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研究領域向來不缺乏論爭的話題，更何況是在“城市化”正如火如荼的中國。
最近最令人矚目的一個系列論戰，當屬周其仁和華生兩位教授之間圍繞土地用途管制和農地入市問題所展開的。華生教授的論點是，土地利用不僅是私權的行使，也涉及到公共利益，土地所有者的權利理應受到土地利用和城市規劃政策的管制。周其仁教授則旗幟鮮明地反對這個立場，強調私權和市場機制應該在土地交易和使用的整個過程中發揮基礎性作用，尚未裝進籠子裏的公權力這隻老虎不足為信，所以土地用途管制和城市規劃政策並不具有充足的限制私權的正當性。
儘管立場相左，兩人在論辯中所援引的卻大多都是英美兩國的例子。可英美的情形到底佐證了哪一方的論點?2015 年 4 月 4 日《經濟學人》 (The Economist) 發表了一篇處於同一論域的封面報道。雖然文章被冠以 “Space and the City” 的標題，真正處理的卻也是土地利用問題。文章中歸納了英美城市發展的兩股潮流，第一股是在十九世紀晚期以前的無管制擴張，第二股是十九世紀晚期以降逐漸完善的土地和規劃管制對城市擴張的限制，比如分區規劃 (Zoning) 和修建綠化隔離帶 (Green belt)。
《經濟學人》文章的核心觀點是，現有的(英美)土地利用管制手段和城市規劃政策已經造成了地價、房價高昂等不經濟的後果，亟須重新思考如何在社會公義與私人成本之間構建更健康的平衡。作為應對，政府應當考慮一方面將規劃 / 分區的權力收回到更高層級(以防止社區為了私利損害城市整體的公共利益)，另一方面開徵(或者加徵)土地價值税，以鼓勵對未充分利用土地的開發。
與之相應和的是倫敦政治經濟學院 (LSE) 經濟地理教授 Paul Cheshire 近期發表的一系列文章。光看標題就能猜想出他的核心論點了，比如 “綠化隔離帶迷思已經成為倫敦房價上漲的幕後推手”，以及 “在綠化隔離帶上建房子吧：現在的問題只是建在哪一片而已”。看起來，“綠化隔離帶” 這一英國規劃界的驕傲成就(有時甚至被提高到不列顛民族身份認同的高度)儼然成了眾矢之的。
有了這一系列背書，我們彷彿可以很快得出結論：土地利用管制和城市規劃政策往往不僅無法實現目的，反而會造成經濟上的無效率，因此周其仁教授的論點才是為事實所驗證的那個。但是且慢，英美的故事在何種程度上能夠成為解答我們自己問題的線索，這個問題本身就很關鍵。
在周華之爭中，無論二者觀點如何迥異，相同的特徵是塗改和工具化地使用地理知識：周教授在種種保護私權的判例之外選擇性忽視了公權力在城市空間變遷中的地位，而華教授為了論證公權力的意義也不得不轉向東亞四小龍所表徵的“發展型國家”的案例，而不管中國與“發展型國家”這個概念之間的距離。
對地理知識的投機性引用就是大衞哈維所界定的“地理意義上的平庸之惡” (the geographical banality of evil) 的典型樣態。在這裏，種種普世主張都宣稱自己可以跨越歷史和文化，超脱任何空間和時間的侷限;當宣稱的實際結果不奏效時，只需要怪咎於某地的特殊性即可，那普遍規則是不可能出錯的——就如同世界銀行貸款在非洲修建的許多表徵着“現代性”的水壩，以及奮戰在智利的芝加哥學派經濟學家等案例所表明的那樣。
為了躲開這個陷阱，我們就得更加關注空間概念和在地知識，在批判性地審視種種看起來美好的 “寰宇主義” (cosmopolitanism) 的同時，更深入地認識當下的、關係性的時空。在周華兩位教授的論域之中，核心的關切並不是不列顛的民族認同會否受損，或者美國的分區應該由哪一級政府負責，而是正在“城市化”的我國廣大 “城鄉結合部” 應該如何處理土地和規劃問題(因為將要入市的農地大多位於此處);為此就需要把焦點轉移到 “城鄉結合部” 及其規劃問題上來，看一看在這裏空間與國家 / 社會是如何相互作用的。
意識到“寰宇主義”和在地知識的潛在張力之後，很快就會發現普世的誘惑無處不在。就比如，在北京的城市規劃和土地用途管制體系中，有一個核心的部分也叫“綠化隔離帶”。看見這個名字，諸位大概也不禁會問：北京的 “綠隔” 是怎麼來的?與倫敦的 “綠隔” 又有什麼異同?簡單説來，“綠隔” 這個理論 “旅行” 的起點確實是倫敦，後來經由 1930 年代的莫斯科輾轉來到 1950 年代的北京，最後在 1990 年代被落實到圖紙上和實踐中。
這些城市的 “綠隔” 同源，並因此有相似的定位：建立在城市中心區周邊，作為控制城市空間擴張的工具;以綠色空間構建生態屏障，緩解污染問
題，提供景觀休閒場所。但是同源並不意味着北京的 “綠隔” 有着和倫敦類似的地位和效果;而且恰恰是其間的差異具有異乎尋常的重要性：這些差異所藴含的在地知識不僅構成了反思普世方案的條件，而且是揭示關係性時空的重要線索。
北京的綠化隔離帶最早在 1950 年代便已提出。當時的城市規劃思路大體上有兩個來源，一個是蘇聯專家(以巴蘭尼可夫和莫辛為代表)，另一個是英美留學歸國的城市規劃專家(以梁思成、陳佔祥為代表)。但事實上這兩個路徑的核心理念是相似的，基本上都遵循着分散組團的佈局思路，通過種種空間單元及其區隔實現有機疏散的目標;這個思路也規定了當時乃至今日北京市空間規劃的具體形態。
綠化隔離帶在這個藍圖中起着隔離不同功能區、規範空間形態、減輕工業污染的重要作用。但是建國後初期的實際情況決定了綠化隔離帶只能是一個設想。建設生產性城市的思路使得大量資源向工業區及其配套設施傾斜，而綠化方面的標準和要求就相應擱置了，甚至導致這一 “綠化隔離帶” 並沒有正式出現在城市規劃圖紙上。
1994 年前後北京市開始考慮把這個 “構思” 了幾十年的 “綠化隔離帶” 搬到現實中，並出台了具體的實施方案，正式啓動了 “綠隔” 工程。在北京四環五環之間的許多村子都有土地被劃入 “綠隔” 範圍，這也就意味着，村莊的土地需要被(部分)徵收，村民需要被重新安置，騰退的土地在理論上則要全部被拿去綠化。
也正因此，“浙江村” 這個曾經在學界被熱烈討論的名字就(重新)進入了視野之中。
上世紀九十年代，因為大量的浙江籍移民落腳，北京城南的一片村落開始慢慢被統稱為“浙江村”。這一區域在當時令人矚目的特點有二：一是浙江商人以此為據點發展起來大規模的成衣加工和批發生意，二是流動人口們在事實上“佔領”了城市化進程中的空間，通過租用集體土地(違法)建設大院，形成了一種“外在於城鄉二元模型的國家 - 社會動態關係” (具體可參見張鸝和項飈的相關著作)。在學者們對這些村子進行田野調查的同時，北京市政府對它們(尤其是其中數不清的違法建設)的“清理整頓”也如火如荼地進行，並在 1995 年底實現了大範圍的徹底拆除。
自此之後，學界對 “浙江村” 故事的關注逐漸讓位於對更大尺度的流動人口問題的關切，而與之相關的空間焦點也隨之轉移到 “城中村” 這一更寬泛的表述之中。但當時和後來的文獻都鮮有提及的是，“浙江村” 所指代的五個行政村大多都在 1993-94 年被列入到規劃待建的北京市 “綠化隔離帶” 之中。因此，1990 年代前半段的五次大規模拆除違建行動(尤其是 1995 年的 “徹底拆除”)，都需要與 “綠隔” 工程聯繫起來才能得到更好的理解。而在另一方面，這五個村子最近二十年的變與不變，也提供了一個極好的視角來觀察 “綠隔” 工程自身的 “城市化”，和相應的變遷中的國家空間 (state space).
在《城市裏的陌生人》中，張鸝將這個專項整治行動解讀為高層重新聚攏政治權力的嘗試：一方面，”外地人” 或 “流動人口”，以及表徵着髒亂差的 “城中村”， 事實上進入了官方進行社會排序 (social odering) 的話語之中，並被視作大多城市問題的淵藪;另一方面，也是更關鍵的，外來人口社區代表着一種全新的空間化權力，並對既有權力體系構成了威脅。
社會排序和權力話語確實構成了專項整治的因果機制的重要一環，但並不是全部。在這裏，空間也出場了。
“浙江村” 的空間轉型不僅改變了權力的面貌，也徹底重塑了村民的生活。一方面，“綠化隔離帶” 工程的實施，給地方政府和村委會提供了一條新的運作空間的路徑。在這個路徑裏，“綠隔” 只是成為一種話語;借這種話語所要實施的工程本身，和 “綠化” 的目標漸行漸遠。而在另一方面，曾經以 “種房子” 或者出租土地為生的村民/居民，也日漸被裹挾進入地方政府的土地邏輯之中，從當年對 “浙江村” 拆遷的抗拒，轉而變為對拆遷和安置房的期待，並且在這個過程中出現了因户口而導致的利益分化和釘子户現象——只是這裏選擇當釘子户的，大多是擁有城市户口的居民。
“綠隔” 的實施政策在過去二十年中調整過多次，從 1994 年的 7 號文，再到 2000 年的 20 號文，最後演進到 2008 年的 17 號文。雖然具體的政策內容多有變化，但是核心關切是相似的：一方面要把規定了的綠地實施出來，另一方面要把農民轉變為市民，把 “城鄉結合部” 轉變為 “城市” 空間。為了實現這些目的，財政並不撥款，所需資金由各實施單位(也就是鄉或者村)按照政策規定籌集。
那麼政策具體是如何規定籌資事宜的呢?前面已經説了，理論上看，各個村子裏徵收了的綠化用地自然要全部變綠;但是為了讓整個工程成為可能，這個理論設想只能放在一邊，允許實施單位拿出一塊地來經營，通過利潤填補整個項目的成本。接下來的兩個問題是：誰來經營、如何經營?二十年間的政策變了又變，沒有變的是村集體的核心地位，以及土地和房地產開發帶動綠化實施的核心思路。
漸漸地，村委會變成了房地產開發公司。張鸝書中曾經提到，在 1995 年的大拆遷之後不久，大紅門服裝商貿城正式開門營業。她沒有提到的是，這個商貿城的真正投資人和受益人，正是商貿城所在的那個村莊。村莊們並不滿足於此。藉助村莊改制的浪潮，他們在 2000 年代紛紛成立股份公司，把以前的集體經濟組織升格，成為村莊所有集體資產的統一經營者，這包括了所有集體土地，也包括了(為了實施綠隔建設)經政策允許的房地產開發項目。
市政府也並沒有袖手旁觀。他們不停地更新政策，不停地尋找切入到這一空間改造的最佳途徑，最終發現 “土地儲備” 制度是一個很好的 “抓手”。於是接下來的結果大概就耳熟能詳了，在 2010 年之後的那幾年裏，城鄉結合部的村莊裏(相當一部分都是綠隔的實施單元)時不時地傳出來土儲中心拍賣地塊、新 “地王” 誕生的訊息，給火熱的房地產市場加上了一把又一把柴薪。
“土地財政” 的表述在學界早已不新鮮，吸引人的是去觀察它的具體操作過程。在後 -“浙江村” 的這二十年時間裏，大紅門地區所經歷的空間變革是顯著的， 這不僅是物理意義上的顯著，更是政治經濟意義上的顯著。這裏的變化，事實上是由城市規劃項目包裝而成的土地財政導致的，空間的變遷不僅是目的，而且成了原因。
除去少數較具規模的公園以及邊河邊的矮小樹林外，我在這裏幾乎沒再見到綠色。説好的 “綠化隔離帶” 去了哪裏?分散組團是否還能成立?有機疏散是否還是目標?規劃界的反思正日漸深入。除了規劃部門的工作人員之外，學界也開始對與這一現象相似的很多故事進行歸納。
最新的一個成果，是把這樣的空間工程視為一個更宏大的政治經濟機制的具體表現，這個機制則被命名為 “Planning for Growth” (Wu Fulong, 2015): 在中國，城市規劃並不是如西方同行那樣限制市場之手的運作，而是成為市長青睞的工具，在城市經濟增長和政府的企業化行為 (entrepreneurialism) 中發揮着舉足輕重的作用。
也正是在這樣的機制裏，北京的綠隔與倫敦的綠帶分道揚鑣。綠隔在北京不再成其為規範空間佈局的工具，而是城市空間的擴張和蔓延本身。換句話説，綠隔不是城市化的邊界，它自己正在被 “城市化”。
村民的日常生活也在這個空間變遷的過程裏被重塑，這尤其鮮明地體現在他們對待拆遷的態度變化之中。在 1990 年代的拆遷之時，大紅門的村民或多或少都有牴觸情緒，因為他們當時基本都是靠 “種房子” 為生。清理違建的行動一旦推進，流動人口一旦被掃地出門，他們的生計也就會立刻受到影響。但是後來呢?在大規模的清理之後，大紅門的村民逐漸地進入到一個新的狀態，那就是盼望着再次拆遷——不是拆違建，而是拆自己家的房子。
隨着城市空間的逐漸擴張，大紅門的區位優勢日益凸顯(換一個表述就是那兒的土地越來越值錢)。村委會們充分利用這個機遇，紛紛建起了服裝商貿城等交易場所，借房租獲取收入。而村民們並無資格通過個人行動來利用上升的地價，事實上他們也並不真正關心採取什麼特別的行動，因為他們知道：只要村莊宅基地上的拆遷能夠得以實施，那麼(日益上漲的)補償和安置的費用已經足夠他們維持(優渥的)生計。直到最後，雙方終於在新政策(四萬億催生的 “重點村” 改造工程)的引領下順利達成一致，安置房動工，村莊拆遷開始。
地理學理論對 “空間” 概念的關係性思考正在逐步深入。其中一個重要的論點就是：“空間被我們表徵和概念化的方式，也許會影響我們物質感知這個空間的方式，以及我們生活於其中的方式。這些日常實踐將進一步引導我們為自己建立特定的 ‘生活空間’，一方面承載、另一方面形塑我們的生活”。開心地搬進了安置房小區的村民，和倔強地守着自己租住公房的 “居民” – “釘子户” 們，其實都在(表徵層面)構建和更新自己的 “生活空間”，並通過這一空間實踐自己 “城市化” 了的生活。
空間的意義不止於此，它還成為地方政府掌控社會變遷的新渠道。通過協助構建村集體自己的開發公司，原先瀕於解體的 “集體” 又重新獲得了權力——由經濟而傳導至政治層面的權力。而村莊裏那些被重新安置、被 “城市化” 了的村民，則在村集體的公司之中重新獲取飯碗、按月領取補貼。在這個過程之中，曾經主宰着 “浙江村” 地區的社會排序話語 (the discourse of social ordering) 退場，讓位給了空間排序 (spatial ordering)，並經由後者組織了一套新的 “治理術” (govermentality).
在關係性的時空中，普世方案所宣稱的 “普世性” 需要我們重新審視。如果你支持周教授的觀點，認為市場機制是配置城鄉土地與空間資源的最有效手段，因此農地應當被允許直接入市，那麼你將如何處理權力日盛的作為房地產開發公司的村集體?他們作為集體土地的所有者的法律地位和事實狀態是否應當取消、要如何才能取消?如果你支持華教授的觀點，認為土地利用應當受規劃管制，那麼你如何看待中國的 “Planning for Growth” 的政經機制?規劃與公權力之間的聯結該如何對待、如何改造、如何更新?一個更無奈的問題是：改造和更新是否可能?
在我看來，與其從一個寰宇主義想象(”綠化隔離帶”)的陷阱跳到另一個寰宇主義想象(萬能的和不言自明的自由市場或者規劃管制)的陷阱，我們其實有別樣的選擇。這就是重新觀察空間，尤其是觀察空間與國家/政治經濟的接口，觀察經由空間生產並反向重塑空間的種種社會關係，然後再立足於這種對關係性時空及其在地性的理解來重新想象其他可能。
在這個過程中，我們需要一種對地方的全局感 (a global sense of place), 而不是全盤接受已被證明具有虛幻性的那些 “寰宇主義” 的 “普世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