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為什麼敬神卻不信神

關於“神明”的説法有史以來廣為相傳，無論東方國家亦或西方國家皆是如此，幾乎遍及世界每一個角落，因而也形成了世界各地並不相同的“神明”體系。

上古時代的人們知識儲備尚且羸弱，對於我們所生存的環境缺乏認知，每當遭遇一些非正事件便會為此而恐慌畏懼。

因而他們相信在冥冥之中有着某些存在在掌控着這些，例如天災橫禍等非正常事件，由此關於“神明”的文化就此形成。

當然這一切也只是站在我們現如今科技發達，對於萬物生滅以及事物發展的自然規律，具有一定知識儲備的情況來看的，而對於上古先民而言自然無法做到這種地步。

無論古今人類對於“未知”的恐懼是殊途同歸的，就像是我們現在對於星空宇宙的探索與猜測，那些我們眼中極其常見的自然現象對於上古先民而言亦是如此。

而將所有的一切寄託於“神明”，是他們對於自然現象的發生展開探索卻有無從得知，而後方才將一切歸咎於神明。

而最大的未知莫過於抬頭仰望浩瀚星空觸之不及，因而他們將天人格化稱之為“昊天”，將所有的自然現象也一併人格化，例如“雷神”“火神”“水神”等等，由這些“神明”操控自然現象的發生。

如災難橫行久逢乾旱，便是神明震怒，反觀風調雨順便是神明垂憐。

時至今日，如同我們對星空心懷憧憬與畏懼的同時也渴望着有一日能夠探索星空征服宇宙，而中國的古人亦是如此，他們敬畏信奉神明同時也並非一味的痴迷於神明。

一、神明文化的形成

"神，天神引出萬物者也。"任何事物與認知之所以能夠廣為相傳並且不斷延續傳承，最為基礎的一項要求便是一定要貼近於生活。

例如在中國神話當中的神明普遍具有某種特別的社會性質，例如月老牽紅線執掌姻緣，雨神掌控甘露布施……

神是自然宗教的觀念之一，是對一個宗教或信仰最高層次的統稱，一般被認為超自然體中的最高者，其不具物質軀體，但有其軀體形象，它可以是人也可以是自然現象的擬人化。

不受自然規律限制，反之卻高於自然規律，主宰物質世界，能對物質世界加以直接或間接影響。

上古先民之間有着不同的部落，基本上每一個部落都擁有着屬於自己的圖騰，他們供奉祭祀這些圖騰作為信仰渴求庇佑，但那個時候關於“神”的觀念並未普遍形成，即便到了三皇五帝時期也只是演變為祭天祀祖。

夏朝作為中國歷史文明上第一個朝代，它的建立完全是水到渠成不需要進行任何額外的渲染，因而夏朝並沒有形成對於“神”的觀念，天依舊只是天，保持着祭天祀祖的傳統。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到了商朝之時，有關於“神”的觀念方才普遍形成。

畢竟商朝推翻夏朝在彼時屬於得位不正，而將這一切歸咎於“天命”是再好不過的選擇了，而玄鳥即是商族人的圖騰，因而這也是圖騰文化向“神明”文化轉折的一個重要階段。

在商朝之時，人民對於神的概念非常尊敬甚至於狂熱，似乎那些曾經無法掌控與認知的自然現象都有了合理的解釋，而通過祭祀達到與神溝通的目的，寄託對於風調雨順國泰民安的殷切渴求也就由此而生。

提及商朝的祭祀與“神”文化，不得不提及一位人物，便是商朝的開國元勳伊尹。

伊尹此人作為一位賢者對於商朝的進步有着很大意義。

“國之大事，在祀與戎”他最為人熟知的身份便是商朝的巫師，在彼時相當於後來的宰相，之所以説在商朝巫師身份極其尊貴甚至隱隱超越王權，除卻巫師能夠與神溝通之外，倒不如説是伊尹此人的存在奠定了後世巫師對於商朝的重要性。

上古巫、史、醫合一，巫師本身多兼有醫的功能，伊尹也是如此。

而且在軍事上，他參加了參與了滅夏戰爭的策劃、準備與實施。他將人心向背的政治理念用於指導戰爭，提出“上智為間”的謀略，即情報工作的開展，以及發現了事物不斷變化的客觀規律，而後根據敵我力量變化選擇有利戰機。

因此，看似伊尹對於商朝發展做出的一系列指導是通過祭祀與神溝通達成的，倒不如説是伊尹本人深諳事物發展的必然規律，對於萬物生滅有着超乎常人的認知，而後通過分析藉助“神明”之口代為傳達罷了。

畢竟對於上古先民而言，這種虛無縹緲的神秘感更容易讓人信服。

在伊尹作為大巫師期間，商朝的王太甲荒淫無道，伊尹竟是直接大手一揮，將之放逐代為執政，直到深刻反省之後方才將其接回並歸還政權。

其中為了讓天子太甲施行仁政，伊尹也曾借神明的身份對他説過一番話：“神明主張為政以德，假如一國之君治國有方，那麼神明便會降下福祉。不然的話，上天便會降下懲罰”。

雖然伊尹如此，但商朝人民對於神明觀念普遍轉換是在他的兒子伊陟擔任新一任大祭師期間發生的，他繼承伊尹的主張將君主的以德治國發展到一個新的歷史階段。

當時商朝正處於一個由盛轉衰的階段，因而對於那些不能理解的自然現象的畏懼更甚於之前，人人恐慌自危。因此伊陟提出了，“神靈並沒有辦法戰勝有德行的君，只要大王擁有一個好的德行自然就不必為之懼怕了。”

在那個崇尚神明近乎狂熱的年代，伊陟毫無所懼的提出了這個觀念，也就是後來常説的“妖不勝德”。即鬼神邪魔無法對德行端正的人造成傷害。

伊陟此舉在扭轉商朝發展走向的同時，也對後世“神明”文化埋下了意義深遠的伏筆，儼然成為了中國人“敬神”卻不“信神”的最初狀態。

二、“天人合一”

輾轉到了周朝時期，周人經過周文王的治理逐漸富庶強大，而後到了周武王繼位之後。也就是公元前11世紀，周武王親率盟軍與商朝軍隊戰於牧野。周軍大勝，紂王於鹿台引火自盡。商朝自此滅亡。

在彼時，商朝的統治延續已久在人民看來已為正統，而周武王興兵伐紂此舉實屬大逆不道。因而周武王為了民心所向也就需要將自己的軍隊冠以正義之師的由頭。

因此周武王大肆宣揚當代商朝統治者紂王暴虐無道，終日驕奢淫逸不思進取，而當時商朝本就處於一個水深火熱的狀態。

他經略東南，征討東夷，將商朝勢力擴展到江淮一帶，鞏固了中原王朝的統治，但其種種舉措既在統治集團內部引發矛盾。

畢竟戰爭的發動往往與物資的損耗有着極大的牽連，動輒便是百姓食不果腹落入水深火熱之地，而紂王東征西討難免引起民眾不滿以及統治集團內部矛盾的產生。

不過在周武王的大肆宣揚以及利用之下，一時間似乎是人人得而誅之，僅僅如此尚且不夠，唯有瓦解“神權”方能達到真正的民心所向。

因而便有了“君授神權”之説，即紂王暴虐無道德行缺失，上天感念蒼生黎民疾苦，授予周武王興師伐紂取而代之的權力。

三、“淪為工具”

不得不提的是，中國古代幾乎所有的戰爭，任何一支軍隊都會將自己的行動進行美化包裝，冠以正義之師的名頭，以此來説服民眾，便是所謂的“天命所歸”。

就像陳勝吳廣興兵起事假借“魚腹藏書”醖釀鬼神邪説，唐朝得位不正稱道教祖師李耳為祖……這一系列的背後實際上都是早有預謀的。

所謂的“神明”文化，實質上不過是人類發展歷程當中對於宇宙自然真理的一種探索與畏懼，而隨着後來社會文明不斷髮展人類認知不斷提高之後，對於“神明”的説法也是逐步淡薄，直到最後也就成了“信則有，不信則無”。

其實現如今隨着唯物主義觀念的發展與普及，我們絕大多數人都能夠意識到所謂的“神明”之説不過是一種盲目認知罷了。

而現如今依舊有太多的人熱衷於“算卦問卜”，實際上有兩種原因。

其一便是自古以來的習俗不斷延續與傳承，儼然形成了一種獨特的文化。

其二則是，雖説“算卦問卜，預測吉凶”實則只是人們對於自己眼下的困惑抑或是受到的挫折一種心理寄託而已。

例如，算卦的説只要踏踏實實工作未來前程似錦，而實際上自己本身也清楚這個事實，只是算卦之人“前程似錦”這個預測與本心起到了一定的共鳴，讓人覺得未來可期罷了。

“盡信書，不如無書”我輩少年在對一切事物瞭解認知的同時，也不應盡數聽之信之，對於一切事物的客觀存在也要保有一定的懷疑，方才能夠促使人類在不斷的推翻與重建的過程當中，更加趨近於“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