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職場人工作到底圖啥？
當然是圖財啊！至少這是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吧。
根據獵聘《職場人薪資滿意度及支配方式問卷調研報告》顯示：當問及“工資是不是一個人工作的較大動力”時，32.56%的參與者的回答為“是，沒有工資就活不下去”；54.89%的人認為“不完全是，但漲薪會帶來很大的激勵”。也就是説，八成五以上的職場人工作是和錢有關。
跳槽也不例外，雖然996受人詬病，但獵聘《2020年90後職場人洞察報告》顯示：78.52%的90後表示薪資足夠高就接受。
可見，鈔票是讓職場人動起來的第一生產力。
“好好工作、努力賺錢”是當代社畜的職場標語，因為錢能為我們帶來更愉悦的物質享受、能讓自己看上去光鮮亮麗、能提升我們的社會地位、能解決很多問題。我們可以用錢來買到快樂、提升生活滿意度。這是顯而易見的吧。
的確，賺越來越多的錢會讓我們更開心，但這個數量是有“天花板”的，而且是一個並不算高的“天花板”。
曾獲諾貝爾經濟獎的卡納曼（Daniel Kahneman）和普林斯頓大學經濟學家狄頓（Angus Deaton）對45萬美國人所做的調查：當一個人所在家庭的年收入低於税前75000美元時，他處於幸福感缺失狀態，並且收入越低，他就越不快樂；而對於收入頗豐的人來説，無論收入超出75000美元多少，他也得不到更多的幸福與快樂。
根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對美元與人民幣之間購買力的評估來換算，3.506人民幣的購買力相當於1美元，年薪75000美元按購買力來換算成人民幣的話，是税前26萬元，平均月薪2.1萬元。
當然，每個國家的國情、福利和兜底政策不同，月薪兩萬元在每個國家所帶來的安全感並不相同。但我們簡單粗暴地理解一下就是，當你賺到年薪26萬元以上時，薪水帶來的幸福感和對生活的滿意度將明顯放緩，你將不會輕易因為賺到錢而更感到開心。
好，如果26萬的年薪不再容易讓自己開心起來，那其它美好的東西呢，比如金錢買來的包包、車子、房子等。
Ryne Sherman、Sonja Lyubomirsky等教授對1972年至2014年間130萬名13至96歲美國人的調查分析，結果顯示：與20世紀40年代物質相對匱乏時期比較（那時候連抽水馬桶還沒有普及呢），到了2015年當我們擁有更多豐盈和帶來便捷的物品時——先進的電器、智能手機、更高級的車子、更大的房子，人們的幸福感反而降低了。
既然這些身外之物都不能讓我們隨隨便便開心，那轉向自身呢？比如減肥成功、整容變美，看到一個更漂亮的自己，總能開心起來吧？
通過一項對1979名減肥者跟蹤四年的實驗顯示：四年後減肥成功的人，與四年內體重增加和無變化者相比，他們的情緒是最低落的人，並沒有達到預期中的快樂。
而對1597名整容成功的人長達13年的跟蹤顯示，隆鼻、隆胸等這些整容項目的成功並沒有讓一個曾經情緒低落、有行為障礙的人變得更幸福；調研顯示，長相的極端變化甚至減少了人們的幸福 ，產生了諸多心理問題。
好吧，變美也不靈，那精神寄託呢？比如，找到真愛——遇到兩情相悦的人，步入婚姻、組建家庭，這是世俗社會公認的獲得幸福的路徑之一吧。
答案是會帶來快樂！但只有兩年……
這是科學家通過15年跟蹤調研25000人得出的結論：結婚的人在第一、二年更快樂——基於蜜月效應。但在兩年後，快樂又回到了基準線，已婚者和非已婚者沒有區別。
職場人折騰了半天，漲薪、買買買、變美、獲得真愛都不能讓自己的開心續航久一些，我們這麼拼到底圖啥？
沒有牛氣到家裏有礦可以在遊山玩水、享樂人間中混吃等死，那就總得做點什麼來彰顯自己的人生價值吧。秉持着塵歸塵、土歸土、從哪裏來到哪裏去的哲學觀，職場人的快樂還得在工作中尋求。
老公之前在中科院工作，他所在的院所有一位專業領域內很德高望重（領國家特殊津貼這種的）的老教授，退休後每天騎着一輛自行車，準點到單位幫忙做實驗、指導學生，分文不取。大家都很感動，給老教授買禮物聊表心意，他堅決不要，最後沒辦法，大家只能送一面錦旗，表達敬愛之意。
我們或多或少都會碰到一些不為名利、只為使命把工作做好的職場人。這種人被耶魯大學的研究員Amy Wrzesniewski稱為“使命定位”的工作者。所有職場人根據工作定位，可以被劃分為就業定位、職業定位、使命定位的三類：
就業定位（job orientation）的人，認為工作就是賺錢的一種方式而已，到點上班、下班打卡、按部就班完成工作，然後到期領薪水。他們不願意為自己的工作多付出一點，當然也對自己的工作沒有什麼成就感、自豪感。
稍微好點的職場人會為了升職加薪而努力工作，也希望被領導賞識、把工作儘可能做好，自己有成就感，他們屬於職業定位（career orientation）的人——將工作視為贏得尊重、地位、金錢等更好的生活條件的方式，但也僅此而已，這些物質——頭銜、更大的辦公室等是他們做好工作的動力，而不是工作成果。一旦外部激勵消失，他們也不會再為之拼搏。
最厲害的就是老教授這種使命定位（calling orientation）的職場人，他們是真心覺得自己的工作重要、對他人和社會有意義，所以願意為之奉獻，工作在乎的重點不在薪資、頭銜上。
不是隻有像老教授、老專家這些“高端”工作才會出現使命定位的職場人。Amy Wrzesniewski指出，任何職業中——幼師、司機、清潔工、法官、金融分析師等——都有近1/3的人是使命定位的工作者。
神奇的是，使命定位的工作者是三類人中最不計較付出、最不看重物質獎勵的人，但他們在工作中得到的快樂和物質獎勵往往高於就業定位和職業定位的人。
科研人員曾收集了一批大學新生關於快樂指數的調研數據，當這批人步入中年後，他們重新評估，在排除職業差異、父母收入等影響因素後，發現作為新生時那些評價自己不快樂的學生，年薪為五萬美金，而最快樂的學生，年收入為六萬五千美金——差額高達30%。
其實道理很簡單：一份工作你越投入獲得的成就和滿足越高、自己就越開心；而越開心就越容易投入，因此會獲得更多升職加薪的機會。進入良性循環。
如何能成為一位使命定位的職場人呢？
Amy Wrzesniewski研究團隊發現，這類職場人通常有以下特徵：
會變成自己工作的設計者，會做一些額外的工作，主動尋找更高效的方法去完成工作。
會主動在自己的工作環境內作出小的調整，會盡量將工作與一些有意義的事情聯繫起來。
比如，連續多年被評為世界最乾淨機場的東京羽田機場，就出自一名清潔工新津春子之手。新津春子無疑是一位使命定位的職場人，把上述兩點發展到極致。
她會藉着亮光蹲在地上觀察地板上有沒有灰塵；打掃馬桶時，除了擦乾淨表面，還會拿面小鏡子，檢查內側是否有污垢；用自己發明的小刷子清理清潔困難的水池排水口；會考慮清潔劑對小孩子的傷害而進行改良；熟記80多種清潔劑的用法，看一眼污漬，就知道哪種清潔劑可以處理得很乾淨卻不傷器具表面。
新津春子是羽田機場500多人規模的清掃員隊伍的領頭人、出了四本關於掃除技能的書、在日本做有關打掃技能演講、NHK為她拍了紀錄片、BBC為她撰寫了特寫報道。
當我們成為使命定位的職場人時，名利會作為附加物自然到來。所以，已然身在職場的工作者，不妨驅使自己往上述兩點靠攏。
而如果你正在找工作、或考慮換工作，建議不要只看薪水（但絕對是重要參考因素之一，一家低於同行平均薪資的企業很難讓員工愉悦起來），還要衡量一下這四方面：
這份工作會不會讓自己真的感到快樂。
這種快樂是由薪資之外的東西帶來的，比如工作內容、環境、合作的團隊、接觸的客户。
能否為這份工作找到更多、更大的意義。
碼農的工作不只是碼代碼，而是做出好產品讓顧客使用舒服；編輯的工作也不只是找優質作者合作、和設計師、印刷廠周旋，而是做出一本好書讓讀者受益。
想想自己的這份工作對他人和社會的貢獻是什麼。
這份工作是不是有一定的自由度，不是完全“聽命於人”。
工作環境和氛圍多數時候是不是愉悦的。
在《The How of Happiness》這本書裏提到過一項研究： 一個人是否容易更快樂，基因佔50%，除此之外，生活環境和遭遇（比如車禍、喪偶、丟掉工作、中彩票等人生重大事件的發生）的影響佔10%，而另外40%取決於我們個人的想法和行為。
雖然快樂短暫又不容易獲得，但還留了40%的操作空間給我們，就讓我們在這40%的空間裏好好折騰，讓自己成為一名快樂的社畜。
當然了，還是要先努力達到年薪26萬元的“快樂基準線”，否則這份快樂有點脆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