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8月9日）上午，社會各界送別著名物理學家、教育家、中科院院士、復旦大學原校長楊福家先生。
7月17日，86歲的楊福家在上海家中病逝。
在1993年到1999年期間，楊福家擔任復旦大學校長，被認為是改革開放後復旦大學最具影響力的校長之一。激進、直率、頂真、國際視野……關於他，似乎有很多標籤，但是他對於教育的思考和探索直到今天也未過時。關於一流大學、博雅教育、職業教育，甚至中小學教育，他都有自己的看法，有一些他在10年前乃至更早前提出的教育理念如今已經實現，還有一些仍然給人以啓示，以下文字就綜合自他歷次關於教育的講話以及他的著作——
*我做復旦大學校長後的第一個暑假，遇到一件麻煩事，一位學生家長來找我説：我的孩子要念的是“國際經濟”，你為什麼讓他念“經濟”？在家長看來，“國際”兩字極其重要。
*我做了這麼多年復旦大學校長，現在回想起來，當時對教育不太懂。在英國做了12年的校長，我才發現小班課是最重要的課堂。我年輕時，小班課一般是助教講的習題課。但在英國，聽了幾堂小班課，我才發現，以小班為主的勇於爭論的課堂，也是博雅教育的應有之義。
*中學就開始文理分科是違背教育規律的事情。12歲以下，我認為全部應該實行全科教育，之後就可以進行分流了。不過，這種分流不是文理分科，而是有些人就進中專或者將來的高等職業學校，接受職業教育。六十多年前，我高中畢業時，職業教育與普通中學具有同樣的吸引力，只是偶然的因素，我放棄了已經報名的、非常難進的上海高等機械專科學校（中專），報考了普通高中。
一流大學的標準
看一所大學是不是真正的一流大學，要看學生在大學畢業之後，是否會得出“這所學校改變了我的一生”的結論。我最近十年才認識到兩條“一流大學”的標準：一條是“能改變人的一生”，另一條是大學是否能給教師足夠空間，讓他們非常安心地做學問，沒有任何壓力。
我問過耶魯大學校長萊文：“你們怎麼這麼有錢？”他的回答是：“校友捐的。”校友為什麼捐？就是因為這所大學改變了他們的一生。我在寧波諾丁漢大學的頭兩年，收到的學生來信就超過了我在復旦做六年校長收到的學生來信總量。他們在信中很關鍵的一句話就是：學校改變了我們的一生。
至於專業，英國諾丁漢大學專業還是分得很細的，這是英國與美國大學教育的不同。美國大學裏，你碰到一位哈佛一年級的學生，問“你是什麼專業的？”他回答“我沒有專業”。我做復旦大學校長後的第一個暑假，遇到一件麻煩事，一位學生家長來找我説：我的孩子要念的是“國際經濟”，你為什麼讓他念“經濟”？在家長看來，“國際”兩字極其重要。而英國居然比我們分得還要細，你去看他們的專業，還會有國際經濟in German、國際經濟in China。我當時就覺得，他們跟“博雅教育”真是毫不相關呀！後來我才明白，除了專業，他們其他處處都在做“博雅教育”。學生在中學接受了7年的“博雅教育”就夠了（英國的中學是7年，大學是3年），所以一進大學，他們就分入很細的專業。
我在諾丁漢大學主持授予學位儀式已經一百多次了，每次都為在學位證書上唸到的琳琅滿目的專業名稱而驚歎。美國則認為六年博雅教育是不夠的，於是開始做6+2+2。六年中學，加大學前兩年不分專業。實際上，大學後面兩年也很淡化專業。所以耶魯大學在本科畢業之後，設置了專業學院（professional school），例如，商學院、醫學院等10所學院，再有研究生院。哈佛等一流研究型大學也是如此。專業學院百花齊放，各顯神通，但大學本科就是給你最基礎、最廣博知識的。
我做諾丁漢校長時，和執行校長討論過英國的問題。他説，我們不可能改過來了。但後來他把醫學院做試點，老的醫學院無法動，就新建一所醫學院，第一次招生90人，都是大學畢業後才能申請。沒有想到的是，有1500人申請，而且報名者和錄取者一半以上都不是念理科的，這在國外是非常普遍的情況，我訪問過哈佛大學醫學院，他們也是如此，一半以上是文科（含藝術）生。
大學的重要課堂是小班課和第二課堂
我讀大學時，一級教授會給本科生上大課。那時，一級教授得由國家評，非常少見。我本科畢業的時候，研究原子核物理的一級教授盧鶴紱先生帶我做本科論文，這讓我對原子核物理產生興趣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後來我當校長，就要求所有的博導、最優秀的教授都去上本科生的課。當然，這是我最初的認識，我這幾年正在慢慢認識到，大課並不是最重要的課程，現在的網絡課程正在慢慢取代這種大課。過幾年，大課也許會慢慢消失掉，而大學最重要的課堂將是小班課。
2012年與國務院參事室幾位同志一起參觀了斯沃司莫爾學院。該院建於1864年，位於美國曆史名城費城郊外，現在全校學生約1500名，全職教師200名，佔地2400畝。傑出校友有世界銀行第11任總裁、加州理工學院院長、諾貝爾化學獎得主David Baltimore。有不少學生放棄哈佛等名校，而選擇了這類博雅學院。該校知道我來自中國復旦時，事先準備了一份禮物—— 一張照片。就是盧鶴紱先生在20世紀80年代在該校任教時的一張照片。能在該校任職是盧先生的光榮，但也感到很艱難。畢竟在復旦是上大課，在那裏卻要上小課，教員面臨的是一批優秀學生不斷的質疑。校方告訴我：盧先生在這裏大受歡迎。我作為他的學生，對這樣的讚譽一點也不奇怪，同時為我的導師感到非常驕傲。
我可以這麼説，我做了這麼多年復旦大學校長，現在回想起來，當時對教育不太懂。在英國做了12年的校長，我才發現小班課是最重要的課堂。我年輕時，小班課一般是習題課，由助教來講。但在英國，聽了幾堂小班課，我才發現，小班課不是我們理解的習題課，小班課上師生互動，相互討論，沒什麼問題不能問，沒什麼答案不可以爭論。所以，以小班為主的勇於爭論的課堂，也是博雅教育的應有之義。
除了那裏的第一課堂，讓我感觸很深的還包括第二課堂。那個課堂包括：參加社會實踐、社團活動以及科學研究工作。如進耶魯大學就讀，你必須參加過社團，那裏是培養領袖的地方。我問耶魯大學的萊文校長：“你為何能培養那麼多領袖？”他説：“我有250個社團，就有250位小領袖，將來一定能產生大領袖。”
還有同樣重要的一條：一所大學要以育人為主，教師必須把育人放在第一位，大學教師的主要責任不是發表文章。
關於中小學教育
中學就開始文理分科是違背教育規律的事情。12歲以下，我認為全部應該實行全科教育，之後就可以進行分流了。不過，這種分流不是文理分科，而是有些人就進中專或者將來的高等職業學校，接受職業教育了。
六十多年前，我高中畢業時，職業教育與普通中學具有同樣的吸引力，只是偶然的因素，我放棄了已經報名的、非常難進的上海高等機械專科學校，報考了普通高中。但今天，幾乎只有“差生”才會去報考職業學校，我們幾乎完全忘記了先輩提出的“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狀元”。
1997年，我應邀參加全美高校領導會議。在那次大會上，哈佛大學的一位領導就講：如果所有的大學都是哈佛，這個社會就崩潰了；如果我們培養出的學生都拿諾貝爾獎，這個社會也要崩潰了。要有個完整的概念，我們要讓所有的同學都快樂地發揮自己的特長。
現在的情況，把大學還要分成一本、二本、三本，這是個極大的錯誤，很多三本院校的家長臉上都沒光。這些都需要改過來。譬如，在這次經濟衰退中，西方各國大學生的失業率一直居高不下，而同樣受世界經濟衰退影響深重的德國，失業率只有5.4%，是發達國家的第二低。這種低失業率就得益於德國合理的教育結構，是他們有非常發達的職業教育的結果。
編輯：姜澎
責任編輯：樊麗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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