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3日是南京大屠殺的公祭日，這是每個中國人都該記住的日子。對此，我們不單單是回憶、悼念一段歷史，而是要以此為警示，永誌不忘。
但是，有多少人還記得日軍在二戰期間，對新加坡、菲律賓等地同樣犯下了大屠殺的罪行。
新加坡：
日本侵華戰爭爆發後，在新加坡、馬來西亞的230萬華人紛紛聲討日本的罪行。
1942年，日本佔領新加坡後，就發起了一場“肅清行動”，要連根剷除“持敵對態度”的新加坡華僑。2月17日，當地日軍收到了一份明確命令，華僑“態度”一經核實，“當即處置（死刑）”。2月18日，新加坡市區被劃區封鎖，華僑被強制前往七個集中地接受“驗證”。
至於結果如何，全憑日軍的“主觀判斷”了。其中，最大的屠殺行為是上萬名華人命喪加東海濱，以及不計其數的華人被捆綁到不拉幹馬蒂海邊，兩人一組綁緊被推入大海之中。
那麼，究竟有多少華人，命喪這次“肅清”大屠殺呢？
英國的隨軍記者博比·傑克遜認為：人數多達5萬。
1945年9月11日，《星洲日報·總彙報》登出了一組數據，説：當時新加坡檢舉的“不良分子”有“7萬餘人”。當年，這則數據的來源是日本佔領馬來西亞時出版的《彼南日報》。
然而，蘇丹醫生班德那博士給出的數據更為驚人，在他遞交給遠東軍事法庭的書面證詞中，明確説明，除去軍人外，在新加坡有“15萬以上”的亞洲人死於日本警察之手。
巴丹死亡行軍：
1941年底，珍珠港事件後，東南亞的英、美聯軍遭到了日軍的全面進攻。
1942年3月，菲律賓十多萬美軍、菲軍糧餉告罄。4月9日，巴丹半島戰區12000多人的美軍、65000多人的菲軍繳械投降，這是美軍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帶械投降”。
當時，日軍下令：俘虜全部轉移，目的地就是奧德內爾集中營，全程距離110公里，即：後來所稱的“巴丹行軍”。由於，這些俘虜之前缺糧少藥，很多人的健康狀況極差，所以，糟糕的行軍條件加速了他們的死亡。更有甚者，日軍毫無人性的押送成了他們的“催命符”。
除此之外，那些行走速度較慢後離隊、或不慎走出隊列的人，遭受的是被隨意刺死或斬首的命運。若敢停下解決私人“生理問題”，下一秒等來的就是日軍的“殺無赦”。所以，這樣的後果讓大家學會了一邊行軍，一邊解決屎尿問題，弄得整個隊伍更是臭氣熏天。
另外，這些俘虜基本上得不到吃的，因為，日軍禁止他們獲得食物，也不允許他們隨身帶水。而傷病員的下場最慘，直接處死了之。以至於，110多公里的路程，他們花了一個多星期的時間才走完。這其間，大約有1.5萬人死於非命。
並且，他們在集中營的生活也沒有得到任何改善，隨時會遭到毆打甚至虐殺。不久之後，疫病爆發，在兩個多月的時間中，大約有2.6萬人喪命。
單單在美國就有近百種專門回顧或者研究這項戰爭罪行的書籍，其中，以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的終身榮譽教授列斯特·坦尼博士的《活着回家：巴丹死亡行軍親歷記》最為著名：
“幾分鐘之內，有10—15個戰俘聚到了井邊。這引起了一個日本兵的注意，他跑過來嘲笑我們。這時，前面的5個人喝到了水，第6個人剛準備蹲下喝水，日本兵突然舉起刺刀，對着他的脖子就是一刀。這個兄弟立即雙膝跪地、呼吸急促、臉朝下倒在地上，一口水沒有喝上就死了，鮮血染紅了自流井......”
在這次死亡之旅過去之後的45年，一些新墨西哥州的陸軍後備軍官訓以及學員們決定用他們自己的方式紀念這段歷史。當時，他們不是到處做報告、演講或拍攝電影，而是重新體驗這次旅程，最終，這些人都如願以償。
馬尼拉：
都知道，在二戰期間，日軍制造了三大暴行：南京大屠殺、巴丹行軍、新加坡大屠殺。而馬尼拉的大屠殺，也是同時期日軍屠殺平民的罪證。
1945年2月，美軍兵臨菲律賓馬尼拉城下，雙方交戰僵持期間日軍居然將彈藥用在了平民身上。戰後，美軍繳獲了一份日軍命令，上面明確規定：要如何“處死菲律賓人”，如何“節省彈藥和人力”。甚至，連如何處理“屍體”都“交代”的明明白白，“塞進預定燒掉或炸燬的房屋裏，或扔進河裏。”
所以，在交戰的這段時間，菲律賓死亡人數達到了10萬以上，其中，大部分平民都命喪於日軍有組織的殘忍屠殺。
最駭人聽聞的是，他們連孩子們都不放過，994名當地兒童被他們用點心騙進了聖保羅大學。然後，他們趁着孩子們吃點心的時候，拉動了集束手榴彈，而那些準備逃跑的小孩子也沒能倖免於難，命喪於機槍之下。
記住這些暴行是為了讓我們更好地堅守和平、銘記歷史，珍惜美好的歲月。因為，只有更強大，才能更好地捍衞民族的尊嚴。而過往歲月的災難是前人生命的付出，並不會消散於時間裏。所以，每個特殊的日子都會讓我們“昭昭前事”，都會激勵我們更努力，才更加小心呵護這來之不易的和平。
現今，只有牢記歷史，反思歷史，才是杜絕歷史重演的最好方式，才是對和平的最好保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