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伯昭（1899～1976）名文炯，號沐園，四川巴縣(今重慶市)人。民國10年（1921年）畢業於上海聖約翰大學，長期經營桐油。1956年公私合營後，任上海市工藝品進出口公司經理，上海市第二、三、四、五屆人民代表，黃浦區政協副主席，黃浦區副區長。
羅家兄妹5人，羅伯昭排行老大，底下有一個弟弟，三個妹妹。他自幼聰明，讀書用功，14歲時到上海讀書，先入民立中學，後考入上海聖約翰大學商科。1921年畢業後返回重慶，正值父親朋友楊希仲先生謀劃開拓國際貿易，創設聚興誠貿易部，羅伯昭便進入該部任職。
四川萬縣一帶盛產桐油，當地桐油質優價廉，羅伯昭常在山區奔走，收購桐油和山貨，白天翻山越嶺，晚上投宿又髒又臭的雞毛小店，很是辛苦。數年後，由於業務熟悉而又聰明能幹，他很受上司重用，陸續擔任襄理、經理等職，月薪可以拿到一百多銀元。
1929年，聚興誠總經理楊希仲去世，貿易部內部發生矛盾，羅伯昭辭去職務，自組信昌號，代生利洋行收購山貨、桐油等，從中收取佣金。生利洋行的美商範格，原籍德國，移民美國後，開始到中國做桐油生意。桐油在工業上用途很廣，運到美國銷售，獲利甚豐。範格賞識羅的才幹，1930年與之合作經營。範格出資大部分資金，負責國外銷售。羅伯昭出資兩千銀元，負責國內採購，業務迅速發展。
為了使桐油達到出口標準和方便油船停靠，羅伯昭選址在重慶長江南岸龍門浩建造桐油加工廠。數年間，賺了不少錢，成為富商。
1934年，生利洋行由重慶遷至漢口。據羅伯昭女兒羅炯記憶，那時她家住漢口四維小路一座二層樓的小洋房，印象中父親“穿的是西裝，皮鞋很亮，坐私家黃包車去行裏上班。”可見，當時羅伯昭已經是一個成功的企業家了。
1938年夏，時局緊張，羅伯昭全家逃難回重慶，為躲避日寇飛機轟炸，又從城裏搬到郊區歌樂山上，生利洋行被迫停業。當時，範格夫婦在上海，勸説羅伯昭移居上海。1940年春，羅伯昭輾轉抵滬，範格夫婦已為他代買下一幢花園洋房，即安福路7號。
到上海後，羅伯昭因戰爭原因和強烈的愛國心和民族氣節，不願在日偽統治下去發國難財，一直沒有從事商業活動。有人曾動員他出去經商辦企業，都被斷然拒絕，他寧可變賣房產來維持家庭生活，過苦日子。羅伯昭曾對兒女們説：“那時沒有任何收入，吃掉了一棟樓（變賣房產所花的錢）。”但羅伯昭一點也不後悔。
抗戰勝利後，生利洋行恢復業務，羅伯昭仍和範格合作，做桐油出口還兼做藥材。範格在美國代他買了小汽車和冰箱，運來上海。再加上家裏僱有廚師、司機及兩名女傭，所以羅家當時在上海頗有氣派。
羅伯昭縱橫商場，可以説非常成功，但其影響卻遠不如他在中國古錢幣收藏和研究上的影響大，且他從小就有古錢幣收藏的意識。
作為中國現代古錢幣著名收藏家，羅先生所收藏的錢幣不僅遍及中國古今，其收藏的質量之高也是屈指可數的。丁福保先生曾評價雲:“伯昭在同好中年較幼，好泉較晚而癖嗜之，深蒐羅之勤，餘嘆不如。其所藏雖不逮叔馴仁濤，然篋中不乏新穎可喜之品，兩宋銕範尤為可觀。”杭州泉人張晏孫則曰:“羅君伯昭深於泉學且富收藏，久為同好所推崇，比來蒐集益勤，所得尤多珎美，在昔移雄巴蜀，個且爭長中原，為南張北方之勁敵矣。”(《沐園四十泉拓》題辭)這些評價確非溢美之詞。《沐園四十泉拓》一書，是羅先生於1941年為慶賀自己四十歲生日遴選自藏四十珍品集拓而成的。該書收錄的錢幣有:’西周”圜錢、景和、六銖、乾元重寶背十、天成元寶、鎏金天策府寶、乾封泉寶背天大銅錢、保大元寶背天、永平元寶、祥符元寶折三型鐵母、天聖元寶折二鐵母、熙寧通寶折三鐵母、元豐重寶、紹聖通寶背施鐵母、紹聖通寶大字、元符重寶、政和重寶鐵母、靖康通寶篆書大字折二、靖康通寶鐵母、建炎通寶鐵母、乾道元寶鐵母、淳熙元寶背利折二鐵母、貞祐通寶、大朝通寶銀錢、至元通寶背玉篆書、咸豐重寶寶河當五十木雕母等。這些錢幣均為一時之上選，而先生的眼力，亦由此可見一斑。所以，在當時，羅先生與羅兩位錢幣界泰斗方藥雨、張叔馴一起共享“北方南張巴蜀羅”之盛譽，當非幸致。除此之外，我們還可以《泉幣》及五十年代羅先生捐贈給中國歷史博物館的錢幣留拓中，進一步領略到羅伯昭先生之收藏水平:“音刀”直刀、“垣”布、“文雁鄉”三孔布、“市坪”圜錢、壯泉四十、大蜀通寶、天策府寶銅錢、應感通寶、應運元寶、祥符元寶折三型鐵母、元豐重寶、天禧通寶折二鐵母、紹興通福背四大錢、中統元寶、大元通寶小平、巴思八文大元通寶母錢、弘治通寶大錢、天啓通寶篆書折二、洪熙通寶及清代雕母等等。這些錢幣舉世罕見，多屬大珍品、大名譽品，對研究中國錢幣鑄造與流通所具有的重大歷史價值，不言而喻，充分反映出羅伯昭先生超凡的鑑賞力與膽識。更難能可貴的是，羅伯昭先生將自己幾十年的心血，義無反顧，化私為公，慷慨捐贈給國家，為後人留下了一份豐厚的文化遺產，表現出一位知識分子崇高的思想境界。
羅伯昭先生不僅是一位收藏大師，而且對錢幣富有研究，所撰所述，無不散發出真知灼見，可謂是泉幣界少的“研究型”藏家之一。僅在1940—1945年出版的《泉幣》雜誌三十二期中，羅伯昭先生先後撰寫或提供藏品的文章就有一百零一篇，平均每期有三、四篇之多，著述之豐，令人歎為觀止。先生治學嚴謹，文章講究實在，一點一滴，有感而發，言簡意賅，雖廖廖數百言，而立意深遠，足啓後人之思者每每可見。羅伯昭先生的文章大致可分為兩類，一為考述，一是鑑賞。在考述文章中，羅先生廣徵博引，闡釋發微，《臨安府二百文省釋疑》、《建武五銖範年月日考》、《太平百錢非吳制説、《珎與寶》、《再説珎與寶》、《南漢錢史》、《西川嘉定鐵錢之分析》等都是擲地有聲之作。在《臨安腐二百文省釋疑》、《再説臨安府貳百文省》、《字餘音》三文中，羅先生經過大量的考證，認為產生於南宋末年的臨安府錢牌，其錢文的“”字應釋讀為“貳”而非“一”，所謂“考古文弌可作一，弍可作二，若從貝則遍覓字書無此字也。字既不見經傳，而強釋之為一，於義終未安也。且錢牌之用，期以流通市裏，出入販夫俗子之手。果如翁氏所云，從弌作一百，其字賢士大夫猶不識之，而盼販夫俗子能知之可乎，其不起市井之紛爭也幾希。故餘曰即貳，從俗書也。”這一觀點被近半個世紀後所發現的實物證實，足見先生眼光之敏鋭、立論之高明。而在《建武五銖範年月日考》一文中，羅先生則力排眾議，從古文字“十”和“七”入手，假以漢代年曆，提出了建武五銖錢範的銘文紀年應為“建武十七年”，而不是“建武二十年”的觀點，為學術界所普遍接受，奉為圭臬。《南漢錢史》一文，是第一篇系統研究有關五代十國時期南漢鑄錢發展的文章。在文章中，羅先生開創性地將南漢鑄錢分為三個時期:劉隱鉛錢時期，銅錢時期和鉛錢時期，這對後人瞭解和進一步研究南漢貨幣史具有指導意義。在鑑賞文章中，羅先生將考證與欣賞有機地結合起來，不僅考證錢幣鑄造和版別，而且對錢幣真偽、來龍去脈，一一辨析，探賾索隱。如《泉幣》第二期《紹聖通寶背施》雲:“此品白銅厚重，當系鐵監母泉，旋讀通寶已屬創見，而背下施尤奇也。考施乃施州，今湖北恩施縣是也，北宋時屬劍南道。哲宗本紀，紹聖二年五月置施州廣積監鑄錢，於史有證，尤屬可貴。按今施背鐵錢未見。”又如《泉幣》第六期《統和元寶》:“遼錢統和變化最多，所見有大字小字之分，或背上月，或上月下星，或背無文。此品盛大字，元字不挑，寶足帶隸，背上月文，白銅綠鏽，色澤可愛。曩成都龔熙台藏一品，小字，元寶全仿開元，背無文，絕少，尋歸齊齋。”
《泉幣》第七期《建國通寶錢考》一文，可視為羅先生在學術研究方面的代表之作。在該文中，羅先生究其真偽，挈其要害，詳加考證，大膽推測，淋漓酣暢。首先，辨別建國通寶錢之真偽。建國通福錢以前沒有見過，錢譜上也沒有著錄過，歷史上也沒有“建國”這一年號，這對於鑑別建國通寶錢的真偽來説具有相當大的難度。但如果一旦確定這枚錢幣是真品，那將是一個大的發現，可補歷史記載之闕，這又具有很大的挑戰性。為了弄清該枚錢幣的真偽，羅先生不辭辛勞，毅然北上，將錢取回上海，以其睿智，審視再三，斷定果非贗作。“銅色金黃，膛底松花綠鏽，面對黑斑，錆色堅美，權之得三公分六釐。版式狹穿大字，寶含圓貝，四字平整，一氣呵成。遍查建炎各種圖式，建通寶三字，決無此書體，焉能以炎改國。此錢輪郭風氣，酷消政和宣和，亦逼近美製大字聖宋，其為北宋官鑄錢無疑。試比南宋之制，固大相徑庭也。”其次，考建國通寶錢鑄造之可能。北宋時沒有“建國”這一年號，但有“建中靖國”年號，確定錢幣上的“建國”兩字是否是取“建中靖國”年號中首尾“建國”兩字，意義重大。羅先生以北宋時所鑄的太平通寶錢和祥符元寶、祥符通寶為例，指出“徽宗巧技成性，或以靖國二字，不足以概括建中靖國四字之義，爰取首尾二字，一度鑄錢，理或然歟。”接着，推定建國通寶錢鑄造之時間。羅先生以元祐背陝錢和聖宋、宣和、政和錢相比較，指出建國通寶錢鑄於陝西爐銅鐵兼鑄之時，“徽宗既鑄聖宋，何遑鑄建國乎。”並認為，“建國一度之鑄，當在建中靖國元年之初，而聖宋之制，當在建國鼓鑄之後。意者，建國錢乃建中靖國改元試鑄品，旋以其制不合，而改聖宋歟。”最後，設想建國通寶錢應成對錢。“餘按北宋錢自天聖以降，率真篆成對，今篆書建國已發現，真書建國容或有之。”整篇文章條分縷析，層層推進，極有見地。事實證明，建國通寶真書也確有其品，遺憾的是，現僅見一紙拓片矣。
《沐園四十泉拓》是先生唯一一本發行的專集。在書中，羅先生對所收錄的錢幣，或輟以絕句，或加以考證，文字清麗簡約，展現出羅先生深厚的文學功底和歷史卓見。如對保大元寶背天錢，羅先生在書中發表了自己獨特的見解，至今備為一説:“《十國春秋·楚世家》；乾祐三年十一月，希萼帥師陷長沙，殺希廣，自稱楚王。明年春，奉唐朔，稱保大。九年二月甲辰，遣使入貢於唐。三月，唐以王為天策上將軍、武安武平靜江寧遠等軍節度使兼中書令，封楚王。十月辛卯，唐將邊鎬引兵入醴陵，希萼奔衡山，希崇降。十月，遷馬氏諸族千餘人於唐。餘按保大錢乃希萼奉唐朔後所鑄，文字製作與小樣銕乾封不異，背天尤為明證。”
作為錢幣學界的晚輩，雖然無緣與羅伯昭先生這樣的前輩大師相見，但通過拜讀先生撰寫的文章，欣賞先生收藏的錢幣實物及拓片，使後學的我充分感受到了這位錢幣界前輩的手眼風範。同時，也使我深深體會到，只有如先生那樣，不停留於收藏之表面，而是融歷史考證於一體，才能使收藏集大成，研究具新意。所以，在羅先生逝世二十五週年之際，很樂意地接受了羅伯昭先生女兒羅炯女士之約，撰寫此文，以志紀念。
晚清金石藏家高煥文在《癖泉臆説》 中記述：“洪熙通寶錢從未見有真者，唯於胥塘朱微家見有一枚，文字端楷，製作最精，然亦不敢決為真虎也。” 由此可以看出，高煥文對於是否存在洪熙通寶也是模稜兩可。
民國時期發現有兩枚洪熙通寶。據王蔭嘉先生説，一枚為張叔馴先生所藏，“洪熙錢曾見生鏽一品，絕似洪武小平之闊緣小字者，蓋系同爐所鑄，絕非剜改所能，四字結構既佳，而洪通寶三字又與洪武錢絕不雷同也。十八年前，憶為董弢廠所收，以歸齊齋”，後為張叔馴帶至國外，早已銷跡多年，不知流落何方。
另有一枚大字版洪熙通寶為由羅伯昭所藏，羅有文字記述：“餘藏有洪熙一品，作風全胎明息，通寶二字近洪武背北平一種，而雄大過之，底章黑漆古，傳世鏽色極佳，惜為人佩久，面背磨夷。”此錢文平夷，熟舊無鏽，一説為當時樣錢，也有人懷疑為洪武通寶改刻之，後被羅伯昭先生贈給中國歷史博物館（現國家博物館）。
洪熙通寶存世兩枚，今一枚在國博，另一枚在哪裏？馬定祥先生在《歷代古錢圖説》曾批“曾見洪熙通寶小平錢二，張叔馴、羅伯昭各藏一枚”，未言真假。石父先生對洪熙錢持否定的態度，他在《中國古錢幣》一書中曾説洪熙朝未鑄錢。
孫仲匯先生在《古錢幣圖解》和《簡明錢幣辭典》中對洪熙時期是否鑄錢有疑問。
另見有折十型洪熙通寶，黃銅質，明代自嘉靖開始，鑄錢中加鋅，而成為黃銅錢，應屬於不到代的壓勝錢。洪熙年號介於永樂和宣德之間，永樂、宣德通寶存世都非常多，洪熙年號雖不足一年，按説也應該有鑄錢的可能，只是目前為止還沒有發現開門到代的洪熙通寶，希望將來能有發現，以補史缺。
清末，市面上流通的多數是內方外圓的小平錢，一般小孩得到小錢後，不是立即去買零食，就是扔在一邊，絕不會多看幾眼。幼年的羅伯昭卻不然，父母給的零花錢，他總要仔細端詳，反覆觀看，尋找它的特點，認為好的，就收藏起來。
有一次，不經意間，他得到了一枚背有八卦圖的小平錢，覺得很稀奇，愛不釋手，可不慎遺失，使他恍恍惚惚好幾天，直到失而復得，才笑逐顏開，恢復常態。從那時起，他便開始收集錢幣，對錢幣上的信息也都頗有研究。
一般孩童都是按照字帖來練習毛筆字的，羅伯昭也不例外，但他更多的是對着錢幣上的字體練。他發現諸多制錢雖大小不同，厚薄不一，輕重有別，書法各異，但上面都有一個繁體的“寶”字，且“寶”字的寫法多種多樣。羅伯昭出於好奇，將品相好、字體美、寶字有特殊寫法的錢保存起來，臨摹了一篇全是繁體“寶”字的大楷，竟無一完全相同者，國文老師閲後問：“你喜歡古幣？”他連連點頭。
老師説：“我國錢文化歷史悠久，學問高深，我是古幣愛好者，深知集幣需有一定條件，你長大後可把集幣作為自己的愛好，但目前莫費過多時間和精力，以免耽誤學業。”老師的話，羅伯昭一直銘刻在心。在中學和大學時代，他把全部精力集中於學習，節假日都在圖書館中度過，終成學業，獲得了學士學位。
進入聚興誠貿易部以後，羅伯昭恢復收集錢幣。由於採辦桐油和山貨，他經常行走于山區。一次，他發現某茶館門前擺一串制錢，便拿起仔細觀看，發現內中有值得收集的古幣，周圍好奇的人見他佇足觀錢，便圍上前，看看人，又看看錢，有人説：錢是喝茶老者的，此錢放門前，一直無人問津。老者沒想到今天有人問價，便不慌不忙地講：“貨賣行家，看來你是個行家，也是個愛家，只要你喜歡，給多少錢都沒關係。”
面對慷慨大方，頗有修養的老者，羅伯昭二話沒説拿出八塊銀元，問：“這些錢夠不夠？”老者接過錢平心靜氣地説道：“只要你覺得值就夠了！”然後坐到原處，繼續喝茶。用大洋買小平錢，周圍看熱鬧的人們大為不解，覺得錢都應按面值論價才合理，拿白花花的銀元，買只值幾角的小平錢，豈非一樁怪事？隨後這件事竟成為當地轟動一時的新聞，廣為流傳。
羅伯昭先生1951年4月參加赴朝慰問團，在北朝鮮得到一枚壹元紙幣，背面有他的題字
之後，每次到各地辦事，羅伯昭總要去訪問泉界知名人士，瞭解當地的古玩市場，每當得到珍稀古幣，他甚至比吃山珍海鮮、美味佳餚更有滋味。
在四川期間，他得到了四川畫家、收藏家毛永庚協助，收購了成都藏泉家楊介仁的全部收藏。
1925年春暖花開之際，江南大收藏家和泉學家戴葆庭到重慶訪問泉界，會見羅伯昭先生，暢談我國錢幣文化歷史和國內發展趨勢，展示了其攜帶的一批奇珍藏品，得到了羅伯昭的熱情款待與稱道。摯友相見分外欣喜，為了表示對羅伯昭的敬意，戴葆庭特轉讓了鎏金“天策府寶”、“乾封泉寶”兩枚奇珍。
當時，各地泉友慕名而來，羅伯昭都盛情接待，購得張文彬“大朝通寶”（銀錢）、“天聖元寶”（折二鐵範）。購陳仲壁：“招納信寶”（銀質）、秦權錢“第十八”、“天聖通寶”（鐵母）、“乾封泉寶”（背“天府”）等等。
重慶的古玩店老闆沒有不認識羅伯昭的，精明的老闆收到珍稀古幣，悄悄放下，專等羅去時拿出來亮寶，能賺更多錢。“新幣十一銖”是羅伯昭用五千大洋買的。有時他用幾根金條買回一枚珍稀的小平錢，特別是買到眾泉友皆無的孤品，他感到很自豪，很值得。
1930年代末，羅伯昭已成為長江中上游地區赫赫有名的泉界大家，與南方上海的張叔馴、北方天津的方藥雨並駕齊驅，被譽為“巴蜀羅”。這也是“南張北方巴蜀羅”的來由。
有人為羅伯昭統計過，他花在購買錢幣上的資費在兩千萬以上。儘管如此，羅伯昭認為：“金錢可再掙，古幣難再生。可遇不可求，看好買到手。以免失良機，後悔無盡頭。”
羅伯昭集幣不僅求品種、數量，重珍品，更重古幣知識的提高，每當收集到前所未有的品種，他都要翻閲古籍考證，查找新來者的有關材料，若從書上弄不清楚，他便會找泉友虛心求教，直至研究透徹為止。
羅伯昭的書房裏有二十四史和很多線裝書，有時滿足不了研究需要，他還會去書攤淘書，只要有空，他就坐下來研究古錢幣，以至對我國各個朝代政治、經濟、文化都瞭如指掌。
當年，有錢販子將從沒有人見過，錢譜上也沒有著錄過的“建國通寶”帶到了上海，錢幣界人士都認為是贗品。羅伯昭當時沒在上海，但他僅憑拓片就斷言這是個好東西，一定要追回來。於是派人拿着十兩黃金到北方，將寶貝買了回來。
羅伯昭不光有實踐經驗，還有著述才能。在《泉幣》雜誌32期中，先後撰寫或提供藏品的文章就有101篇，平均每期有三四篇之多，著述之豐，令人歎為觀止。
值得一提的是，《沐園四十泉拓》一書是其唯一一本發行的專集，是羅伯昭於1939年為慶賀自己四十歲生日遴選自藏四十珍品集拓而成。在書中，羅伯昭對所收錄的錢幣，或輟以絕句，或加以考證，文字清麗簡約，展現出他深厚的文學功底和歷史卓見。
不同於其他錢幣藏家，羅伯昭還是一位錢幣研究的組織者。1940年初，他在上海發起組織“中國泉幣學社”，該社是解放前歷時最長，影響最大，名人最多、辦得最好的民間錢幣組織。
每次例會，都要先確定每週例會的研究題目，分頭作好準備，圍繞議題，各抒己見。每次例會都有記錄備查，會上展示的作品，均認真製作拓本妥善保存，諸如此類的具體工作，全由羅伯昭辦理。抗戰勝利後，物價飛漲，中國泉幣學社編的雜誌《泉幣》經費出現虧空，羅伯昭拿出40萬元彌補，才使該刊善始善終。
1957年，羅伯昭將珍藏的“新幣十一銖”等15247枚錢幣毅然捐給了當時的中國歷史博物館（國家博物館前身）。1962年，他又將珍藏的另一批錢幣捐贈給上海博物館。更令人動容的是，羅伯昭看到古錢商手中有一枚“莊泉四十”，正是上海博物館缺品，他就不惜高價買進，無償地捐獻給上海博物館。其捐獻的錢幣大多舉世罕見，屬大珍品、大名譽品，對研究中國錢幣鑄造與流通所具有的重大歷史價值。
儘管羅伯昭對國家一片赤誠，卻依舊沒有逃過磨難。文革中，羅家幾次被抄，羅伯昭受盡屈辱，但他毫無怨言，並表示“這是受考驗”。
“文革”以後，國家把抄走的一些文物發還給羅家。羅伯昭遭遇的不公平待遇，也沒有影響羅家的捐獻行為。1979年，羅家四個子女商量後決定將父親收藏的錢幣全部捐獻，上海博物館從中挑選了140件，其餘捐獻給了四川博物館，
羅伯昭公餘之暇，唯泉是癖，早在民國13年就開始蒐集古錢幣，30年代在武漢不惜重金收藏罕見古錢珍品。世人譽為“南張（張叔馴）、北方（方藥雨）、巴蜀羅（羅伯昭）”。民國28年初，羅伯昭由重慶取道香港來上海定居，每週必去廣東路上海古玩市場與古泉愛好者茶敍。在古泉界諸公倡議下，羅伯昭着手籌建中國泉幣學社。民國29年初春，在羅氏宅邸召開中國錢幣學社成立大會，被選為副社長。同年又與丁福保等倡議成立“壽泉會”。不僅在財力上支持《泉幣》雜誌，而且為《泉幣》雙月刊撰寫“所謂天監五銖之疑問”等考據文章20餘篇。
羅伯昭總是瞭解當地古玩市場和訪問泉界知名人士，當得到珍稀古幣，他甚至比吃山珍海鮮，美味佳餚更有滋味。他集幣不僅求品種、數量，更重珍品，更重古幣知識的提高，每當收集到前所未有的品種，都要翻閲古籍考證，查找新來者的有關材料，若從書上弄不清楚，會找泉友虛心求教，直至審查清楚為止。羅的書房裏有二十四史和很多線裝書，有時滿足不了研究的需要，還去書攤淘書，只要有空就坐下來研究古錢幣，他對我國各個朝代政治、經濟、文化了如指掌。
重慶的古玩店老闆沒有不認識羅伯昭的，精明的老闆收到珍稀古幣，悄悄放下，專等羅去時拿出來亮寶，能賺更多錢。“新幣十一銖”是用五千大洋買的。在成都，他購買楊介仁的全部藏泉和樊楚村全部泥範、鐵梁五銖。有時用幾根金條買回一枚珍稀的小平錢，特別是買到眾泉友皆無的孤品，他感到很自豪，很值得。有人為羅伯昭統計過，他花錢購買錢幣在兩千萬以上。他認為金錢可再掙，古幣難再生，可遇不可求，看好買到手，以免失良機，後悔無盡頭。1930年代末，羅伯昭已成為長江中上游地區赫赫有名的泉界大家，與南方上海的張叔訓、北方天津的方藥雨並駕齊驅，被譽為“巴蜀羅”。這也是“南張北方巴蜀羅”的來由。
不同於其他錢幣藏家，羅伯昭還是一位錢幣研究的組織者。1940年初，他同丁福保、張絅伯、蔣伯塤在上海發起組織“中國泉幣學社”。該社是解放前歷時最長，影響最大，名人最多、辦得最好的民間錢幣組織。該社社長是丁福保。羅伯昭則是副社長，他把安福路7號的寓所作為學社活動場所。自1940年8月31日至1946年3月16日，該社有案可查的例會多達178次。每次例會，既不是隨心所欲的漫談，也不是毫無準備的雜談，而是先確定每週例會研究題目，分頭作好準備，圍繞議題，各抒己見。每次例會都有記錄備查，會上展示的作品，均認真製作拓本妥善保存，諸如此類的具體工作，全由他辦理。抗戰勝利後，物價飛漲，中國泉幣學社編的雜誌《泉幣》經費出現虧空，他拿出40萬元彌補，才使該刊善始善終。
在學社，有位民主人士對羅伯昭影響較大，他就是民建會發起人之一張絅伯先生。在羅伯昭女兒羅炯回憶文章裏，記載了這樣一件事：“1948年春，父親突然被特務抓去，全家一片慌亂，我和五姐（羅明潤）就坐在樓梯上哭，不知怎麼辦，後來才知是從被捕的交通大學學生身上搜出父親開的支票。特務抓父親的目的主要是敲詐錢財，所以經親友奔走，花了二十兩黃金，特務才答應放人，但還要找個鋪保。我和五姐自告奮勇去找安福路上的一家書店老闆，請他當保人。我們從小到大一直在這家書店買文具，借閲小説，書店老闆很熟悉我們，慨然允諾。父親釋放出來後還有個小特務時不時地頂住父親繼續敲詐。父親生性耿直，本來對政治不感興趣，經過這件事，便時常罵國民黨腐敗。”事後，才知道羅伯昭資助交大學生是由張絅伯牽線的。
1948年冬，國民黨軍事上節節敗退，鹿死誰手，已成定局。羅的好友多數都隨大潮離開上海。是走還是留？羅伯昭舉棋不定，在張絅伯的宣傳下使他決心留下。此後，羅伯昭結束了生利洋行，獨資開設德豐華行。
上海解放，羅伯昭鼓勵、支持女兒參加隨軍南下工作隊，獲陳毅市長親筆書贈“擁軍模範”的證書。在抗美援朝運動中，他帶頭捐獻飛機大炮款。1953年1月，經席文光、葉椿年介紹加入民建組織。同年10月19日他作為上海工商界代表參加第三屆赴朝慰問團，慰問時間長達3個月。在前線，他寫信申請公私合營。合營以後，羅擔任上海市國際貿易業同業公會監察委員會主任委員、上海市國際貿易聯合公司副董事長、上海市工藝品進出口公司經理。
羅伯昭廣收兼蓄，所藏古錢既豐且精，蔚為大觀。40年代，他以大洋五千的高價，收購了一枚即將流散國外的“新幣十一銖”。其他如《沐園四十泉拓》中之六銖、天聖鐵母、紹聖背施、靖康折二、“閩永隆通寶”大鐵錢，“天策府寶”鎏金銅錢等品，均為稀世珍品。
羅伯昭熱愛祖國文博事業，1957年將珍藏的“新幣十一銖”等全部古泉捐贈給北京中國歷史博物館，受到中央文化部褒獎。然好泉之心不輟，此後仍陸續蒐集，並於1962年擷其精華捐贈上海博物館，受到上海市人民政府褒獎。更為動人的是羅伯昭看到古錢商手中有一枚“壯泉四十”，正是上海博物館缺品，他就不惜高價買進，無償地捐獻給上海博物館。1979年，羅伯昭子女遵照先父遺囑，將遺存的古泉幣分贈給上海博物館和家鄉的四川博物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