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嘉祿：不妨多一些老路名

適當保留一些有價值的老路名，也是不忘初心和文化自信的體現。

最近一個月來，我每天一早洗漱完畢就會走進廚房，從窗口眺望，在太陽昇起的方向，日新月異的變化讓我興奮。南外灘董家渡金融城在建的十幾幢高層建築爭先恐後地聳起，迎面而來的兩幢最高，可能是雙子星座呢！

老城區的改造是老百姓多年來的期盼，也是從區政府到市政府一直關心的大事，以往領導上任伊始，都要走進狹窄的街巷進行考察，爬上三層閣，探身老虎窗，從暴雨積水到夜半如廁，問得極其詳細。所以老城區煥發青春之日，也是人民羣眾夢想成真之時。不過我又不免憂慮，再過幾天，平時坐軌交9號線的必經之路糖坊弄將化為一片瓦礫，新樓起來後，街區格局必定重組，這條路名的消失是“大概率事件”。

糖坊弄與城裏的許多路名一樣，見證了上海從一個縣城成長為國際大都市，從自給自足的內循環遞進為國內國外雙循環艱難而偉大的歷程。它值得我嘮叨幾句。

簡單説來，中國雖然在東周時代就種植甘蔗了，戰國時代的屈原在《招魂》（也有人認為系宋玉所作）裏留下了“有拓漿些”這樣的信息。柘就是甘蔗，柘漿就是將甘蔗壓榨而出的汁液。柘漿之後出現了蔗飴，是甘蔗汁沉澱後形成的半固體狀態，南北朝的庖廚開始以蔗漿調味。進入唐代後，在唐太宗的推動下，採取走出去請進來的策略，向印度匠人學習製糖技術，不久便能生產初級砂糖。純度不高的砂糖和琥珀色的老冰糖在滿足內需之外還遠銷波斯和羅馬。不過“大唐的糖”還要經過宋代製糖人的一番提煉，經由淺紫色糖霜的過渡，在明代才能像雪花飄飄那樣降臨人間，當然也只是接近現代行業標準的白砂糖。《馬可·波羅遊記》中説：中國“八省都產糖，數量有其餘全世界的兩倍”。我讀過這部奇書，馬同學寫得實在粗糙。退一萬步説，即使中國曾經是世界上的製糖大國，但在進入十六世紀後就被南美國家蓋過了。

清朝道鹹之際，在號稱“東南壯縣”的上海城內，普通市民和酒店糕餅業對麥芽糖的依賴還是很大的。在小南門外一條Y字形的糖坊弄裏，集中了十多家麥芽糖作坊，晨風暮靄，空氣中瀰漫着柔酸輕甜的氣息。

在清光緒三十二年（1906）頤安主人所著的《滬江商工市景詞》中，我們看到了糖坊弄的營生：“米麥成糖設作坊，緊凝如粉白如霜，點心茶食皆需用，滋味甘和任客嘗。”

同時，廣東人、福建人在十六鋪碼頭爭相登陸，他們給上海帶來了靛藍、洋酒、木材，還有砂糖。《滬江商工市景詞》裏又有記載：“糖行三十競開張，貨判中華與外洋。各有來源須定辦，頻年銷路遍遐方。”由此可見，上海不僅有了如雪似霜的白砂糖，還形成了四方輻輳的砂糖集散地。豫園點春堂一度成為花糖業公館，閩粵糖商以此為支點，與洋商“拗手勁”。

砂糖來源有了保障，糖果專賣店也水到渠成：“粵東糖果擅專門，蓮藕瓜姜美味存。安設茶居招客嘗，甘芳遠遇稻香村。”在老照片和老明信片裏，像邵萬生這樣的老式商鋪，砌了徽派建築的門樓，大幅白牆上用敦厚的顏體寫着“閩廣洋糖，兩洋海味”等字樣，這説明食糖和糖果在市民日常生活中的至尊地位業已奠定。

因為舊區改造而面臨消失的老城廂路名還有很多，它們與糖坊弄一樣都是一種業態、一種制度、一段歷史、一種活法的憑藉或背景，比如豆市街——曾是上海豆、麥、米、食油批發交易中心；糧廳路——上海第一個標準計量機構糧食廳就設在這裏；巡道街——因為分巡蘇松太兵備道衙門而肅穆森嚴；花衣街——棉花堆棧和棉花商行的集中地，與豆市街性質相似，這裏的行情關係到全國棉花價格的起落，又因為靠近十六鋪，也成為鴉片戰爭之前洋人窺察上海風土人情與商業機密的窗口。

還有雞毛弄、筷竹弄、硝皮弄、麪筋弄、火腿弄、湯罐弄、洗帚弄、鐵錨弄、鴛鴦廳弄、藥局弄、綵衣巷、白衣街、蘆蓆街、篾竹街、鹽碼頭街等，它們已成為一片葦葉上的露珠……

老路名看上去或許很土，但我認為，老路名是歷史形成的集體記憶，是城市的文化密碼。我們從哪裏來，到哪裏去，老路名或許能給出一些提示。

適當保留一些有價值的老路名，也是不忘初心和文化自信的體現。

真實的老路舊巷，哪怕在物理層面的重組、調整後，也比泛黃變脆的老照片更有質感和温度，能讓我們蹲下身子，去撫摸新長成的城市皮膚。（沈嘉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