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為什麼要推行漢化,為什麼要遷都?其背後的原因竟然是被逼的
在北魏時期,當時的國都長期都在平城。平城北部很冷。六月時長下雪颳風。當時,就有人寫了一首詩《悲平城》“悲平城,驅馬入雲中,陰山常晦雪,荒松無罷風。”今天小編就給大家講講北魏為什麼要推行漢化,為什麼要遷都的故事。
由於氣候環境惡劣,很難適應經濟的發展;北魏地理位置不利於整個中原的統治,所以北魏孝文帝決定遷都。而且,當時,外部“威脅”減弱,這一點至關重要,因為建立連續的首都會考慮到“邊防”,不會讓“邊防”的軍事力量脱離朝廷的控制。當時,柔然已不再霸道,這給了北魏遷都的絕好機會。涼州刺史袁藩曾感慨道:“我國都城遷後,柔然與高車交鋒激烈,一會柔然國王被對手殺死,一會是高車國王被對手抓住。正因為如此,我們的邊界幾十年來一直是和平的,這是一件好事!”
如果邊境外族勢力強大,即使首都成功轉移,由於政治、軍事中心較遠,邊防部隊也無法承受強敵的“重壓”,甚至威脅國家的生存。如果邊境有足夠的軍事力量打擊侵略,就會有另一個“缺點”。那就是:誰負責邊防軍?如果給他的權力很小,就不足以形成一支強大的軍事力量來打擊侵略。如果權力大為分散,地方長官將擁有大量軍隊。長期以來,他們會形成自己的勢力,甚至“反對”朝廷。歷史上,地方軍隊“反對”朝廷的案例很多,當然也包括北魏本身。
假設,當時的柔然還是很強勢。即使在都城南遷之後,其主要軍事力量也不得不部署在以平城為中心的地區。否則,如果對方來了,國家會相當被動。所以,這就提出了一個問題,誰來“領導”這些軍隊?朝廷是如何管理他們的?當時,交通和通訊條件不允許,都不允許君主在遠離平城的洛陽,長期“遠程”指揮邊防重要軍事力量。如果首都繼續位於平城,那麼這些都不是問題。然而,柔然的現在已經沒有以前那麼強了。因此,平城的兵力部署不再像以前那樣“重”。因此,作為一個國家的君王,他將放心地啓動“南遷”計劃,因為他完全有能力控制在這裏的軍隊部署。外國入侵北部邊境的威脅已經減少,軍事力量在這裏的重要性將相對降低。然而,後來北魏的失敗與朝廷無法控制以平城為中心地區有關。
除外部威脅減少外,另一個主要原因是漢族力量的崛起。在中國,沒有這樣的支持,“遷都”已成為夢想。北魏建立初期,漢民族只是一個被統治的民族,沒有話語權和影響力,其地位遠不如鮮卑民族。但是,漢族有一個天然的優勢,就是人多,文化先進。當時,沒有禁止不同民族之間的“交流”。因此,異族通婚的盛行使漢族人越來越感到存在,影響越來越大。因此,對漢族人來説,遷都當然是支持,更重要的是支持“漢化”運動,這隻會有好處。
因此,隨着北魏漢民族勢力的擴大,這種“改革”的呼聲越來越高,這在北魏前期是難以想象的。然而,鮮卑上層決不會讓這種情況發生。他們發動戰爭只是為了土地,而不是為了改變自己,更不是為了與漢族平等。然而,漢族勢力的擴張必須為本民族的利益“説話”。當君主的思想傾向於他們時,他們會全力支持,穩定皇權,進一步擴大自己的國家利益。因此,關於遷都有兩種意見。皇室基本上是“遷都”派,而鮮卑貴族大都反對遷都。
傳統的學術認為:這與他們的“觀念”不同,卻帶來了相反的結果。事實上,支持這一觀點的更深刻的原因是“利益”。毫無疑問,支持者是受益者,反之亦然。大多數漢族人支持遷都,支持中國化,是因為他們自己的“利益”得到滿足,地位得到提升。
可以説,沒有這一點,遷都和漢化幾乎不可能完成。那麼,為什麼孝文帝要盡最大努力呢?其實,除了對漢文化的敬仰,更重要的是,他需要通過這樣的事情來加強自己的統治力。在此期間,他曾下過這樣的命令:穆、陸、賀、劉、樓、於、嵇、尉(漢化後姓氏)等八個鮮卑民族,享有與盧、崔、鄭、王這四族一樣的地位。而這些鮮卑族都是一流的貴族。表面上是很受尊重的,但仔細分析卻是另一回事。一方面是曾經的“王公貴族”,另一方面卻是“被征服”的漢族。它們能一樣嗎?在北魏,可以説八姓是國家的核心。現在讓他們和那些漢族人坐在一起。那是什麼?從這個角度看,遷都漢化,其實是對北魏鮮卑貴族的壓制,這也是為何穆泰、陸叡要反抗的原因。他們是穆、陸兩家的代表人物。同理,家族成員拓跋丕也加入了他們,其原因也是這個。
當時,孝文帝重用的人幾乎都是漢族人。遷都前,他還頒佈法令,除拓跋珪這一系之外的其他人員,都將排除在“封王”之外。有“王”之稱者,降為“公”,“公”降為“侯”。在早期,根本沒有這樣的“排斥”外姓名字。這樣做的目的很明顯。通過“遷都”和依靠漢族的支持,進一步限制了鮮卑貴族對皇族以外的其他貴族的影響。因此,這些貴族的利益受到了侵蝕,必然會跳起來,想方設法加以阻撓。當然,王室舉行了“贊成票”。在遷都之前,他們“人輕言微”,雖有個重要人物“元丕”,但是,他不是拓家人。因此,在遷都的過程中,以及遷都後,皇室搶奪了話語權。
當然,這也帶來了不利因素:王室內部矛盾日益激烈,使得帝國逐漸走向衰落。漢族人自然也支持。他們的地位得到了保障。那何樂而不為呢?“漢化”的過程是從“文化”開始的。由於漢族在文化上佔有絕對優勢,鮮卑上流社會率先“普及”。這也為孝文帝推行鮮卑族的“漢化”有了一個重要的基礎。因此,簡單意義上的“漢化”是不會引起任何反對的。
然而,一旦涉及到“利益”,受害方必然會發生衝突。作為鮮卑貴族,皇室成員的利益絲毫沒有受到影響。當然,他們樂於“隨波逐流”。對其他貴族來説,這意味着他們的地位下降,經濟受到損害,他們必然會“憤怒地反抗”。首先,第一步是堅決反對“移都”。儘管他們竭盡全力,但他們拒絕合作,公開反對甚至反叛。然而,最終,帝國和漢族贏得了這場戰鬥。這一事件留下的最大“批評”是,門第制度已經“合法化”。
孝文帝以法律的形式,承認鮮卑八家的穆、陸、賀、劉、樓、於、稽、尉和四大漢族家族的崔、盧、鄭、王為“一等貴族”。他們的後代在享受皇權的同時,是有着優先的發言權。因此,皇帝所做的一切都是以“加強”自己的統治為出發點,無論好壞,只要有利於皇室統治,他都會執行。將鮮卑貴族與漢族貴族並列,一方面是從門第出身限制了鮮卑貴族利益的擴張,另一方面是“許諾”他們現存利益的保護,緩解了他們與皇室之間的矛盾。
從那時起,漢族貴族就得到了明顯的“尊重”,他們的地位得到了法律的保障。同時,更“鼓勵”他們堅定地站在孝文帝一邊,幫助他鞏固皇權。兩人組成了一個無形的“聯盟黨”。在這四個家族中,君主都選擇了一個女人作為他的妻子,他的兄弟也都選擇了一個漢族女人作為他的妻子。
太和十七年八月,孝文帝拜辭馮太后永固陵,率領百官,步騎百餘萬從平城出發南伐。命令太尉拓否、廣陵王拓跋羽留守平城,以河南王拓跋幹為車騎大將軍,負責關中右翼地區的軍事工作,與司空穆亮、安南將軍盧淵、平南將軍薛胤等共同守衞關中。軍隊一路出城,列隊整齊、浩浩蕩蕩,所過之處,秋毫無犯,經恆州、肆州,於九月底抵達洛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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