衞青霍去病北征匈奴,被寫《史記》的司馬遷指責為得不償失,班固撰寫《漢書》的時候,也採納了司馬遷的説法:“衞霍兩軍出征,去的時候有十四萬匹戰馬,卻只回來了不到三萬,這買賣虧大了!”
這就是史記的自相矛盾之處,漢武帝看了也會很納悶:衞青霍去病繳獲了上百萬戰馬,為何只有三萬入塞?其他的莫非都被吃掉了?漢軍出征,最大的規模,也不過是衞青霍去病各領五萬,總計才十萬人,損失了十一萬匹戰馬,他們還能擊潰匈奴嗎?
不管文人史官如何唱衰,收到戰報的漢世宗孝武皇帝劉徹卻只會喜笑顏開:衞青霍去病這兩位名將,果然沒有辜負我的厚望,衞青打仗只賺不賠,霍去病雖然有點敗家,但也沒賠本兒,他搶回來的東西更有價值。
“兩軍之出塞,塞閲官及私馬凡十四萬匹,而復入塞者不滿三萬匹。”《史記·衞將軍驃騎列傳》和《漢書·衞青霍去病傳》的記載一字不差,看來這兩位純粹的文人史官,是打定主意要睜着眼睛説瞎話了。如果《漢書》由班固的弟弟、投筆從戎的班超來寫,那麼結果可能就完全不一樣了。
某些文人喜歡睜着眼睛説瞎話抹殺名將開疆拓土之功,顧頡剛、史念海兩位大家曾一針見血地指出:強鄰虎視,欲得我地而甘心,乃謂滿蒙非我舊土,不知漢之遼東、玄菟,實今遼寧諸地,右北平屬縣大半皆在熱河境內;唐代之安東都護府治所實在今鴨綠江以南,其所轄州郡,亦散佈於朝鮮半島,原強鄰侵略之野心,故當抹煞事實,而國人亦多數典忘祖,隨聲附和,豈不謬哉!
司馬遷跟漢武帝有仇,恨屋及烏,連衞青霍去病也恨上了,但是他對常敗將軍李廣和叛國者李陵,卻是大加讚揚,這種行為跟兩千年以後的某些人差不多。
之所以説司馬遷睜着眼睛説瞎話抹殺衞青霍去病戰功,是因為他自己的記載自行矛盾露了大馬腳——沒錯,就是馬腳。同樣是《史記·衞將軍驃騎列傳》,還有這樣的記載:“(元朔元年)衞青西定河南地,按榆谿舊塞,絕梓領,梁北河,討蒲泥,破符離,斬輕鋭之卒,捕伏聽者三千七十一級,執訊獲醜,驅馬牛羊百有餘萬,全甲兵而還。(漢武帝封賞衞青詔書)”
元朔五年,衞青再次奏凱而還:“漢令車騎將軍青將三萬騎,出高闕;得右賢裨王十餘人,眾男女萬五千餘人,畜數千百萬,於是引兵而還。”
“百有餘萬”“數千百萬”,這其中有十分之一是馬,那也有百十萬匹吧?莫非邊關負責考核的官員怎麼對這千百萬戰利品視而不見?
這就叫選擇性失明,而這種選擇性失明,居然還有漢軍報告為依據。
提到漢軍報告,我們就要説一説漢朝的軍隊徵召制度了:漢承秦制,軍功制度相當公平,以至於有很多人都想“邊關萬里覓封侯”。漢軍中有一種特殊的存在,叫做“良家子”,他們不在徵召的範圍之內,但卻自備弓馬隨軍出征,他們的戰馬,就叫“私馬”。
《史記》和《漢書》中那句“塞閲官及私馬凡十四萬匹”,翻譯過來是這樣的:漢軍出塞時候統計,有官家配發和私人自備的戰馬十四萬匹。
我們可以這樣理解:出塞的時候,很多人騎的都是中原地區的漢馬,回來的時候,騎的卻是來自北方的剽悍烈馬,那些漢馬是戰死還是被丟棄,都算戰損。而司馬遷往史書裏寫的時候,卻只算戰損而不算繳獲。
衞青作戰的特點,就是穩準狠,從來不打無把握之仗,他最擅長的,就是集中優勢兵力打殲滅戰,而殲滅戰的最大好處,就是能獲得大量戰利品。這在兵法上叫做“因糧於敵”,在史書上叫做拿不動的就燒掉:“得匈奴積粟食軍,悉燒其城餘粟以歸。”
衞青搶了匈奴數以千百萬計的牛馬,也不能把匈奴的糧食全都運走,可見這把鐵掃帚劃拉了多少東西。
衞青善戰,但絕不死打硬拼,他有一種對抗匈奴的特殊裝備,叫做“武剛車”,有武剛車在手,衞青可以先以逸待勞挫折匈奴鋭氣,比如元狩四年之戰,衞青就是“令武剛車自環為營,而縱五千騎往當匈奴。”
匈奴騎兵衝不動正面漢軍武剛車組成的銅牆鐵壁,也打不贏側翼包抄的漢軍騎兵,就只好跑路:“漢益縱左右翼繞單于。單于視漢兵多,而士馬尚疆(強),戰而匈奴不利,薄莫(暮),單于遂乘六,壯騎可數百,直冒漢圍西北馳去。”
衞青與匈奴單于鬥智鬥勇每戰必勝,如果他的戰馬被匈奴擊殺了百分之六七十,漢軍豈不早就潰散了?按照軍事常識,只要戰損超過百分之三十,就會軍心動搖失去戰鬥力。
讀者諸君都知道,漢朝最缺的就是戰馬,以至於有“一馬抵十牛,良馬值千金”之説。而一匹良種戰馬,是可以換取同等重量甚至體積黃金的——這樣的事情,漢武帝就幹過。“千里馬值千金”,是中原王朝的無奈,這種無奈從春秋戰國的時候就開始了,而且好像一直到宋朝也沒有完全改觀,東漢世祖光武皇帝劉秀,剛起兵的時候,也只能騎着耕牛打仗。
這樣算一算就知道了:大將軍衞青北征匈奴,除了開疆拓土之外,還繳獲了數以千萬計的牛馬等漢朝稀缺資源,那是穩穩的只賺不賠。
霍去病不如衞青穩健,但是他年輕氣盛,表現出的是置之死地而後生的亮劍精神,他雖然有點小小的鋪張浪費,但是繳獲的東西一點也不比舅舅衞青少。
霍去病帶的兵不是很多,所以可能分不出太多兵力來押運牛羊,他“棄粱肉”也是無奈之舉,而士兵捱餓也純屬瞎掰——餓着肚子的漢軍又怎麼能打勝仗?匈奴遍地牛羊,漢軍又豈是吃素的?
前面咱們説過,只要打勝仗就不愁沒糧吃,這一點在漢武帝封賞霍去病的詔書中有體現:“取食於敵,逴行殊遠而糧不絕,以五千八百户益封驃騎將軍。”
霍去病丟棄一部分戰利品,是因為他要運輸更重要的東西:“收休屠祭天金人……執滷獲醜七萬有四百四十三級。”
休屠祭天金人的價值,可不是黃金何以衡量的,金日磾那樣的重量級戰俘,也是不能殺掉或放走的。這裏面還有一個問題:如果霍去病的士兵在捱餓,那好幾萬俘虜,是怎麼被押送入塞的?他們豈不是早就被餓死了?
所以我們可以説,在有色眼鏡下,衞青霍去病的戰果被無限縮小甚至無視了,而他們的戰損,則在司馬遷的顯微鏡下被無限放大甚至就是虛構出來的。
其實衞青霍去病之功,並不在於繳獲多少戰馬牛羊,而是免除邊患開疆拓土。而且即使僅計算戰爭消耗與戰場繳獲,衞青霍去病也是隻賺不賠:劉徹是一位英察之主,如果他做了賠本買賣,又怎麼會拿出數十萬斤黃金(是黃金不是黃銅,這一點筆者前期文章有過論證)大加賞賜?
司馬遷對衞青霍去病是比較藐視的,不但在二人本傳裏説他們戰損過多,而且還很刻薄地進行最終評價:“青本奴虜,忽升戎行。姊配皇極,身尚平陽。寵榮斯僭,取亂彝章。”
《史記·佞幸列傳》中還不忘似褒實貶地夾帶私貨:“衞青、霍去病亦以外戚貴幸,然頗用材能自進。 ”透過這句話,我們彷彿能看到司馬遷那沒長鬍子的嘴,已經撇到耳根了。
班固寫《漢書》,也在《佞幸列傳》中照搬了司馬遷的説法,這讓我們不禁感到奇怪:你們罵佞幸男寵鄧通韓嫣,把衞青霍去病牽扯進來幹啥?
提起班固和《漢書》,我們不能不感到十分遺憾:原本這本書是由班超執筆的,但是寫來寫去,班超被衞青霍去病的精神鼓舞,投筆從戎萬里覓封侯,並且如願以償獲封定遠侯。
班超揚威西域,他哥哥班固一面擔心弟弟的安危,一面續寫《漢書》,所以其心情也是極其複雜的:一方面厭戰,一方面豔羨。所以班固後來也走了弟弟班超的封侯之路,只可惜他雖然打了勝仗,卻跟錯了人,不但沒有封侯,還丟了性命:“及竇憲敗,固先坐免官。固不教學諸子,諸子多不遵法度,吏人苦之。及竇氏賓客皆逮考,兢(洛陽令種兢,曾受班固家奴之辱)因此捕系固,遂死獄中,時年六十一。”
司馬遷身受宮刑,班固瘐死獄中,《史記》和《漢書》的兩位文人,結局都不太妙。但是歷史的真相不會因為一兩個文人的個人私怨而被掩蓋抹殺,衞青霍去病被後世尊為大漢帝國最耀眼的名將雙星,而司馬遷終其一生,也沒有再長出鬍子來。
至於被司馬遷吹上天的李陵,也早已跌落塵埃:吃着大漢的飯,練着匈奴的兵,反過來卻罵漢武帝刻薄寡恩——漢武帝誅殺李陵全家,完全是按照漢朝法律行事,李陵放下兵器向匈奴單于磕頭的時候,就已經知道,他的全家依律當斬。貪功冒進在前,兵敗不以身殉國在後,為保住自己一條小命,而把全家送上絕路。殺李陵全家者,非漢武帝劉徹,乃不孝子孫李陵也。
衞青霍去病的歷史功績,顧頡剛在《中國疆域沿革史》中有過積極的評價:漢武帝雄才大略,任用衞青霍去病諸人當折衝之任,數次出塞,絕域遠征。元朔二年收秦故河南地,置朔方五原郡;元狩三年,昆(渾)邪王殺休屠王,乃復以其地為武威酒泉二郡;元鼎末,又復分武威酒泉置張掖敦煌郡,徙內地之民以實之。四郡之建置,非獨挾制匈奴,且為同西域之要道,其重要殊不能與常郡等……
看《中國疆域沿革史》我們就會知道,如果沒有衞青霍去病徵戰之功,就沒有後來的三國第一悍將呂布(呂布字奉先,五原郡九原人也),甚至可能也沒有後來的唐太宗李世民(其先祖李暠為敦煌太守),我們要鍊鋼造坦克或發射衞星,也得另找地方了。
關於衞青霍去病的戰功,是不需要討論的,但是有一點我們必須要澄清:衞青霍去病北征匈奴,除了消除邊患開疆拓土之外,他們以戰養戰獲得全勝,實際上是隻賺不賠。真正把漢朝打出財政危機的,不是衞青霍去病,而是貳師將軍李廣利和原漢軍騎都尉、匈奴右校王李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