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美觀察丨美國分化：“隱形歧視”高豎玻璃牆 美國價值吸引何在
當地時間10月21日，特朗普總統提名的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艾米·康尼·巴雷特在回答參議院司法委員會的提問時，拒絕回答了有關美國是否存在“系統性種族歧視”的問題。她説：“我無可否認種族歧視的存在，但至於是否存在‘系統性種族歧視’，這是一個備受爭議的公共政策問題。我作為現任法官，不應在此問題上提供意見。”
巴雷特的回答引起了極大關注和熱議。可以説，她的態度體現了“系統性種族歧視”這一話題在美國公共話語領域中的重要性和敏感性。
不少評論認為，儘管“平等”是美國一直以來尊崇的核心價值之一，但如今的美國依然是一個由白人支配的社會，白人對少數族裔在各方面的支配都進一步深化着種族不平等。特別是今年新冠疫情期間，系統性種族歧視對少數族裔的危害越來越嚴重，不僅加劇了經濟上的分化，同時也加劇了教育上的分化與不平等，學校、職場等環境都面臨着“系統性種族歧視”帶來的潛在隱患，“平等”口號背後的“隱形歧視”無處不在，白人與少數族裔間的鴻溝正在越來越深。
疫情深化系統性歧視，少數族裔受不平等待遇
《世界經濟論壇》的一項近期研究顯示，新冠疫情大大加劇了美國“系統性歧視”帶來的種族不平等。少數族裔不僅成為遭受疫情衝擊最大的羣體，同時也是面對重創恢復最慢的羣體。研究指出，疫情期間，高達41%的非裔企業遭遇了困境或失敗，而受此打擊的白人企業僅為17%。這是因為，疫情高發區往往集中在較為貧窮的社區，那裏的有色人種比例相對較高。
此外，相比白人企業，非裔企業在資金鍊運轉、儲備金籌備等方面也通常不夠完備。疫情期間，由於非裔企業與政府、銀行、及其他金融機構的聯繫相對薄弱，因此，他們比白人更難拿到政府的緊急援助資金，因而也更難以擺脱現有經濟困境。譬如，布朗克斯郡是紐約州一個非裔居民較多的郡，這裏拿到企業援助資金的公司僅有7%，而在其他相對富裕地區，這一數據是12%。
同樣，據《今日美國》報道，由於缺乏政府支持和疫情防控相關信息，舊金山市的亞裔美國人在疫情間的死亡率高達38%，創下了所有族裔中死亡率最高的紀錄。報道稱，亞裔在美國社會給人以“資金充裕、身體健康、且活躍於上層社會”的印象，因此，美國政府向來忽略對亞裔羣體在住房、就業、醫療衞生等諸多福利上的考量，疫情期間，更是未能在檢測、防控、救護等方面提供充分支持與幫助。此外，亞裔羣體還不得不面對美國日益增長的“反亞裔”的惡意言論和仇恨犯罪。
舊金山非營利組織“東南亞開發中心”執行總監朱迪·揚説，疫情期間，他們80%的客户都失去了工作，但是，“亞裔往往面臨着語言障礙，再加上社區很小，所以當面臨困境的時候，整座城市壓根注意不到這一點”。
學生債務深化種族不平等，貧富差距阻礙受教育資源
少數族裔在經濟上的困窘，也延伸到了教育領域並暴露無遺。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副教授菲納波·阿多分析指出，由於要承擔高額學費，美國黑人學生與白人學生間的債務差距，正在以平均每年6.8%的增長速度拉大。學生債務問題使得年輕非裔擁有的平均財富要比年輕白人少10.4%。
不僅如此，在美國較為年長的、持有大學及以上學歷的千禧一代中，白人淨資產的中位數已達到60030美元，而非裔淨資產的中位數卻僅有6422美元。即使對高收入的非裔羣體來説，他們財富的平均數和中位數也都“遠遠低於”高收入的白人羣體。
阿多表示，之所以有如此差異，是因為長達幾個世紀的“系統性種族歧視”，各種歷史原因以及偏向白人的政策，使得非裔家庭難以獲得白人所擁有的、積累財富的各種資源。譬如，在沒有房產和繼承遺產的情況下，非裔家庭往往無法支付昂貴的大學學費或償還學生債務。這些世代積累的問題進一步深化了貧富差距，進而加劇了種族不平等的嚴峻態勢。
阿多表示：“由於大學學費越來越貴，扶持學生的重擔漸漸從聯邦救濟金轉移到了州補助金，現在又落在了學生和家庭身上。因此，這導致擁有更多財富和資源的人才能付得起高昂學費，才上得起學。”也就是説，高昂的大學學費給非裔羣體帶來了嚴重的經濟負擔，使他們比白人更難考取學位、步入上層社會、並最終實現階級跨越。
美國已有研究結果充分顯示，完成大學學業已經成為了一件被“種族化”了的事情。“讀完大學”所帶來的債務問題對黑人和白人學生來説，有着截然不同的影響和含義。“美國世世代代的貧富差距來源於政策上的問題。這些政策使非裔美國人無法積攢財富，且一直持續到了今天。”
高校、職場紛紛被指“系統性種族歧視”，美國平權運動道阻且長
此外，即使是在被稱為“自由派大本營”的美國高校內，系統性種族歧視也未根除。
最為典型的是，今年9月，美國普林斯頓大學300餘名教職員工聯名上書，批評校長克里斯托弗·艾斯格魯伯“冷漠無視了校內種族歧視的惡劣影響”。他們呼籲校長“儘快制止普林斯頓大學在管理和運營上可能帶來的‘系統性種族歧視’的機制”。
普林斯頓大學的學生也紛紛響應教師呼聲。不少學生表示，學校在教職員工的聘用上默默縱容“反黑人的種族歧視”和“白人至上主義”，“學校清一色白人教職員工的狀況，創造了一種‘種族歧視’的氛圍，課堂上許多諸如此類的歧視案例都沒有得到合理解決。”普林斯頓大學校友、現哈佛大學種族和法律學者蘭德爾·肯尼迪也表示：“普林斯頓大學對非裔美國人的榨取和排斥，深深刻在了學校歷史中。”
高校之外，職場也是“系統性種族歧視”的重災區。無論非裔、亞裔還是西班牙裔，都反映在職場發展中存在着看不見的天花板，在職業升遷過程中，膚色成為了他們相較於白人職員的一大劣勢。
對此，《哈佛商業評論》報道稱，美國職場存在着不容忽視的系統性種族歧視問題。雖然多年來各方持續呼籲，但職場內“反偏見、反歧視”的培訓收效甚微，“隱形歧視”仍有強大存在，而且有的宣講還往往會深化員工們對少數族裔的偏見和誤解。報道指出，要想徹底肅清“系統性種族歧視”，就要大刀闊斧、勇於革新。譬如，公司招工時，就要不僅走進白人為主的學校，還要走進黑人較多的學校；此外，還應為新員工配備導師，而非任由導師自願選擇學生，否則很可能會導致少數族裔員工受到忽視和冷落；此外，公司還應邀請每位員工參與技能及管理培訓，而不是讓上司欽點他們最喜歡的員工。
顯然，關於“系統性種族歧視”問題，目前美國仍有許多理念和做法有待進步和解決，這不僅關係到美國急劇加速的社會分化是否能夠得到遏制和解決，更關係到美國始終倡導的“自由、民主、平等”理念，是否能繼續保持其帶給普通人的吸引力。(來源：央視新聞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