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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變法在當時受到很大的反對，這個變法觸犯了大官僚、豪強兼併勢力的利益，所以就遭到代表這個利益集團的士大夫們的反對，就像王安石所説：“所謂兼併者，皆豪傑有力之人，其論議足以動士大夫者也。”他的訴求由士大夫們轉移到了朝廷。我這個地方引用一段話，是宋真宗、王安石、文彥博在討論募役法的利害時候文彥博説的一段話。文彥博也是宋朝的一個著名的政治人物，三朝元老，有一個故事，就是球掉到洞裏面，往裏面填水，讓球浮出來，這個故事的主人公就是文彥博，他也是蒙學教育中很重要的一個人物。文彥博跟宋神宗説：“祖宗法制俱在，不須更張以失人心。”那麼宋神宗就反問他説：“更張法制於士大夫誠多不悦 ，然於百姓何所不便？”文彥博則説：“為與士大夫治天下，非與百姓治天下也。”就是説皇帝是跟士大夫們在一起治理天下，不是跟老百姓在一塊，你首先要考慮跟你合作的人。此番對話典型地説明反變法派反對新法的根源所在。
在王安石變法期間出現了兩次大的反變法高潮，一次是攻擊青苗法、免役法，還有一次是在王韶開邊、市易法推行以及遼朝定邊界形成了又一次反對高潮。王韶是王安石的一個得力干將，他這個開邊就是王安石和宋神宗有一個計劃，計劃的最終目的是制約遼朝，但是遼朝和西夏兩邊對宋朝都有威脅，而且不能直接對遼，所以他想先解決西夏，再回過頭來跟遼朝作對。而要攻打西夏，就得先把在宋、夏之間的吐蕃拿下，一旦吐蕃成為西夏的左右臂膀，對宋朝非常不利。
王韶開邊指的就是把從現在西寧到蘭州這一塊地方給拿下。那麼在野的韓琦（也參加過慶曆新政，也是宋朝的一個非常著名的大臣）、富弼、司馬光等都是異論的持有者，都曾應詔言事。只要看一下趙汝愚編的書《宋諸臣奏議》，在一百零九卷至一百一十九卷《財賦門·新法》中間，他所收錄的反對派的九十六篇奏議，就可以看出當時攻擊王安石的力度之大。
反對派或者以去位、辭職抗議，或阻擾、抵制新法的實施，比如説韓琦，他從中央出來，到了地方去任官，他就堅決不執行新法。按照中央的説法，你不執行新法，你應該是被法辦，可是他理直氣壯地回答説新法是不對的，還辯論出自己的理由，宋神宗還拿他沒有辦法。所以可以看到，反變法派在中央官員通過各種的奏議來反對，還有兩宮皇太后也是反對王安石變法的。然後有一批人到地方上不執行新法，就是這樣的局面。還有散佈流言蜚語進行人身攻擊。王安石面對巨大的反對聲浪，毫不畏懼，表現出堅定的政治信念和大無畏的精神。
反對派為了攻擊新法和王安石，熙寧三年春天在朝廷上下流傳着三句口號：“天變不足畏 、祖宗不足法 、人言不足恤”。我們現在講“天變不足畏”這個話可以稱他是大無畏，在宋朝這個是非常犯忌諱的。因為我們講奉天命，只有天能夠制約皇帝，這是從政治鬥爭的角度來看。而從當初的信仰來講，天是不可違的，那王安石怎麼敢説這個話，給反對派落下口實，所以王安石絕對不會説天變不足畏。他可能會説祖宗不足法，這種話像王安石那麼聰明的人，也不會直接跟反對派人説。“人言不足恤”，應該是王安石自己説的，可能就有一些他認為是俗人，是不懂大道理的人。這三句話是反對派為攻擊王安石所造的政治謠言，目的是中傷王安石和動搖宋神宗。但是這三句話卻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王安石的政治操守和不屈性格，正是“不畏浮雲遮望眼，只緣身在最高層”，這是王安石自己的話。這個話説得非常有境界，就是你站在很高的地方，但是你底下有很多人看不清當時的發展，反而會反對你，這是很無奈的。
司馬光是反對派的領袖，他利用與王安石故知的交誼，連寫三封信勸阻王安石改革，信中交織了甘甜、辛辣、勸勉、威脅的語調，為舊制辯護，污衊改革是不可行 ，甚至説變法把國家上下 、朝廷內外搞得雞犬不寧，“紛紛擾擾，莫安其居”。但王安石對司馬光的攻擊和不實之詞，在著名的《答司馬諫議書》中一一給以反駁：
“今君實（司馬光字）所以見敎者，以為侵官、生事、徵利、拒諫，以致天下怨謗也。某則以謂受命於人主，議法度而修之於朝廷，以授之於有司，不為侵官”；這個地方侵官的意思是説王安石成立了一個三司條例司，凌駕於中書和三司之上，他這是侵官。那王安石認為我很多大政方針都是經過議論的，不是我一個人説的，也不是皇帝自己一個人獨斷的，所以他就不認為是侵官。
“舉先王之政，以興利除弊，不為生事；為天下理財，不為徵利；辟邪説、難壬人，不為拒諌。”“如君實責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為，以膏澤斯民，則某知罪矣。如曰今日當一切不事事，守前所為而已，則非某之所敢知。”如果你認為我沒有幫助宋神宗做更大的事業、更多有利於百姓的事業，那我認為我確實是沒有做到。但是你因循守舊，這不是我要知道的事情。這個王安石答的非常堅定，大概從這個事情以後，司馬光和王安石就絕交了。
王安石在熙寧七年第一次罷相，由於兩宮太后、皇親國戚和保守派士大夫結合起來，共同反對變法，反對派利用熙寧年間的自然災害，又使變法的設計者王安石與變法的最高主持者宋神宗在如何變法的問題上產生分歧。宋神宗的動搖和徘徊 ,使復相後的王安石得不到更多支持，不能按照他所設計的變法藍圖繼續進行下去。從古到今，如果我們的執政者在某一個事情上動搖了，那事情就很難進行下去。
王安石在熙寧八年的時候，對宋神宗説，他説“天下的事如煮羹，下一把火，又隨下一勺水，即羹何由有熟時也。”你這煮羹一邊在加火，一邊在澆水，你這個羹什麼時候能煮熟？加上變法派內部分裂，還有他的兒子王雩病故。王安石非常喜歡他這個兒子，這個兒子非常有才華，王安石甚至把他的兒子比作孔子再生，這個也被後來的反對派作為攻擊王安石的一個理由，説他太狂妄了，但是王雩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聰明，33歲就死了。王安石於熙寧九年再次辭去相位，從此閒居江寧府(今南京市)。
元豐八年（1085年）宋神宗病逝。年僅九歲的趙煦即位 ，由一向反對新法的高太后垂簾聽政。高太后是趙煦的奶奶，是宋神宗的母親。當王安石聽司馬光拜相的消息，他所擔心的政局變化終於成為憂懼的現實。高太后一上台，很快就把司馬光請回來，然後司馬光就把當時受到排擠或是自己辭去職位的那批反對變法的人都請回朝廷來了。
大臣是不能更改宋神宗的新法，雖然他們反對王安石，但是王安石變法是宋神宗組織的，怎麼辦呢？這時候大臣司馬光打出的旗號就是“以母改子”，這個是符合禮教的，因為高太后是宋神宗的母親，兒子有錯了，母親來糾正，是合乎天理的，所以這個是司馬光出的一個高招。新法一項項被廢罷，王安石“聞朝廷變其法，夷然不以為意”，當聽説罷免役法，愕然失聲説：“亦罷至此乎？”他説這個新法他是跟先帝（宋神宗）議了兩年才執行的，這個跟青苗法和方田均税法實際上不完全打擊富人，富人也會受到好處的。王安石覺得罷了免役法是非常不應該的。
元佑元年，這是宋哲宗第一個年號。這時王安石已在病中，得知從京城傳來更多變動的消息，使他愈益尤憤，無法排遣。四月初六 (5月21日)，王安石與世長辭。司馬光比王安石多活了五個月，到同年的9月份，司馬光去世。但這五個月裏他可以把所有的事情辦完，把所有新法基本上都否定了。
王安石去世之時正值反對派反攻倒算之際，在嚴酷的政局下，竟沒有人敢為這位叱詫風雲的人物傳寫墓誌。一般宋朝的規矩是人死了之後給他寫行狀，安葬時要立神道碑，墓前有墓誌銘，編寫以表彰他的一生，而且這個都是要妙選文臣來，特別是這種有地位的人。那麼在這個時候。王安石去世後，沒有人敢寫他的墓誌銘，他的學生也不敢出來寫。説是後來有一個也是他的一個學生寫的，“江水悠悠去不還，長悲事業典刑間。浮雲卻是堅牢物，千古依棲在蔣山”這個蔣山就是半月山，就是講王安石死後的狀況。
後來高太后病逝，宋哲宗親政，變法派重新執政。紹聖元年，給王安石諡號文公。文公這個“文”字在古代的時候是對大臣很高的評價，但是在這個地方對王安石評價不夠高。因為你比如説給司馬光文公，司馬文公，文正公那就是很高。古代的時候有很多的諡號，根據生前（的事蹟）。這個文公就是表彰了他在文學方面的，而不是表現他的人格和他的政治操守。那麼這個因為是在紹聖元年，如果這個諡號要是再推後一點，可能會有不同的狀況。我們現在就看《王文公文集》，他的諡號就是文公，當然得了一個王文公對於王安石來講，從另外一個角度也是恰如其人，因為他的詩和散文做得很好，經學做得很好，確實在文化上有很多建樹。後來朱熹不是也得了一個朱文公嗎？也是一個文公的封號。所以我説南北宋有兩個非常了不起的人物，一個是王安石，一個是朱熹。那麼在宋徽宗崇寧三年配享孔子廟庭，列在顏回、孟子之次。宋徽宗的時候，對王安石的評價最高，就是孟子之後就是王安石，把他列為聖人，王安石被追封為舒王。
導師簡介
李華瑞，1958年出生於四川綿竹，先後在西北師範大學河北大學攻讀歷史學，獲歷史學博士學位，師從著名史學大家漆俠先生。現為首都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學術委員;李華瑞對王安石變法進行了學術史性質的考查，2004年推出45萬字的專著《王安石變法研究史》以“史料翔實，持論嚴謹”著稱。目前主要從事宋遼西夏金史及中國古代經濟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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