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月8日，周恩來總理在北京逝世，走完了他光輝偉大的一生。
毛主席知道這個事情的時候先是茫然似是沒有聽明白，後是不可抑制的悲痛，流下淚來。那是毛主席少有的幾次流淚。
毛主席與周總理之間的感情當然是深厚的，他們那一輩的老革命之間的感情是我們現在人所無法想象的，那是在戰火滔天中，一次一次艱難地戰爭中形成的革命友誼，是血與肉、生死交付中形成的特殊情感。
很多人都以為毛主席的革命領導地位是很早就確立的，認為除了文革事件，周總理一直都是支持毛主席的決定的，但是其實在革命之初，周總理對於毛主席的很多戰爭看法都持有反對意見，直到一次次的實踐證明毛主席的意見建議是正確的，在這之後，周總理堅定地站在了毛主席的身後，使得以毛主席為領導的革命班子成立，確立了毛主席對紅軍的領導。
這場確定毛主席領導地位、確定今後紅軍將走得正確的路線的會議就是著名的遵義會議。遵義會議，是歷史的重要轉折點，它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而遵義會議的順利召開離不開周總理的大力支持。
那麼，到底是怎樣的事件讓周總理意識到毛主席革命道路的正確性呢？
當時的紅軍最高決策機構由三人團組成，即政治上以博古為主，軍事上以李德為主，周恩來負責督促軍事準備計劃的實行。
李德，德國人，是當時共產國際派來的軍事顧問，他沒有認清中國當時的現狀，沒有因地制宜，僅僅憑着他書本上學到的軍事知識，紙上談兵，最終使得紅軍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使得紅軍傷亡慘重，不得不放棄原來的蘇區根據地，開始長征。
1934年4月，蔣介石集結了11個師的兵力向紅軍蘇區的廣昌發動進攻，這就是著名的廣昌戰役。
當時的紅軍方面軍只有編制不全的9個師，且國民黨軍隊武器精良，有飛機大炮，而紅軍這邊武器簡陋，就連子彈都不多。
面對這樣的情況，毛澤東明確指出：
“在敵強我弱、敵眾我寡的情況下，紅軍要想粉粹敵人的圍剿，只有兩個辦法：第一，主動打到外線去，將敵人的後方變成己方戰場，以此找機會殲滅敵人的力量；第二，誘敵深入，利用蘇區的地形和民情，讓敵人不能很好的掌握己方的情況，再找時機將敵人殲滅。”
當時作為軍事最高領導的李德卻根本不顧實際情況，對於毛澤東提出的戰鬥意見不屑一顧，認為紅軍已經正規化了，以前的游擊戰已經不適合現在的紅軍已經過時了，執意展開陣地戰。
1934年4月10日6時，國民黨軍隊以飛機、大炮向紅軍陣地發起猛烈進攻轟炸。國民黨靠着其堅固的堡壘與飛機、大炮，不斷地消耗紅軍的子彈與兵力，而紅軍在這樣的情況下在國民黨軍隊面前根本就無所遁形，不要被打得太慘就不錯了，更不要説還找機會去殲滅敵人了。
廣昌戰役紅軍方面的主力是紅一軍團與紅三軍團。
當時的紅一軍團團長林彪和紅一軍團政委聶榮臻一致認為陣地戰不可取，立馬向中革軍委發電，避免打這種長期消耗的陣地戰。
紅三軍這邊的軍團長彭德懷也一樣認為李德指定的陣地戰作戰計劃不可取，可是中革軍委卻堅持打陣地戰，讓他們誓死要保衞廣昌。
戰鬥十分慘烈，紅軍這邊還沒修好工事就被國民黨的飛機大炮轟炸，這些修築的防禦工事成了最好的靶子，敵人的炮火直接瞄準這裏轟炸。
面對眾多紅軍指揮員撤出廣昌的意見，面對當時的紅軍總參謀長劉伯承提出的應當接受下面提出的意見建議時，李德與博古卻是堅持己見，認為自己這方提出的作戰計劃才是正確的，還認為是他們沒有好好執行他的作戰計劃，沒有修築好工事這才使得廣昌戰役紅軍這邊傷亡慘重，被國民黨打得這麼慘烈。
都説最好的防守就是進攻，但是這次的陣地戰完全就是一種消極的防守，面對敵我不平等的情況，戰爭失敗顯而易見。最終，在1934年4月27日，廣昌失守，紅軍傷亡人數五千多人，佔了參戰人數的五分之一。
廣昌戰役失敗後兩個星期後的5月12日，國民黨又發起了建寧戰役，而跟廣昌戰役一樣，建寧戰役紅軍仍是傷亡慘重，不敵國民黨軍隊。
面對兩場戰役的失敗，中革軍委召開會議，在會上，毛澤東明確表示：“中央蘇區日漸縮小，已經失去了誘敵深入，在根據地內粉粹圍剿敵人的可能。現在，只有一條路可走，那就是主動放棄中央蘇區，打到外線去，實現在運動中殲滅敵人。紅軍主力可以向湖南中部轉移，以此來調動江西的敵人來湖南，使得紅軍可以再東進回到蘇區來。”
毛澤東的意見很好，但是李德、博古等人卻是直接將這個意見否決了，開始實施長征前準備工作。
雖然李德、博古沒有接受毛澤東的意見，但是作為三人團之一的周恩來卻對毛澤東的意見很是贊同，並在私下裏來找毛澤東詢問，並認為之後的戰爭紅軍方面還是需要打游擊戰，讓毛澤東寫一本關於游擊戰的小冊子。
1934年10月，紅軍主力開始長征。11月，紅軍突破了國民黨的第三道防線向廣西北部前進，蔣介石決定出兵將紅軍殲滅在湘江。由此，湘江戰役爆發，這場戰役是長征途中最慘烈的戰爭，雖然紅軍浴血奮戰，最終國民黨失敗，但是紅軍依然付出了慘痛的代價，紅軍從出發時的8.6萬人，湘江一戰之後剩餘僅有3萬餘人。
湘江戰役的慘烈情況，也讓下面的紅軍幹部與士兵更加清楚認識到李德、博古“左”傾戰略的錯誤，也是之後遵義會議召開的重要原因。
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遵義召開會議，這次會議着重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報告，在會上，博古對第五次反“圍剿”失敗找理由，為他的錯誤辯護。之後，周恩來做了第五次反“圍剿”及長征初期戰略上與軍事指揮上的錯誤，做了自我批評。毛澤東在會上着重批判了李德、博古在第五次反“圍剿”及長征以來在軍事指揮上的錯誤。會議最終決定取消李德、博古的最高軍事指揮權，由周恩來、朱德負責軍事指揮，毛澤東作為政治局常委。
遵義會議的召開，不僅結束了王明的“左”傾錯誤，確立了以毛澤東為首的新的中央領導，確立了毛澤東在紅軍中的領導位置，最終制定了一條正確的道路，從而走向了勝利。
戰爭是殘酷的，但是正是有這些革命先輩的付出與努力，中國革命才能最終走向勝利，新中國這才能夠成立，中國人民最終才能都站起來，不做奴隸，才有我們美好的現在。
為革命先輩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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