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正確看待唐太宗李世民強加給隋煬帝的四大罪狀?

再有,隋煬帝並不像後世所説的那樣荒淫無道、殘暴不仁,只是後世因他處於亡國之君位,把一切的壞事推到他身上而已,而且經過歷史層層的累積,造成在後世人眼裏,隋煬帝成了暴君的形象!故此,我們不得不深思,隋煬帝究竟是不是像我們想象那樣無道?

如何正確看待唐太宗李世民強加給隋煬帝的四大罪狀?

造成我們對隋煬帝否定評價的莫過於不恤民力修築大運河,不顧民苦數徵高麗,奢華耗費三遊江都,這些歷來都是人們揭隋煬帝短的焦點所在!

的確,這都是勞民傷財的舉措,直接加速了隋朝滅亡,但並不能因此而否定他們的歷史作用。

大運河,歷來人們對它都褒貶不一,既否定它是不恤民力,勞民傷財的工程,也肯定它在溝通南北、加強對東南方統治的歷史作用!

但試問一下,那一項龐大的工程,不需要龐大的人力、物力支持?阿房宮不用,長城不用?後世的王朝不是不想構築宏偉的工程,而是鑑於秦、隋因耗民力而滅亡的教訓而已,但後世的哪位帝王能再現長城的宏偉、隋大運河的偉績!

在此,我們先考察一下隋煬帝建造大運河的目的,以評價其功過。

大運河由永濟渠、通濟渠、邗溝和江南河四部分組成。

“(大業元年)辛亥,發河南諸郡男女百餘萬,開通濟渠,自西苑引谷、洛水達於河,自板渚引河通於淮。庚申,遣黃門侍郎王弘、上儀同於土澄往江南採木,造龍舟、鳳艒、黃龍、赤艦、樓船等數萬艘。”

“(大業)四年春正月乙巳,詔發河北諸郡男女百餘萬開永濟渠,引沁水南達千河,北通涿郡。”

此兩段,是大運河的主體。後世因其所耗巨大,即使有其輝煌的歷史意義,亦不能抹其暴政之色彩。若僅此而論,的確如此!

但是,倘若細究其建造之目的,則不然。隋之崛起,是終其四百多年之分裂局面,南北聯繫失之久矣,若帝國行中央集權之政體,必要創南北之溝通,遂使大運河之創舉橫空而出,摒除南北分裂之局面,其意義不言而喻!

徵高麗,往往作為隋滅的一個標誌性事件,蓋因為隋煬帝數徵高麗,嚴重動搖了帝國的財政和震撼了帝國的社會基礎,籍此造成隋帝國處在風雨飄搖之中,一次士兵譁變,遂使大隋傾覆!不難想象,屢徵高麗,繁重的徭役,迫使人民起義嬴糧而景從。

“大業七年,徵遼東,煬帝遣諸將,於薊城南桑乾河上,築社稷二壇,設方壝,行宜社禮。”

“大業九年,重徵高麗,以俱羅為碣石道軍將。”

“(九年)壬午,復宇文述等官爵。又徵兵討高麗。”

“十一年,河南、扶風三郡,並有馬生角,長數寸。與天保初同佔。是時,帝頻歲親征高麗。”

“(十年)二月辛未,詔百僚議講伐高麗,數日無敢言者。”

屢徵遼東,前兩次均以失敗告終,大業十年遂使高麗遣使投降,夫使高麗屈於淫威下,亦使帝國內部千瘡百孔,農民起義風起雲湧。

就此不論其影響,探釋其徵遼的目的。在煬帝最後一次伐遼中,曾有這樣一段話“朕纂成寶業,君臨天下,日月所照,風雨所沾,孰非我臣,獨隔聲教。蕞爾高麗,僻居荒表,鴟張狼噬,侮慢不恭,抄竊我邊陲,侵軼我城鎮。”姑不論此話真實性如何,但有一點可以看出,他遠征高麗,不單單是為了頌揚武功,而是為了並寰宇,一海內。

試問一個盛世君主,要想有所作為,能籍以何種途徑?漢武帝時堪稱漢的全盛時期,在處理內部事務後專力外務,開疆拓土。“(武帝)遣將軍李息、郎中令徐自為徵西羌,平之。” “及至南粵反,上使馳義侯因犍為發南夷兵。” “越馳義侯遺應劭曰:‘亦越人也。’別將巴蜀罪人,發夜郎兵,下牂柯江,鹹會番禺。”

被稱為開創李唐盛世的唐太宗,在後期亦專事於高麗的征服。“朕自平定突厥、破高麗已後,兼併鐵勒,席捲沙漠,以為州縣,夷狄遠服,聲教益廣。”由此可見,每一個王朝處於鼎盛之時,君主要想有所作為,必定從事於國內的統一事業,開疆拓土,以此擴大帝國的面積,漢武帝因成拓張之大業,遂留名千古,唐太宗因前期的豐功偉績,後期的拓土之失敗,亦不失其明君之名,蓋煬帝因前期無非凡之政績,而後期徵高麗之失敗,使天下之漫罵聲匯於此,促成煬帝暴君之名確立。

如何正確看待唐太宗李世民強加給隋煬帝的四大罪狀?

而經過唐代一世,統治者基於治亂興衰的需要,將煬帝比之於夏桀、商紂,盡為之粉飾,遂使後世成之以惡名。以下是李世民總結的致隋朝亡國的四大罪狀——

“貞觀四年,太宗曰:“隋煬帝性好猜防,專信邪道……”

“隋煬帝志在無厭,惟好奢侈,所司每有供奉營造,小不稱意,則有峻罰嚴刑。上之所好,下必有甚,競為無限,遂至滅亡。”

“貞觀九年,太宗謂侍臣曰:“往昔初平京師,宮中美女珍玩無院不滿。煬帝意猶不足,徵求無已,兼東西征討,窮兵黷武,百姓不堪,遂致亡滅。”

“隋煬帝好自矜誇,護短拒諫,誠亦實難犯忤。虞世基不敢直言,或恐未為深罪。”

此數則,皆是太宗與魏徵的對話,而且相距煬帝時亦只有二十年,其真實性可作參詳。其一則“煬帝性猜防,專信邪道”,此不足視為無道之表現,充其量説也只是煬帝的一種性格,猜忌之心人皆有之,只是平時不外現,當有人威脅自己的地位時,亦即是有顯赫功勳的人展現在舞台時,才促成這種猜忌成為皇帝之大忌,猛德之猜忌不使其宏偉業績黯然,即乃明證。

而“專信邪道”,恰其明示煬帝之旁專權小人之充斥,虞世基就是一個典型。古語有云:“若人主所行不當,臣下又無匡諫,苟在阿順,事皆稱美,則君為暗主,臣為諛臣,君暗臣諛,危亡不遠。”這充分説明君主行為不當時,敢冒諱之諫臣的匡扶作用。假使煬帝將行暴行時,世基等人能視頭顱之不顧而厲行進諫,或許歷史會改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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