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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通常是指由私人利害關係結成的小集團，在我國古代，“政黨”指的是官員結成的黨派。所謂“黨爭”就是這些利益小團體為了自己在政治、經濟、文化等領域的利益，進行激烈交鋒的行為。
在中國古代的封建王朝裏，大都包含以下勢力：宦官、外戚、士大夫官僚。所以説，在歷朝歷代所進行的任何鬥爭，都繞不過這幾大利益團體，或者説，是這三大利益團體圍繞皇權進行的爭奪戰。
其實，每個朝代的背景不同，就造成了每個朝代三大勢力之間的關係不同：
宦官可以與外戚勾結；
士大夫可以與外戚合作；
士大夫內部也可以爆發衝突。
筆者發現，在中國古代，黨爭最激烈的朝代應屬東漢、唐朝、北宋和明代。
在東漢時期，是三大勢力互相傾扎；
唐末是著名的牛李黨爭；
明末是東林黨與閹黨的決鬥，即：士大夫與宦官的鬥爭；
宋朝則是我們今天的主題“新舊黨之爭”。
其實，新舊黨爭是中國歷史上唯一一次士大夫內部之間爆發的衝突。正如前文所説，三大勢力之間的關係取決於時代背景，時代背景的不同，三大勢力之間的關係也會相應的做出改變。
今天，筆者就帶大家梳理一番新舊黨爭的特點。
雖然，北宋是中國古代經濟最為發達的朝代，但卻是軍事實力最弱的一朝，這和宋朝的國家政策密切相關。宋朝的統治者吸取了唐末藩鎮割據之禍的教訓，削藩集權，收攏軍權，通過科舉考試選拔人才，重用文臣，壓迫武將。在這種種措施實行之下，也算是效果顯著了。
因此，北宋一朝沒有宦官亂權，沒有外戚干政，沒有藩鎮割據之禍，唯一有的便是士大夫。之後，士大夫們實現了“眾正盈朝”的夙願。一時之間，這些士大夫有些迷茫，他們發現自己竟然沒有了對手，這怎麼可以。於是乎，調轉槍頭，就在內部掀起了長達五十年之久的“新舊黨爭”。
第一，士人官僚內部的政見之爭：
其實，政見之爭是新舊黨爭區別於其它歷朝歷代黨爭的最重要特徵。毫不誇張地説，新舊黨之爭是士大夫官僚們唱的一出大型獨角戲。新黨的領袖是王安石，他推行的變法行動是新舊黨之爭的導火索。
王安石的目標是富國強兵，統一全國，收復失地，均濟貧乏。但是，他操之過急，不僅沒有將新法與具體實際相結合，還識人不明，以至於，侵犯了官僚集團和地方的利益。而且，他不知道羊毛出在羊身上，地位崇高的階級利益受到了侵害，自然會將這部分損失掉的利益轉嫁到農民身上。
因此，新法的失利是必然的，農民活不下去奮然反抗也是必然的。
然而，舊黨領袖司馬光的理念卻與之截然不同。
他始終堅持富國強民，始終和地方官僚勢力統一戰線。在外交上，他屬於“鴿”派，對農民起義以安撫為主，對少數民族的侵略他更是一直忍讓退縮，割土賠款，是一個軟到了骨頭裏的人。此外，兩派鬥爭愈演愈烈的根源，還是宋神宗的態度。他在章惇等新黨成員的慫恿之下，處理了很多反對新政的官員。
之後，官員人人自危，反對的投向司馬光一邊尋求庇護，贊成的奔赴王安石一邊協助變法。但是，新法改革還未見成效，宋神宗卻死了。之後，宋哲宗即位，此時的朝政大權被高太后把持，她重新啓用了司馬光、蘇軾等舊黨成員，將新法徹底廢除。
一個勢力的崛起必然伴隨着腥風血雨，於是，各個勢力之間的鬥爭更加激烈。由此可見，新舊黨爭説到底還是改革派和守舊派之間的激烈角逐。
第二，新舊兩黨處於不斷地分化組合之中：
由上文可知，新舊兩黨是由於政見不同而分化。然而，鮮為人知的是，舊黨在元祐年間由於地域，政見的不同再次分化為洛、蜀、朔三派。
更要強調的是，這三派在反對王安石新法上是一致的，但具體來説，卻又不同。洛黨堅持進行改革，但是，要去掉新法之中不合理的部分，因為，洛黨在重人與重法方面和新黨有不同的看法。程顥曾説：“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為本。”又説：“豈惟得士浸廣，天下風俗將日入醇正，王化之本也。”
朔黨反對新黨的側重點，在於新黨改革邁的步伐太大，手段太過激烈。該黨的領袖是司馬光，他認為對社會的改良要逐步進行。他曾經説過：“治天下譬之居室，敝則修之，非大壞不可更造。”由此可見，洛黨與朔黨之間的不同，在於一個主張部分廢除新法，另一個則是乾脆利落的廢除一個不留。
然而，以蘇軾為首的蜀黨態度卻有些令人捉摸不透。因為，蘇軾父子對於新法的態度搖擺不定，時而肯定，時而激烈反對，沒有什麼新的看法，始終做着站隊的事。綜上可知，新舊兩黨由於政見不同被分化，而舊黨由於政見不同被再次分化為洛、蜀、朔三黨。
第三，新舊黨爭具有明顯的地域性：
我們都知道，中國歷史上發生了三次衣冠南渡，不僅使北方的文明得以傳入南方，還使南方在北方文明的影響下成為了繼北方之後中國又一政治、經濟、文化中心。
早期，北方政權的官員大多由北方人擔任，但是，隨着時間的推移，南方人逐漸進入官場。到了宋朝時期，南方人的勢力在官場上已經初具規模，且呈現逐漸上升之勢。仔細研究新舊兩黨的成員會發現，新黨骨幹王安石、呂惠卿、蔡京等人均為南方人；舊黨核心成員司馬光等人均為北方人。
當然，要注意，這只是大致情況，也有極個別的南方人加入舊黨，個別的北方人加入新黨。因此，從北方人獨佔朝堂到南方人進入朝堂爭奪權力，這其中的衝突難以避免。
都知道，人們的關係都有遠近親疏，所以，王安石上位後提拔了很多相熟的南方人。而北方人在自己的利益受到侵犯之後，便對南方人多加誹謗。比如：在皇帝詢問司馬光對王安石的印象時，司馬光説：“人言安石奸邪，則毀之太過；但不曉事，又執拗耳。”
對此，錢穆先生的觀點比較客觀。他認為：南方人透漏出了一股開放、激進的氣味，而北方人表現出了一種傳統、穩健。
第四，由前期的理念之爭到後期的人事之爭：
其實，新舊兩黨之爭的起因是政見不同，但不管如何大家都是為了社會更好的發展，為了國家的進步。之後，隨着時間的推移，卻逐漸變成了排除異己，爭權奪利的行為。
這要從宋神宗駕崩後説起。
公元1085年，宋哲宗即位，太后把持朝政重新啓用司馬光等舊黨成員。在太后的指示下，改革派的官員在九年的時間裏遭受了大範圍的迫害，章惇等核心成員甚至被流放到嶺南地區，開了歷史的先河。
公元1094年，宋哲宗終於重掌大權，新黨迎來新生。
章惇被召回重新推行新法，但他在執政期間，卻僅僅做了一件事，那就是打擊報復。他以詆譭先帝，變易法度為名追回了司馬光的贈諡（司馬光和王安石在元祐元年已經病逝），又大肆貶謫舊黨官員，將他們流放至嶺南地區，甚至，一度提出廢了當朝太后，幸被皇帝阻止了。
後來，到了宋徽宗時期，章惇獲罪，蔡京得勢。蔡京此人奸詐狡猾，與宦官勾結，將司馬光等舊黨成員定為奸黨。細察兩黨之爭的持續時間會發現，新舊黨爭從宋神宗時期一直到北宋滅亡，可以説，朝堂內部的爭鬥極大消耗了國家實力，也成了北宋滅亡的催化劑。
筆者認為：新舊黨爭的根源還是北宋的國策。大宋自建國之日起，便樹立了士大夫崇高的地位，官員的俸祿為歷朝之首。都知道，良好的環境會激發知識分子的熱情，使得人才輩出。當知識分子都遵守着一定的道德和行為規範時，對於政治的好處自然不言而喻。但是，當這些知識分子喪失底線，喪失良知之時，給政治帶來的災難是無法想象的，朝堂混亂也就成為了一個必然。
參考資料：
【《宋史紀事本末》、《宋史·卷三百三十六·列傳第九十五》、《宋史·卷三百二十七·列傳第八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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