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多政變，這是一開國就定下的底色。
玄武門之變是唐朝歷史上最令人不堪回首的事件之一。那麼千年風雲散去，穿透歷史的迷霧，我們究竟應該怎樣看待事變的核心主角李世民呢？李世民與大哥李建成、弟弟李元吉本系同胞兄弟，也都經歷了隋末的創業，以李世民的心胸，怎會走上殺兄屠弟、逼父遜位的路呢？
我們且來一一析之。
一、太原起兵，高祖李淵過度分權背景下的諸子之爭
打仗親兄弟，上陣父子兵。
唐高祖李淵很幸運，他的兒子李建成、李世民、李元吉都很有才能。特別是第二子李世民，從太原建義之時就發揮了非常重要的參謀作用。
李淵對幾個兒子很倚重。他起兵南下之時，建成受命指揮左三軍，世民指揮右三軍，元吉在晉陽擔任留守重任。
如果唐軍主力全聚於一處，或是李淵親自領兵作戰，建成、世民都居麾下，那麼就沒有後來的事了。偏偏隋末天下形勢大亂，四方處於碎裂之勢。北有突厥和劉武周，西有薛舉，東有王世充、瓦崗軍，東北有竇建德，南方還有蕭銑、杜伏威等一干割據勢力。
李淵本身並不具備將才，關中之地又處於四方覬覦之中，他只好委李世民以重任，讓他帶兵四處攻戰。
從武德元年到武德四年，李世民相繼指揮了消滅隴右薛仁杲、洛陽王世充、河北竇建德、劉黑闥，以及代北劉武周、苑君璋的戰爭。秦王李世民的威望海內無人可比，唐高祖李淵也高興的無以復加。由於世民的官爵已經到了極點，再往上就是太子了，李淵別出心裁地冊封世民為天策上將、陝東道大行台，位在諸王公之上。
天策上將府可以開府置官署，其下有長史、司馬、從事、參軍以及六曹等，實際上就是一個微縮版的軍事指揮機關。
陝東道大行台這個官職更是不得了。陝是指陝縣，陝以西是關中，陝東就是大唐東部的全部區域。世民的命令在陝東通行無阻，不僅朝廷各部門的命令無法制約，有時就連皇帝的詔命都不如秦王的命令好使。
世民還私自招納士人，開設“文學館”，著名的“十八學士”都投入其麾下。
十八學士分別是房玄齡、杜如晦、于志寧、蘇世長、薛收、禇亮、姚思廉、陸德明、孔穎達、李玄道、李守素、虞世南、蔡允恭、顏相時、許敬宗、薛元敬、蓋文達、蘇勗(xù)。
貞觀時期一眾名臣，大多出自這個小集團。
開府納士，結黨謀私，歷來都是忌諱。世民勢力的快速膨脹，引起了李淵的不滿。有一次李淵與心腹重臣裴寂談及世民，發牢騷説：
“此兒典兵既久，在外專制，為讀書漢所教，非復我昔日子也。“（《舊唐書·列傳第十四·李建成傳》）
連當爹的都看不下去了，作為主要競爭對手的太子建成，自然更看不下去了。如果任由李世民的勢力這麼發展下去，建成的太子地位毫無疑問[W用3] 會發生動搖。太子東宮的屬官們，都建議建成趕緊採取措施，限制世民集團。
二、東宮與秦府明爭暗鬥
太子集團認為，世民之所以實力壯大，就是因為屢次帶兵出戰，才逐步積累起人望。他們建議李建成不能總是安居於東宮，要尋找機會領兵建功。
正巧武德五年十一月，河北劉黑闥第二次起兵反唐。太子洗馬魏徵立即建議李建成出征，以撈取軍功。高祖李淵也認為，應當趁此機會平衡一下兩個兒子的力量，於是批准建成帶兵徵河北。
劉黑闥第二次起兵遠遠不如第一次強悍，李建成也非等閒之輩，率唐軍順利地消滅劉氏，為唐朝立一大功。而且藉着出征的機會，高祖還把陝東道大行台的職務轉給了建成。這極大地削奪了世民的實權。
削世民而益太子，實際上公開了太子和秦王的矛盾。自此之後，建成、世民都開始加緊政治競爭。
由於建成長居東宮，與高祖近臣接觸較多，贏得了他們的支持。李淵頭號謀臣裴寂就公開支持建成。大臣封德彝心懷兩端，時而倒向太子，時而倒向秦王。蕭瑀、陳叔達則堅決支持世民，屢次向高祖陳述秦王的大功，決不能起廢黜之意。
高祖召三子在城南射獵，建成有一匹胡馬，高大健壯且性子暴烈，人騎時經常被掀下馬來。建成藉口世民騎術精良讓他騎乘，世民上馬逐鹿，結果被馬甩下來。世民又上，如此再三，才終於騎穩。他對宇文士及説，太子此意，不過是想借馬殺我，我死生有命，他何必來陷害我。建成聞言，讓後宮嬪妃添油加醋地向高祖誣告，説世民自稱有天子之命，等閒人傷他不得。高祖聞言大怒，當面斥責世民。
又有一次，建成與元吉請世民夜飲，在酒中下毒，世民飲完後腹中暴痛，吐血數升。高祖親臨探視，悲不自勝，一度想讓世民遠離京師，重回洛陽當大行台。後來被建成勸阻乃止。可見二子爭鬥，已經相當激烈了。
兩人不遺餘力地爭取地方上的勢力。建成根據魏徵的建議，積極地在各地培養拉攏私人勢力。他勾結慶州都督楊文幹、幽州刺史羅藝、都督李璦等人，不斷調取精兵回長安，戍守他的太子宮。李世民則以洛陽為據點，委派大將張亮到洛陽，“統左右王保等千餘人，陰引山東豪傑以俟變。”（《舊唐書·列傳第十九·張亮傳》）。他的心腹温大雅則常年坐鎮洛陽，不斷以金銀財寶招納山東豪傑。
李建成以利害關係拉上了齊王李元吉一同對付世民。元吉性格粗獷，才能和謀略都次於兩個哥哥。他目睹兄長爭位，也漸漸起了爭位之意。他自知論實力絕不是兩個哥哥的對手，又見世民實力過於強大，因此採取了聯弱抗強的策略，倒向了大哥。
鬥爭到白熱化的雙方，還把手伸到了對方的營壘之中。建成企圖用財貨收買秦王府中的猛將尉遲敬德、段志玄、李安遠等人，但他錯打了算盤，遭到這些人的拒絕。此路不通，建成便借高祖之手，將房玄齡、杜如晦、大將程知節等人調出秦王府，慢慢剪除世民的左右手。世民同樣也不示弱，他通過各種拉攏利誘等手段，先後把建成手下的將領常何、太子府丞王晊等人策反為自己的眼線。
到了武德九年，太子和秦王的競爭已經不可調和，一場你死我活的鬥爭到了分上下、決生死的時候了。
三、血腥的玄武門之變
由於三四年未曾帶兵，秦王府的力量有所削弱，世民手下只剩“素所蓄養勇士八百餘人”（《資治通鑑》卷191）。而太子東宮的武士已多達數千人，雙方力量高下一望即知。建成揚言，秦王兵少力孤，“留在京師，制之一匹夫耳。”（《舊唐書·列傳第十四·李建成傳》）」
多重危機之下，世民及其僚屬都深懷憂懼。武德九年的夏天，突厥人大舉入寇，這件事意外地激化了矛盾。
按照以往的慣例，如有徵戰，一般由世民掛帥出征。但經過二次平定劉黑闥之戰，建成對軍權的關注越來越高，不願世民再染指軍事。此次出征，他向高祖建議由元吉出馬並獲得批准。建成還打算調尉遲敬德、程知節、段志玄、秦叔寶等秦府大將一同出軍，藉此徹底瓦解世民的部眾，使其孤掌難鳴。而後，乘元吉出征、世民到昆明池餞別之機，令一力士當場擊殺世民。
建成府中的太子率更丞王晊偷偷將此密謀透露給了世民，世民大驚，召集眾將商議。大家一致認為，形勢危急，已到刻不容緩的地步，必須先發制人。世民遂定下政變之計。
秦王府的力量不如東宮強大，京師還有諸衞兵馬，貿然舉兵強攻極有可能被消滅。世民的計策是利用建成和元吉進皇宮的機會，在宮城門北玄武門預先埋伏以襲殺之。
世民遂到宮中向父親上奏，説建成與元吉淫亂後宮，並揭發建成殺害自己的陰謀。高祖素來也知道幾個兒子關係不好，但弄到這個地步是他絕沒想到的。高祖決定次日召集諸子進中，當面問個明白。
建成也提前知道了父親的動靜，他與元吉商量，元吉建議稱病不出，讓東宮兵馬做好準備，一有情況立即發作。建成卻認為，目前兵備已嚴，沒必要過於被動，不如到宮中看看再説。
這個決定，最終送掉了兄弟二人的性命。
在建成看來，在宮外，他的東宮衞士足以致世民之死命。在宮內，把守宮城要害玄武門的將軍常何是自己的老部下，就算發生極端事件，自己也是有勝無敗。
然而他萬萬沒想到，早在四年前，他這位老部下就被世民以金錢收買。就在高祖剛剛決定召太子、齊王進宮時，世民就已打通常何的門路，率長孫無忌、尉遲敬德、侯君集、張公謹、劉師立、公孫武達、獨孤彥雲、杜君綽、鄭仁泰、李孟嘗等10人，率少量伏兵埋伏於玄武門，準備動手殺人了。
既然到了生死相搏的地步了，世民為何不多帶一些人呢？其實不是他不想帶，而是皇宮禁衞有制度，出入宮城的人員數量、攜帶武器都嚴格受限。這是唐高祖自身安全的最後一道防線，即使幾個兒子也不能例外。李世民雖説打通了玄武門守將的關節，但若是鬧的動靜太大，引起高祖的注意，反而會壞了大事。
建成和元吉兩人受召入宮朝見高祖，走到臨湖殿，感覺有點不對勁，於是迅速撥馬返回。世民迅速馳馬突出追趕，大呼建成勿走。
元吉回頭引弓射世民，不料連射三箭都未能射中。世民接着引弓，一箭擊斃建成。正追射元吉，座下馬突然受驚竄入林中。世民跌落下馬，又被樹枝牽礙一時無法起身。元吉縱馬趕到，要勒死世民。正在危急時刻，尉遲敬德率70餘騎殺來，將元吉當場擊斃。
東宮留守人員聽説有變，立即聯合齊王府發兵進攻玄武門。由於世民之前部署得力，玄武門部分守將倒向秦王，堅決地守住宮門。東宮和齊王府兵猛攻不克，只好調頭去攻秦王府。
尉遲敬德親自拿着建成和元吉的人頭趕回秦王府，曉諭眾軍不要繼續執迷不返。東宮和齊府兵眼見主人已死，再打也沒有什麼意義，於是鬨然潰散。
稍後，尉遲敬德又奉命進宮向高祖秉報情況。高祖聞訊大慟，然而木已成舟，悔之晚矣。在蕭瑀、陳叔達等人的勸説下，高祖下令所有軍隊一律聽秦王調遣，同時又派黃門侍郎裴矩到東宮曉諭建成的部眾，一場血腥的事變最終平息下來。
玄武門之變奠定了世民的太子地位，高祖李淵痛心於兒子們互相殘殺，兩個月後讓位於世民，心灰意冷地當了太上皇。
唐朝人對玄武門之變的態度，起初唯唯不敢言。唐初官修皇帝實錄都諱莫如深，唐太宗看到後很不高興，堅稱自己做的是“安社稷、利萬民”的好事，讓史官們秉筆直書，不得隱諱。自此之後，唐朝、五代的官方史書，都帶着貶建成、褒世民的態度書寫此事。直到宋人編修《資治通鑑》，才提出世民殺兄屠弟的做法確實有悖於傳統道德，這成為後世批評玄武門之變的一個重要源頭。
之所以有人説對有人説錯，不外乎出發點不同。言對者認為太宗上位開啓治世，結果是好的，過程就不必過多計較；説錯者則從人性出發，不管為了什麼，殺害親生兄弟違揹人性、違背基本社會公理，無論如何都不能容忍。
或許，這就是政治事件的本質屬性，標杆立不準，是非也就難以評判。從這個角度看，歷史有時是由勝利者書寫的，有時是由倖存者書寫的。反而是對客觀史實的追溯與探討，在今天更具現實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