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威提出“教育即生長”，其本意並不是要把教育與生長混為一物。而實質上揭示了一種新的兒童發展觀和教育觀。當時的學校無視兒童天性，他提出“教育即生長”的根本目的在於，將兒童從被動的、被壓抑的狀態下解放出來。生長論要求尊重兒童，使一切教育和教學合於兒童的心理發展水平和興趣、需要的要求。但這種尊重絕不是放縱。
杜威明確地講：“如果只是放任兒童的興趣，讓他無休止地繼續下去，那就沒有‘生長’，而‘生長’並不是消極的結果。”
杜威既反對傳統教育對兒童生長內部條件的漠視和壓制，也反對傳統學校中社會精神的匱乏。對於杜威的“生長”概念，人們爭議頗多。
一、生長的條件
社會在指導青少年活動的過程中決定青少年的未來，也因而決定社會自己的未來。由於特定時代的青少年在今後某一時間將組成那個時代的社會。所以，那個時代社會的性質，基本上將取決於前一時代給予兒童活動的指導。這個朝着後來結果的行動的累積運動，就是生長的涵義。
生長的首要條件是未成熟狀態。我們説一個人只能在他未發展的某一點上發展，這似乎是自明之理。但是，未成熟狀態這詞的前綴“未”卻有某種積極的意義，不僅僅是一無所有或缺乏的意思。值得注意的是“能量”和“潛力”，這兩個名詞都有雙重意義，一個意義是消極的，另一個是積極的。能量可以僅指接納性，如一夸脱的容量。我們可以把潛力僅僅理解為蟄伏或休眠的狀態——在外部影響下變成某種不同的東西的能力。但是，我們也可以把能量理解為一種能力；把潛力理解為勢力。我們説未成熟狀態就是有生長的可能性。這句話的意思，並不是指現在沒有能力，到了後來才會有；我們表示現在就有一種確實存在的勢力——即發展的能力。
我們往往把未成熟狀態只是當作缺乏，把生長當作填補未成熟人和成熟的人之間的空缺的東西，這種傾向是由於用比較的觀點看待兒童期，而不是用內在的觀點看待兒童期。我們所以僅僅把兒童期當作匱乏，是因為我們用成年期作為一個固定的標準來衡量兒童期。這樣就把注意力集中在兒童現在所沒有的、他成人以前所不會有的東西上。這種比較的觀點，要是為了某種目的也是夠合法的，但是，如果我們把這種觀點看作不可變更的道理，那就產生一個問題，就是我們是否傲慢武斷。如果兒童能清晰地和忠實地表達自己的意見，他們所説的話將與此不同。我們有非常可靠的成人憑據，使我們相信，在某種道德的和理智的方面，成人必須變成幼小兒童才對。
二、習慣是生長的表現
我們在上面已説過，可塑性是保持和提取過去經驗中能改變後來活動的種種因素的能力。這就是説，可塑性乃是獲得習慣或發展一定傾向的能力。我們現在要研究習慣的主要特徵。首先，習慣乃是一種執行的技能，或工作的效率。習慣就是利用自然環境以達到自己目的的能力。習慣通過控制動作器官而主動地控制環境。我們也許易於強調控制身體，而忽略對環境的控制。我們想起步行、談話、彈鋼琴、雕刻工的專門技能、外科醫生、建築橋樑的工人等等的技能，好像他們的技能不過是有機體的行動流暢、靈巧和精確。當然，他們的動作的確流暢、靈巧和精確，但是，衡量這些特性的價值的標準，在於它們對環境的經濟而有效的控制。我們能夠走路，就是能支配自然界的某些特性，所有其它習慣也是如此。
人們常常把教育解釋為獲得能使個人適應環境的種種習慣。這個定義表明生長的一個重要方面。但是，這個定義中的所謂適應，必須從控制達到目的的手段的主動的意義上來理解。如果我們把習慣僅僅看作機體內部引起的變化，而忽視這種變化在於造成環境中以後許多變化的能力，就會把“適應”看作與環境一致，正如一塊蠟依照印章一樣。環境被看作某種固定的東西，這種固定性為有機體內部發生的變化提供目的和標準；所謂適應不過是使我們自己切合外部環境的這種固定性。如果把習慣看作“習以為常”，確實是比較被動的東西。我們習慣於周圍環境——習慣於我們的衣服、我們的鞋子和手套；習慣於相當穩定的氣候；習慣於我們的日常朋友等等，這些都含有被動的性質。和環境保持一致，在有機體內引起變化，而不問改變周圍環境的能力，就是這種習以為常的顯著特點。我們不能把這種適應的特點轉到主動利用周圍環境的習慣，除此以外，“習以為常”有兩個主要特徵值得注意。第一個特徵是，我們首先通過使用事物而習慣於這些事物。
試想一下，我們怎樣習慣於一個陌生的城市。初進城時，我們碰到過多的刺激，引起過多的和不易適應的反應。逐漸地我們選擇一些有關係的刺激，把其它刺激降級，我們可以説我們不再對這些刺激作出反應，或者更加正確地説，我們己經對這些刺激作出持久的反應，或稱為適應平衡。這種持久的適應，給我們提供一種背景，待有機會時作出各種特殊的適應。這就是“習以為常”的第二個特徵。我們從來不想改變整個環境；有很多事情，我們認為理所當然，安之若素，接受現狀。在這種背景上，我們的活動集中在環境中的某些方面，努力進行必要的改革。所以，“習以為常”就是我們對當時我們還不準備改變的環境的適應，這種環境對我們的主動習慣還具有積極的影響。
總而言之，所謂適應，既是我們的活動對環境的適應，也是環境對我們自己活動的適應。譬如，一個野蠻部落設法在沙漠平原上生活，他們使自己適應。但是，他們的適應包含最大限度的接受、忍受和容忍現狀，最大限度的被動默認，和最小限度的主動控制和利用環境。後來，有文明的人出現了，他們也使自己適應。但是他們引進灌溉；尋找能在這種環境中繁榮昌盛的植物和動物；通過審慎的選擇，改良正在那裏生長的動植物。結果，這個荒蕪的地方，好像盛開的玫瑰。野蠻部落只是順應環境，習以為常；文明人卻有習慣，這些習慣能改造環境。
但是，習慣的重要性並不止於習慣的執行和動作的方面，習慣還指培養理智的和情感的傾向，以及增加動作的輕鬆、經濟和效率。無論什麼習慣，都標誌着一種傾向，能主動選擇習慣運行的環境。習慣並不像米考勃式的人物，靜候刺激出現才忙碌起來。習慣能主動地尋找機會，轉入全面的運作。如果習慣的表現過分受阻，它就顯出不自在的狀態和強烈的渴望。習慣也具有理智的傾向。哪裏有習慣，哪裏就要熟悉所用的材料和設備。要了解習慣運行的情境，也有確定的方法。思維、觀察和反思的模式變成各種技能和願望，一同進入習慣。這種習慣使人成為工程師、建築師、醫師或商人。在不熟練的勞動中，智力的因素非常少，這正是因為所包含的習慣不是高級的。但是，判斷和推理的習慣，正如操縱一種工具、繪製一幅畫或進行一個實驗的習慣一樣。
但是，這種説法還不是充分表達實情的説法。在眼和手的習慣裏面，包含了智力的習慣，這就使眼和手的習慣的意義增加。首先，習慣的智力因素使習慣和各種不同的靈活運用的關係固定下來，因而也就和繼續生長髮生關係。我們常説固定的習慣，這句話的意思也許指我們所有的種種能力成為我們固定的資源，需要的時候隨時可以用。但是，也有人用這句話表明老規矩，陳規陋習，沒有什麼新鮮，缺乏公開性和創造性。 習慣的固定性可以指有一些東西牢牢地控制着我們，而不是我們自由地控制着這些東西。這個事實説明了通常關於習慣的概念的兩點見解：一點是把習慣等同於機械的和外部的動作模式，而忽視智力的和道德的態度；另一點是往往給習慣以壞的含義，把習慣和“壞習慣”等同起來。很多人對他們所選擇的專業的心理傾向被稱為習慣可能感到驚異，他們自然而然地把吸煙、喝酒或使用褻瀆的語言看作典型的習慣。對這種人來説，習慣是某種控制着他的東西，某種即使判斷力譴責它都不易排除的東西。
各種習慣和智力脱離到什麼程度，這種習慣變成呆板的動作的方法，或者變成奴役我們的動作方法就到什麼程度。常規性的習慣就是不加思考的習慣；“壞”的習慣沒有理智，違反有意識的考慮和決定所作出的結論。我們已經説過，習慣的養成是由於我們天性所原有的可塑性：我們具有各種變化反應，直到發現一種適應有效的行動方法的能力。常規性的習慣，這種習慣控制我們，不是我們控制它們，這是抹煞可塑性的習慣。這種習慣表明喪失變化的能力。毫無疑問，隨着年齡的增長，有機體的可塑性，動作的生理學基礎會逐漸衰退。童年時代本能好動和熱衷變化的動作，以及對新的刺激和新的發展的愛好，很容易“固定下來”，厭惡變革，躺在過去的成績上。只有一種環境，在養成習慣的過程中，充分運用智力，才能抵制這種傾向。當然，有機體的衰老現象也影響思維中包含的生理結構。但是，這個事實只是表明需要經常注意使智力的作用產生最大限度的可能性。如果我們採取近視的方法，求助於機械的常規和反覆的練習獲得習慣的外表效率，沒有思維的動作技能，那就是蓄意束縛生長。
杜威
美國哲學家和教育家，與皮爾士、詹姆士一起被認為是美國實用主義哲學的重要代表人物。他反對傳統的灌輸和機械訓練的教育方法，主張從實踐中學習。提出教育即生活，學校即社會的口號。其教育理論強調個人的發展、對外界事物的理解以及通過實驗獲得知識，影響很大。
他是胡適的老師，胡適曾盛讚他“自從中國與西洋文化接觸以來，沒有一個外國學者在中國思想界的影響有杜威這樣大。”
五四運動之際，他正好在中國，在中國的兩年多的時間裏，杜威發表了兩百多次演説。胡適、陶行知、蔣夢麟、蔡元培等近代中國新教育運動的推動者，都奉他為思想導師。
作者杜威，節選自《民主主義與教育》
王承緒 譯/ 人民教育出版社 / 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