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禎多年宵衣旰食，甚至被譽為“聖主”，為何最終還是國亡身死？

明朝中後期，文官集團的崛起，使得他們左右朝政的力量越發強大。此時，君權被削弱，皇帝更像是代表權力的符號，卻無實際的人身自由。無論是武宗南巡一事，還是萬曆國本之爭，都表明了帝王並不能隨心所欲。正因為這種體制，明中後期的帝王或是出於和文官集團的消極對抗，或是出於本身的懶惰，大多都有怠政傾向。而崇禎卻截然不同，他朝乾夕惕，卻仍然國亡身死，這是為何？

崇禎的悲劇讓人唏噓，但這份悲劇卻多少有些天定的意思。首先，明朝體制的問題到崇禎這裏已然是積重難返，譬如説財政税收問題。明朝乃是我國經濟發展史上一個極為重要的時期，商品經濟高速發展，工商業繁榮，這幾乎是前所未有的。那麼明朝財政為何還會出現危機呢？

明朝官員的俸祿極低，很難養活一家老少。海瑞作為正七品官員，尚且要種地種菜來自足，更遑論更低等級的官員。在此情況下，官員貪污受賄也就司空見慣。儘管明朝徵税不少，但大部分或是進了地方官的腰包，或是被拿來孝敬京官。除官員受賄外，還有明朝宗室的供養。至明朝末期，宗室成員已達數十萬，這同樣是一筆巨大的支出。長此以往，到崇禎時期，財政更是入不敷出，而由財政引發的各種矛盾也日益嚴重。

其次，崇禎年間天災不斷，也是人力難以抗拒的。據《漢南續郡志》記載，從崇禎元年（1628）到崇禎十四年（1641），陝西幾乎年年受災。先是旱災，又有蝗災，繼而瘟疫橫行。全陝旱蝗，使得境內百姓死亡過半。百姓為飽腹，吃蓬草與樹皮，最後無食可吃，只能吃觀音土，甚至於出現食人一事。饑民走投無路，許多隻能隨李自成起義。而其後的瘟疫更為可怕，甚至傳染到北京城，導致十室九空。災荒與疫情，使得社會穩定性遭到極大威脅。

除明朝數年積累的弊端與天災外，崇禎自身也有諸多問題，他在官員任用和處置上就存在極大失誤。崇禎自縊前，曾感嘆“諸臣誤朕也”，實則不然。崇禎即位不久，便將魏忠賢扳倒，並趁機剷除其黨羽。崇禎大刀闊斧地清算閹黨，按理説是大快人心的，但他卻忘記了權力制衡。隨着閹黨被清算，東林黨開始佔據上風，但東林黨中也未必皆是君子。文官集團的權力膨脹，讓本就多疑的崇禎更是多生猜忌。十七年間，他共換了十七個刑部尚書、五十個內閣大學士。這種頻繁的人事更替，於朝政並無益處，反而使得有心報國之士也不敢毛遂自薦。

實際上，不僅文官被頻繁更換職位，武將亦然。在圍剿起義軍時，崇禎帝十三年間數次更換將領，更換八次，共用七個將領。這些將領大都頗有才幹，但由於崇禎的用人存疑，使得數次圍剿都功虧一簣。最令人惋惜的是崇禎對袁崇煥的處置，寧遠大捷和寧錦大捷都是袁崇煥的功勳。而在京都之圍時，也是袁崇煥千里迢迢趕來救援，但後金撤退後，袁崇煥卻被誣陷與後金勾結，被崇禎下獄。最終，袁崇煥被殺。

崇禎此人在許多大事搖擺不定，導致錯失良機。明朝一邊對農民起義軍作戰，一邊對抗清兵，已經是分身乏力。崇禎深知兩面作戰，極易敗北，因而私下同意與滿清和談。但明朝士大夫均以宋為鑑，恥於和議。崇禎同意楊嗣昌所提出的議和主張，但又在盧象升質問時矢口否認。崇禎帝在戰和兩難中走到最後，又對遷都一事搖擺不定。明王朝即將面臨滅頂之災時，皇后勸他遷都南京，但陳演等人極力反對，此事也最終作罷。可以説，崇禎的兩次搖擺不定，都讓事態變得更為糟糕。

崇禎的兩個錯誤決定也加速了明朝的滅亡，一是撤掉陝北驛站，二是增加三餉。有大臣上書陝北驛站開支過大，建議廢除。而當時卻是在陝北災情嚴重之時，這時裁掉驛站無疑於是加劇社會動盪。原本的驛站兵士李自成便是因此失業，後來走上起義道路。農民軍的來勢洶洶和清兵的虎視眈眈，逼得崇禎不得不為增加財政收入而增税。崇禎帝增加了遼餉、剿餉和練餉。雖然戰時增加税收無可避免，三餉所徵也不算太多。但當時本就起義頻發，崇禎帝的三餉加派無疑於是雪上加霜，時人稱“崇禎”為“重徵”，可見此事也在一定程度上激發了農民起義。

平心而論，崇禎勤於政務，宵衣旰食，比明朝大多數皇帝的治國理政能力要強。但是，崇禎時運不濟，處在明朝本就搖搖欲墜的時期，又有天災，加之其個人的決策失誤，最終成為亡國之君在所難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