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探討古代文學的過程中，我們經常聽到“經史子集”這一概念。
這其中，經學無疑是中國古代最經典的學術流派，但很少有人知道經學亦分為“古文經學”與“今文經學”兩種。
古文經學，就是先秦經學。東周時期的儒學經典，都可歸為此類。眾所周知，在秦始皇統一六國之後，發生了“焚書坑儒”的慘禍，以至於，大量古文經學被焚燬。在此期間，一些潛藏在民間的儒生，自發性地將古文經書藏在不為人知的地方保存了下來，直到漢朝建國後，才讓這些經典重見天日。
在漢代，古文經學得到統治階層的推崇。例如：漢景帝時期，河南獻王曾花費千金，從民間購買那些遺失於秦朝的古文經書，漢武帝時期亦有魯恭王於孔子故居的牆壁內發現了古文經書。這些古文經書被相繼獻給朝廷，被收藏在皇宮之中，成為皇家秘藏。
至於今文經學，則是那些在“焚書坑儒”事件中逃過一劫的，老儒口耳相傳留下來的儒學經典及註釋。
漢哀帝時期，劉歆被任命為學官，主持對秘書的校對工作。在校對期間，劉歆發現古文經書與流通於當代的博士本有較大的出入，所以就將經學劃分為古今兩個流派。劉歆在感慨秦代焚書之禍的同時，主張將《毛詩》、《左傳》等古文經書收於學官，以此作為教材。也因此，今文經學發展到西漢後期，出現了兩種趨勢：
一方面由於董仲舒對於公羊學中災異、符瑞、天人感應的闡發，今文經學由此邏輯發展的後果即是讖緯氾濫，再加之統治者的迷信與提倡，經學逐漸神學化；
另一方面由於今文經學繼承了較多的原初儒學的色彩，其理論內在地包含着對現實的批判，從而越來越不能為逐漸加強的君主專制所容忍。
所以，劉歆否定了部分今文經書，並對那些篡改後的內容進行了批判，極力推崇古文經學。劉歆表示，太學中的學官所講授的經學，大多是焚書坑儒之後，是那些活下來的老儒口耳相傳下來的。這些經過背誦的文字，難免會與原本存在出入。因此，今文經書中的大多數內容都是殘缺的，可能其中的含義也已經出現了較大的偏差。
“及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為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所修，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藏於秘府，伏而未發。孝成皇帝閔學殘文缺，稍離其真，乃陳發秘藏，校理舊文，得此三事，以考學官所傳，經或脱簡，傳或間編。傳向民間，則有魯國柏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之遺學與此同，抑而未施。此乃有識者之所惜閔，士君子之所嗟痛也。”
從這段文字中我們可以看出，劉歆認為：唯有先秦的古文經書才是經典，是沒有錯漏的全經。
而當時古文經書的來源相當有限，僅有三處：
一是、漢武帝時期，魯恭王在孔子故居的牆壁中找出的全本；
二是、皇宮秘藏（當年焚書坑儒事件中秦宮中亦收藏了不少古文經書）；
三是、民間儒生的收藏。
這三個渠道中的古文經書中，通過第一種渠道和第二種渠道獲取的古文經書更加可靠。因此，劉歆主張將皇宮秘藏和那些發掘自孔聖故居牆壁的全本立為博士。
在劉歆所主張立為博士的古文經書裏，劉歆最在乎的就是《左傳》。劉歆表示，流通於時下的《公羊春秋》是儒生口耳相傳傳承下來的，而《左傳》則是左丘明與孔子共同研究的成果，二者之間哪一個更具權威性顯而易見。
劉歆表示：
“周室既微，載籍殘缺，仲尼思存前聖之業，乃稱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以魯周公之國，禮文備物，史官有法，故與左丘明觀其史記，據行事，仍人道，因興以立功，就敗以成罰，假日月以定歷數，藉朝聘以正禮樂。有所褒諱貶損，不可書見，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論本事而作傳，明夫子不以空言説經也。”
在此我們能夠看到，劉歆除了對原本《左傳》的推崇備至之外，他對孔子的看法亦發人深省。與劉歆同時期的學者，大多將孔子奉為聖人，甚至將其捧上神壇，為孔子賦予了“黑帝之子”等種種玄幻的身世背景。
之所以會出現這種情況，完全是受了今文經學的影響。儒生在傳播今文經學的過程中，刻意美化孔子，將其歌頌為超脱的聖人。而劉歆則將孔子還原成最真實的東周學者，讓他恢復了凡人的身份。
這種嚴謹求真的態度，亦是古文經學與今文經學最大的區別所在。
參考資料：
【《中國古代最經典的學術流派——經學》、《左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