，羅振玉之孫羅繼祖回憶這段往事時，不無遺憾地寫道：
潘夫人處置善後偶爾失當，姑母(指羅孝純)泣訴於祖父，祖父遷怒於王先生，怪他偏聽婦言，一怒而攜姑母大歸三十年夙交感情突然破裂，原因是祖父脾氣褊急，平日治家事事獨斷，而王先生性格卻相反，平日埋頭治學，幾於不過問家政，一切委之閫內。在這種情況下，王先生既難於向老友剖白衷情，而祖父又徇一時舐犢之愛，竟至棄多年友誼於弗顧，事情鬧僵，又沒有人從中轉圜，以至京津雖密邇，竟至避面，直到王先生逝世。
然而，從王羅絕交，到王國維沉湖，中間畢竟還間隔着大半年時間。這期間，又發生了什麼變故呢？
1927年4月，張作霖殺害李大釗，北京學界大為憤怒。此後，北京的時局日趨緊張。一方面張作霖加緊迫害進步人士，另一方面北伐軍攻下南京，渡江北上。北京上下人心惶惶，清華甚至有教授帶着家眷去了美國。
一時間，傳聞四起。有的説，湖南遺老葉德輝被北伐軍殺了；有的説，羅振玉已經躲進東交民巷某國大使館了。清朝的遺老們紛紛“逃難”，連梁啓超都搬回天津去了。王國維心中大為惶恐。
姜亮夫記得，好幾個人都專程到王家勸王國維剪辮子。有一次，王國維甚至問姜亮夫的意見：“有人勸我剪辮子，你看怎樣？”姜亮夫安慰老師説：“你別管這些事，這個學校關係到國際關係，本校是庚子賠款而維持的，一定要看國際形勢，你剪不剪辮子，只是形式。”姜亮夫還勸他，不要離開清華一步。
姜亮夫最後一次去王國維家，先生對他説：“亮夫！我總不想再受辱，我受不得一點辱！”姜亮夫雖然難過，但沒有聽出他的弦外之音。沒想到，幾天後竟傳來了先生的死訊。
姜亮夫記得，在王國維的遺體告別會上，同學們都行三鞠躬禮，唯有陳寅恪先生堅持行三跪九叩大禮，可見他的悲痛之情。
1927年年末，梁啓超身體每況愈下，漸漸無法上課。緊接着，北伐成功，國民黨控制了北京。曹雲祥校長辭職離校，趙元任也赴南京史語所任職去了。四大導師離去三人，唯有陳寅恪一人堅持上課，大有孤木難支之感。
1929年7月，送走最後4名畢業生後，清華國學研究院停辦。雖然在中國學術發展史上，清華國學研究院只是曇花一現，但它開創的研究國學的新風氣、四大導師的風采，仍像一個經久不息的神話流傳至今。
參考資料：《清華國學研究院史話》《從“美國化”到“本土化”：清華國學研究院的緣起》《清華國學研究院的存廢之爭及其現代啓示》
（原標題：杏壇傳奇）
來源：北京日報 作者：黃加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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