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染病在人類社會，從某種程度上來説，其實也是一種“文明病”，正如糖尿病、肥胖、高血壓、食物過敏、過敏性哮喘等疾病一樣，與人類的文明是密切相關的。美國演化生物學家、歷史學家賈雷德·戴蒙德在《槍炮、病菌與鋼鐵》一書中提出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觀點——農業的出現是人羣傳染病形成的開端。為什麼農業的出現是人羣傳染病形成的開端呢？原始人類難道就沒有傳染病嗎？賈雷德·戴蒙德對於這個問題並沒有進行詳細的闡述，美國曆史學家威廉·麥克尼爾在《瘟疫與人》一書中給出的解釋則是非常的詳細。今天，我們就圍繞這兩本書的觀點來對中國的經典著作進行一番重新的解讀。
第一：《史記·貨殖列傳》中的“江南卑濕、丈夫早夭”
當代西方史學的一個很重要的特徵，就是與人類學、社會學和生物學等現代科學知識的緊密結合。當我們運用了這些學科工具之後，往往會對人類的歷史有一個全新的認知。在東西方傳統的史學中，歷史學家是不可能關注微生物的，因為人類在17世紀改進了顯微鏡之後才第一次看到地球上的微生物。
中國的動植物資源，長江流域要比黃河流域豐富，因為在北半球，整體而言，緯度位置越低，光照資源和水資源就越豐富，在中國古代有所謂“蘇湖熟，天下足”、“湖廣熟，天下足”的説法。“蘇湖熟，天下足”的説法出自宋朝，意思是説蘇州、湖州的糧食豐收了，天下的食物就充足了。明朝則有“湖廣熟，天下足”的説法，意思是説湖北、湖南的糧食豐收了，天下的食物就充足了。但是，為什麼在先秦時期，中國人首先開發的是黃河流域，而不是長江流域呢？這就不得不從《史記·貨殖列傳》中的一句話講起，那就是“江南卑濕，丈夫早夭”。直到司馬遷生活的年代，江南地區依然是地廣人稀。濕熱的環境，動植物資源豐富，植物的生長週期長，與此同時，微生物的種類也多，先秦、秦漢時期，南方地區疫病的存在阻礙了這裏的開發，這些疫病有瘧疾、血吸蟲病和登革熱等等。事實上，在古代，我國南方地區的人們，常常被血吸蟲病所困擾，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的女屍的腹中有血吸蟲的蟲卵，説明辛追得過這種慢性的傳染病，作為西漢時期的貴族女性，她只活到了50歲。除了血吸蟲病，史書中也常有“瘴氣”的記載，“瘴氣”主要就是指瘧疾，直到唐宋時期，我國的嶺南地區都被北方的士人認為是瘴癘之地，如劉恂在《領表錄異》中記載道：“領表山川，盤鬱結聚，不易疏泄，故多嵐霧作瘴。”
在研究三國史的過程中，甚至有的學者認為曹操在赤壁之戰中之所以會一敗塗地，其實並不是因為諸葛亮使用了火攻，而是曹操麾下的士卒感染了血吸蟲病。曹操集團的士兵都來自北方地區，他們從未到過南方，在長期的行軍過程中，感染了急性血吸蟲病，從而導致戰鬥力下降。火攻在這場戰役中，並未起到決定性的作用，因為曹操完全可以招募士兵，重整旗鼓。
以上史實都説明了一個道理，在先秦、秦漢時期，我國的南方地區是不易開發的，多種致命性的寄生蟲使得中原地區的人們無法跨越這一道天然的生物屏障。西漢時期的農民可以使用先進的鐵器砍伐原始森林，可以運用弓箭驅趕野獸，但是，卻奈何不了微生物，因為微生物是看不見的。
無論是血吸蟲病、登革熱，還是瘧疾，都與寄生蟲有關。瘧疾的病原體是瘧原蟲，瘧原蟲是通過蚊蟲叮咬傳播的；登革熱的病原體是登革熱病毒，登革熱病毒同樣也是通過蚊子傳播的；血吸蟲病的病原體則是血吸蟲，血吸蟲主要是通過水源傳播。這一道天然的生物屏障，人們最終是可以突破的，當南方地區大片的原始森林、沼澤地被改造成稻田之後，這裏的瘧疾、登革熱就自然而然消失了，血吸蟲的生存範圍也逐漸縮小了。因此，這些傳染病都是非常古老的傳染病，也是原始社會的人們容易得的傳染病。
第二：農業社會的“新型”傳染病
先秦、秦漢時期，我國南方地區的人們被寄生蟲所困擾，那麼，到了西漢末年，北方地區則出現了一些新的傳染病，這些傳染病與農業文明是密切相關的，比如麻疹、鼠疫、天花等等。
我國曆史上最早的瘟疫發生在秦始皇四年（公元前243年），《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道：“（秦始皇四年）十月庚寅，蝗蟲從東方來，蔽天。天下疫，百姓納粟千石，拜爵一級。”公元前243年這一年，秦帝國發生了蝗災，還出現了瘟疫，秦朝和漢朝有“納粟拜爵”的傳統，遭遇蝗災和瘟疫，官府鼓勵老百姓納粟，納一千石者，賜爵一級。公元前243年的這場瘟疫，《史記》中僅有三個字，即“天下疫”。到底是什麼疫呢？司馬遷沒有詳細説明。實際上，秦漢時期的人們不可能知道引起這場大疫的病原體是什麼。這場瘟疫很有可能與天花有關，天花最早出現在公元前11世紀的古埃及，古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五世的木乃伊上有被天花感染後留下的印跡，天花經古埃及商人傳播到印度，在長達1000多年的時間裏，只是北非、中東和印度的一個地方病，並未在全球蔓延。秦漢時期，我國的西南地區與印度有貿易通道，但是，這條貿易通道是間接式的，天花也不太可能越過喜馬拉雅山脈和橫斷山脈，進入到雲貴地區。如果説公元前243年的這場瘟疫是天花的話，那麼，最有可能是經過中亞傳播過來的。
中國古代，先秦時期是沒有瘟疫的，史書中是不見“疾疫”、“大疫”的記載，秦至西漢則是少見，而到了西漢末年，則出現頻率高發的態勢，到了東漢至三國時期達到一個高峯，這與我國北方地區自然環境的深刻改變有關。
春秋戰國時期，我國的人口數量不超過2000萬，因多年的戰亂，秦代的人口大約是在1500萬至1800萬之間，這個數量一直維持到漢初，西漢是一個大一統的王朝，社會經濟持續繁榮，經過一百多年的發展，到了西漢末年，我國的人口數量突破到6000萬。西漢末年，雖然只有6000萬人口，但是，在一些經濟發達的地區，人口密度並不低，因為當時大部分地區都處於未開發的狀態，甚至在黃河流域亦有大片的原始森。人口數量的增加，必然伴隨着人類聚落規模的擴大與數量的增加，為了滿足商品的交流，村鎮、城市之間的交通網絡也越來越密集，這就為疫病的傳播提供了條件。
農業社會，人們把飼養的家禽和牲畜都關在了一起，而且隨着社會經濟的繁榮，糧食產量的增加，家禽和牲畜的數量也越來越多。為了增加土地的肥力，人們還把人類和牲畜的糞便堆積在村莊的裏面，這些糞便的上面聚集了大量的寄生蟲、細菌和病毒，這些病原體隨着糞便被播撒到農田裏。農民種植莊稼，需要引水灌溉，自戰國時期開始，我國的北方地區就開始大規模修建水利設施，縱橫交錯的水渠，為寄生蟲、細菌和病毒的跨區域傳播提供了方便。那個時候的人類，並不知道地球上存在微生物，也就不太注重村莊、城市環境的清潔，人類飼養的家畜和家禽，甚至還可以在村莊和城鎮的街道上到處排泄糞便。農業社會，人們有了大量的剩餘糧食，穀物都堆積在倉庫裏，這也為人類和齧齒類動物（老鼠）的接觸增加了機會。總之，農業社會的生產生活方式，對於採集和狩獵來説，是一種全新的生活方式，這種全新的生活方式，為傳染病的流行提供了“温牀”。
因此，在西漢至三國時期，傳染病在我國的南方地區和北方地區是有一些區別的，南方地區主要是寄生蟲，而北方地區則是病毒和細菌。為什麼會出現這種差別呢？讓我們把時間往前推移至農業文明產生的前夕。
人類大約是在1.2萬年前發明農業的，人類首先馴化了大麥、小麥、粟、水稻、大豆等農作物，然後才飼養家畜，因為飼養家畜需要有飼料。在人類馴化的動物當中，狗是最特殊的，狗的祖先是狼，在農業發明之前，狗就被馴化了，狗主要是幫助人類狩獵的。人類在1萬多年前就馴化了狗，而綿羊、山羊、豬的馴化則要推遲到8000年前。牛和馬馴化的時間則更晚，因為牛、馬的體型比較大，馴化難度較高，牛大約是在6000年前馴化的，馬大約是在4000年前馴化的。我們會發現一個現象，那就是人類馴化的動物絕大多數都是羣居性的動物，只有羣居性的動物才能成為人類肉食的來源，才適合在農業社會被圈養。這些羣居性的動物，也為日後傳染病的流行埋下了伏筆。
麻疹、天花、百日咳等疾病在農業社會，可以説是一種新的疾病，也是農業社會的“文明病”，這些病菌基本上都是人類的牲畜帶來的，因此，賈雷德·戴蒙德將其稱之為“牲畜的致命禮物”。例如：天花病毒的近親是牛痘病毒，麻疹病毒的近親是牛瘟病毒，這兩種病毒都與牛有關；鼠疫桿菌主要是通過老鼠和跳蚤傳播的；百日咳桿菌很有可能與豬和狗有關。當然，在農業社會，人類也有可能從野生動物那裏接觸到細菌和病毒，但是，大部分的細菌和病毒不會在人羣中傳播。我們可以把這些只能經動物傳染給人的細菌和病毒，看作是細菌和病毒的早期進化階段，那麼，其後期進化階段，就是實現在人羣中的傳播，而農業的發明則是人羣傳染病形成的開端，因為，我們馴化了動物，更加近距離、更加親密地接觸自己飼養的牲畜和寵物，而且將牲畜和寵物都關在了一起。這為病毒和細菌轉移到人類身上，並實現其在人羣中的傳播，提供了更多的機會。
在農業發明之前，依靠寄生蟲傳播的傳染病，一般都不會在人羣中傳播。例如，血吸蟲病的病原體是血吸蟲，但是，血吸蟲不會在人與人之間傳播，接觸到血吸蟲，才會被感染；瘧疾的病原體是瘧原蟲，瘧疾這種疾病幾乎也不會在人與人之間直接傳播，瘧疾主要是通過蚊蟲叮咬傳播的，人們只要避開了“瘴氣”，就能有效地遏制瘧疾的傳播；登革熱雖然是由登革熱病毒引起的，但登革熱也主要是由蚊子傳播的。
第三：林棲、狩獵與耕作
我們再把時間往前推移至原始社會，在此之前，我們要搞清楚兩個概念，什麼是微寄生？什麼是巨寄生？地球上的生物都處於一個共生關係當中，微寄生指的是人類與微生物的關係，巨寄生主要就是指人類與獅子、老虎、野牛等多細胞動物的關係。
人類與黑猩猩、猴子都是靈長類動物，而且是林棲動物，作為林棲動物，人類的身上肯定有各種細菌、病毒和寄生蟲，而且這些微生物有的還是人類與黑猩猩共享的。人類最初是生活在生物資源豐富的熱帶地區，熱帶地區的微生物更加豐富多彩，然而，人類作為一種林棲動物，我們處於一個天然的食物鏈當中，微寄生和巨寄生都處於動態的平衡當中。我們的食物來源，非常廣泛，大量的微生物也隨着這些食物進入到我們的體內，這些微生物可能會削弱我們的體力，但不會引起疾病，正如現在的靈長類動物一樣。人類與動物、動物與微生物之間形成了一個穩定的關係，只要我們不突破這種穩定的關係，我們就是安全的。但是，後來的事實並非如此。人類學會了使用工具，擁有了狩獵的本領，運用石器，可以殺死大型的野生動物，我們繞過了生物進化的慢車道，進入到文化進化的快車道，迅速佔領了食物鏈的頂端。人類作為一種林棲動物，狩獵技巧十分有限，正如現在的黑猩猩一樣，只能捕捉體型非常小的動物，偶爾食用肉類和蛋類，以植物的種子和果實為主食。人類發明了石器以後，這種情況被徹底改變了，因為科技的進化速度遠遠超過了生物進化的速度，所以，我們每佔領一個生態龕，就意味着我們打破了微生物之間的動態平衡，自身也面臨着新的危險。
人類從熱帶雨林，走出來，邁向熱帶大草原時，會捕獵大型的食草類動物，此時，就極有可能受到采采蠅的威脅，一種可以引起昏睡病的傳染病。因此，人類雖然起源於非洲，但是，非洲的大草原仍然處於原生狀態，從某種程度上來説，是熱帶草原的寄生蟲保護了這裏的野生動物。
熱帶地區是不宜狩獵的，最適宜狩獵的地方是温帶地區，温帶地區的微生物種類要比熱帶地區少很多。現代智人出現於10萬年前至20萬年前的非洲，人類大約是在10萬年前開始走出非洲，一進入到温帶地區，就迅速發展起來。燒燬了温帶地區的原始森林，將這裏的野生動物捕殺殆盡，在人類活動和氣候變化的雙重作用下，引起了第六次物種大滅絕。因為人類的捕獵，一些巨型動物消失了，比如猛獁象、巨型地懶、劍齒虎等等。人類在温帶地區狩獵的這段時間，對於人類來説，可謂是“黃金時代”，我們穿上了衣服，有了房屋，可以度過温帶地區寒冷的冬天，而温帶地區的微生物是非常少的，人類也幾乎不會受到微生物的襲擊。經過漫長的採集和狩獵時代，地球上温帶地區的野生動植物資源都被人類揮霍掉了。地球上僅存的原始森林，都集中在熱帶地區和寒帶地區，因為熱帶地區的生物具有多樣性，限制了人類的闖入，而寒帶地區的生物又非常少，不足以提供大量的食物。
人類在地球上採集和狩獵的這段歷史時期，對於野生動物而言，人類可謂是它們共同的天敵，直到有一天，隨着人口的增加，野生動植物資源數量的稀少，人類發現靠採集和狩獵已經難以為繼了，於是就發明了農業。農業的好處就是在同一塊土地上，可以生產出更多的糧食，養活更多的人口。正如採集和狩獵一樣，農業也是對地球自然環境的一次“大破壞”，我們把大量的叢林、草地變成了農田，森林當中的野生動物能夠被馴化的，基本上都被人類圈養起來了，而不能被馴化的，要麼是遠離人類，躲進殘存的原始森林，要麼就是等待滅絕，還有一些小型的動物，不得不變成人類親和型生物，聚集在人類的周圍，在人類的剩餘食物中分得一杯羹，這些人類親和型生物就是老鼠、海鷗、蒼蠅等等。
農業的出現深刻改變了地球的地表環境，然而，生態環境永遠處於動態平衡之中。我們改變生態環境的同時，也意味着新的病原體的出現。在自然環境下，細菌和病毒很少會跨物種傳播，也很少會折磨一個單一的物種，這就是我們幾乎看不到野生動物的種羣中出現傳染病大流行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細菌和病毒作為寄生的存在，它們必然要與宿主長期共存，如果細菌和病毒進行跨物種傳播，或者説折磨一個單一的物種，那麼，宿主滅絕了以後，細菌和病毒也跟着會滅絕。
人類發明農業之後，地球再也不是野生動物的天堂了，地球上最多的動物是人類以及人類飼養的牲畜、家禽，地球上分佈最廣泛的植物則是人類種植的農作物。那麼，作為“寄生蟲”的病毒和細菌，在自然選擇的壓力下，會發現一個事實，那就是感染了人類的家畜，並且實現了人與人之間的傳播，它們的生存機會就大大增加了，當然，病毒和細菌的這種基因重組，是在無意識的過程中發生的，這就是説人類、農作物、牲畜的繁盛，為病毒和細菌也提供了生存環境，更為重要的是，人口的增加、灌溉農業的出現、交通的發達，還方便了病毒和細菌的傳播。
在自然狀態下，細菌、病毒與自然宿主的免疫系統，處於一個長期的“軍備競賽”當中，高度毒力的病毒反而不易生存，因為它們很快就會將宿主殺死，自己也會跟着滅絕。19世紀，歐洲人曾經把歐洲的兔子引進到澳大利亞，由於澳大利亞沒有兔子的天敵，不久以後，這裏的兔子就氾濫成災了，1950年，澳大利亞人試圖使用黏液病毒殺死這裏的兔子，在最開始的時候，這種病毒對兔子產生了致命的威脅，然而，不久以後，這種病毒在兔子的身上出現了“低度毒力”的現象，兔子的死亡率下降到了25%，人類使用黏液病毒消滅澳大利亞兔子的做法宣告失敗，這就是説病毒與宿主之間存在着一個“互動”，高度毒力的病毒使得兔子都死亡了，自己也跟着滅絕了，而那些低度毒力的病毒沒有將兔子殺死，反而獲得了生存機會，繁衍出更多的低度毒力的後代，於是這種病毒在兔子身上就逐漸轉向為低度毒力。人類交通的發達、人口的增加，為高度毒力的病毒的生存也提供了機會，因為它們能夠不斷尋找到新的宿主。一般而言，在自然選擇面前，那些對宿主傷害不大或者説與宿主實現共生的微生物，才是進化最成功的微生物，可是，人類不斷改變周圍的環境條件，就會使得自然形成的穩定關係被突破。既然，疫病的產生與人類的文明密切相關，那麼，人類是不是要放棄文明呢？其實，也並不需要這麼做。因為人類有更先進的醫學手段對付這些病毒和細菌，例如，人口的增加、交通的發達，使得病毒的傳播力增強了，但是，當人類採用了有效的醫學隔離措施以後，這比自然形成的地理隔離和生物屏障，還要有效。因此，人類現在要做的事情，就是保護好地球上現存的野生動物，保護地球的自然環境，其實也是在保護人類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