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年前, 那些焦慮的中國人

1.

沒有焦慮，北大就不會是現在的北大，中國也不會出現挽救民族命運的五四運動。

當時的北大，學生很多都是官二代和富二代，大多數學生都僱有僕人，在學校裏，這些學生被稱為老爺。上課鈴響了，僕人要向學生通報説：“請老爺上課。”這些“學生老爺”上學不是為了學習知識，而是希望畢業後能做官。北京大學的風氣是以做官為目的，被人戲稱為“官僚養成所”。

“學生老爺”們放了學不是去圖書館，而是跑到妓院、戲園，打麻將、吃花酒、捧名角。社會上盛傳關於“兩院一堂”的説法是，出入八大胡同妓院的人中，多是參眾兩院和京師大學堂（1912年改名為北京大學）的人。

學生尚且如此，教職員工也清流不到哪裏去。

1917年1月，蔡元培剛到北大任職的第一天，校工們排隊在門口恭恭敬敬地向他行禮，他停下腳步，脱下自己頭上的禮帽，鄭重其事地向校工們回鞠了一個躬。這個舉動讓在場的校工和學生們大為驚訝，畢竟從前的校長，大都一副目中無人、不予理睬的官老爺做派。蔡元培剛接手時的北京大學，幾乎就是墮落的代名詞。

蔡元培所焦慮的是，當時的北大，不但不是“研究高深學問”的地方，學生來讀書，不為求學，而是為做官發財，更談不上，要靠這羣年輕人，去改變落後的、捱打的、被別國虎視眈眈的民族命運。“中國這樣大，積弊這樣深，不在根本上從培養人才入後，是不可能的”。

2.

正是在這種焦慮之下，蔡元培才不得不從源頭開始，對北大進行變革，首先要讓北大重新迴歸讀書的地方。

他為北大請來一大批頂尖的，專注學術的老師。比如出任文、理科學長的陳獨秀和夏元瑮，前者是《新青年》創辦者、新文化運動的領袖；後者是量子物理學家普朗克的高徒，愛因斯坦《相對論淺識》的翻譯者。

針對師生嫖娼的墮落風氣，蔡元培還專門辦了一個“進德會”，進入這個社團的人，大家先從自我戒嫖做起，這樣慢慢開始養成一種不嫖娼的校風。這個社團裏，最有名的成員，就是文科學長陳獨秀。

在蔡元培的變革下，北大不但廣招青年才俊，預科和旁聽生的傳統也因此產生，也是因為蔡元培，北大甚至第一次開放了女禁。當時有一個勇敢的女生王蘭(王崑崙的姐姐)向蔡元培請求入學，他就讓她到北大當了旁聽生。這件現在看來的小事，在當時觸動了封建主義的神經，轟動了全北大，也轟動了全北京。由北大開始，各大高校此後招生時，才逐漸允許女生和男生一樣地應考。

可以説，如果沒有一個敢於質疑舊的教育傳統，為時代、風氣之落後而焦慮的蔡元培，北大不會是北大，真正意義上的中國高校的誕生或許要推遲幾十年，或許永遠都不會出現，為挽救民族危亡的新文化運動可能也不會順利發生。

3.

在上世紀2、30年代社會的普遍共識裏，“沒有蔡元培主持的北京大學，就不可能有五四新文化運動”。

北大猶如上世紀初中國高校和社會的縮影，放眼全國，跟蔡元培接手前混亂崩壞的北大情況相似，中華民國剛成立的那一年開始，中國的處境並沒有因為新時代的到來而變得更好一點，國內四分五裂，日本對東北虎視眈眈，把握話語權的列強根本不打算承認民國這個新生的政權。

天真又焦慮的青年人，嘗試以己之力拯救社會，有的以死明志，“使學子們有所警動……共講愛國，卧薪嚐膽，刻苦求學”，比如寫下《警世鐘》的陳天華。有的開始積極尋找救亡圖存的辦法，他們試圖從西學之中尋找國家在新世界秩序中立足的方法，比如陳獨秀、比如胡適。他們寫文章呼籲國民的覺醒，1915年，陳獨秀《敬告青年》，1917年，胡適發表《文學改良芻議》。

兩年後，新文化運動發展到高潮，在梁啓超主辦的《新青年》，和北大師生創辦的《新潮》、《國民》等刊物的推動下，北大成為新文化運動，和當時文學變革的中心，成為國人和知識分子心中的“精神聖地”。民主與科學，獨立與自由的新思潮，從這羣焦慮的青年人開始，從北大和各大高校開始，逐漸影響整個社會。

4.

1919年，一戰結束，中國作為戰勝國出席巴黎和會，北洋政府密令中國代表團同意轉讓山東的特權給日本。北大、北高師、女師、法政專門、俄文專修、高工、高農……等各校學生義憤填膺，他們迅速組織集會，爭相演説，寫血書，遊行，身體力行反對政府的“賣國”行經。

在“三罷”的壓力下，北京政府最終拒籤《巴黎和約》，五四運動取得成功。這場運動最終的勝利，是青年人的勝利，説到底，因焦慮而起，也因焦慮而成功。

很多年後，北大和青年人，成為五四精神的象徵，而焦慮，也伴隨着他們在未來對抗社會不公的每一次抗爭中。

把焦慮和質疑等同為沒有價值的事物，怕是忘記了90年前魯迅對北大的評價：“第一，北大是常為新的，改進的運動的先鋒，要使中國向着好的，往上的道路走……第二，北大是常與黑暗勢力抗戰的，即使只有自己。”

沒有焦慮，何來變革，沒有質疑，何來與黑暗、落後勢力相抗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