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闖王攻進紫禁城，崇禎才恍然大悟，17年前魏忠賢為何説那句話
明朝權監魏忠賢的一生，可以説是起起伏伏。魏忠賢，字完吾，河北滄州肅寧人，原名李進忠，因為欠下了一屁股賭債，李進忠為了躲債活命，咬牙自閹入宮。熹宗時出任秉筆太監後，改名魏忠賢，極受寵信，被稱為''九千九百歲''，以致人們''只知有忠賢，而不知有皇上''。野史記載，魏忠賢之所以能快速上位，是因為他去勢未盡，能和明熹宗的乳母客氏對食，深得其歡心。
魏忠賢一代權奸，專斷國政，殘忍陰毒，驕狂跋扈是歷史事實，翻不了案。但魏忠賢由於和當時控制輿論的文官集團“東林黨”矛盾極深，壞處被無限放大，所以在後世他成了“臉譜化”的壞人代表，遺臭萬年是沒跑了。不過儘管魏忠賢為人奸詐，人品極差，但在他的掌權之下，國家局勢逐漸好轉，在事關國家民族存亡的大事上，還是很講原則的，很有辦法的。
天啓皇帝沉迷木匠手藝，不想管理政務，他對魏忠賢又非常信任，所以就把奏摺全都交給他批閲，所以朝廷上下很多事情都是“九千歲”説了算。魏忠賢大膽啓用遼陽戰敗遭受讒言的熊廷弼；不徇私情、果斷罷免寧錦一戰中畏縮不出的袁崇煥；拋開個人恩怨，推薦趙南星、孫承宗等一批能臣直臣。這些人都在挽救大明帝國的過程中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天啓一朝在魏忠賢的把持下，雖然朝中內鬥激烈，但國家局勢穩定，大明帝國並沒有像崇禎朝那般千瘡百孔。魏忠賢在職期間，為什麼明朝民間沒有爆發過大規模農民起義？很簡單，那時期的明朝並不缺錢，國庫只要有錢一切都好説。當時明朝的情況是南方的商人有錢，農民沒錢。但是商人的代表是東林黨，他們反對向士紳、商人、礦主加税。
魏忠賢不管這些，極力向中上層徵税，雖然大有貪污，但沒有加重百姓賦税。這樣一來國庫有了錢，第一解決了邊關將士的糧餉和後勤，第二既能撥款賑災，又減輕了百姓負擔，魏忠賢本身就是農民出身，他知道農民的難處。如此中原沒有百姓起義鬧事，關外將士有軍餉拿，也肯用命抗清，才使大明帝國不至於被財政拖垮。
魏忠賢主政期間，國內形勢良好，遼東局勢平穩，這種能力、魄力、這份功績，還是應該被認同和肯定的。而且天啓皇帝行將就木之際對朱由檢説過：“忠賢宜委用”、“恪謹忠貞、可計大事。”魏忠賢曾直言：“東林黨人志大才疏，治國必亂。”然而崇禎不信邪，一上台便宣佈魏忠賢十大罪狀，將魏忠賢為首的閹黨一掃而空，知道自己前途未卜的魏忠賢不久便懸樑自盡了此殘生。
魏忠賢一死，朝廷便成了東林黨的天下，重新上台的東林黨為了爭取民心，免了許多賦税。鹽税、布匹税等商税使館他們自身利益，不再徵收；由於缺少經濟來源，只得增加農民税賦，各地無論是否有災，賦税照舊，一分不少，以前的欠税，還要補交。在闖王李自成的老家，閹黨掌權時，每畝地賦税二錢，東林黨再次掌權後，每畝賦税二兩！農民活不下去，只得參加流民起義。
朝中少了魏忠賢閹黨的制約，文官集團內部黨爭加劇，相互攻訐，彼此掣肘。遞給崇禎的奏章多是空話連篇的愚腐之見，紙上談兵之道，於國事無補的道德文章。朝廷裏沒有了真正能夠獨當一面的有能之人，一個年輕的崇禎皇帝，帶領着一幫迂腐的大臣，怎麼可能能振興明朝？
明朝時局動盪，崇禎皇帝缺錢，最缺的就是軍費。為了籌錢，崇禎低三下四向宗室、大臣們要求，讓他們捐銀子以共赴國難。結果出人意料，內閣首輔只捐了500兩，太監首領卻捐了一萬兩！崇禎本意是認捐總額達到100萬兩，以應戰爭急需。捐三萬為上等，可是誰曾想沒有一個捐過三萬的。而李自成攻陷北京城後，從這些官員們家裏搜刮了幾千萬兩白銀。
1644年，魏忠賢死後第17年，1644年李自成起義軍兵臨城下，崇禎死前哀嘆：“文臣皆可殺”，“此皆文臣誤我''。崇禎所説的文臣，就是指東林黨了，當他發覺東林黨都如魏忠賢所説的那樣，只是一些嘴巴，辦事不靠譜的時候，悔之晚矣。魏忠賢確實惡貫滿盈，但明朝在他手裏，整體局勢並沒有繼續惡化，儘管不能力挽狂瀾，但是他的確為大明朝續着命，比起那些不以江山社稷為重，只為自己的蠅頭小利為重的東林黨人，不知好了多少。（參考資料：《明史》、《明季北略》、《明史紀事本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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