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研究古羅馬的時候發現，自由交易才是根本，資本主義還是後來的東西。自由交易在古羅馬時就非常盛行，那時根本沒有資本主義這一説，但卻有自由交易導致的危機。在古羅馬的時候，自由交易導致爆發的危機還特別劇烈，經常是戰爭、劫掠和暴動。如公元前2世紀30年代-公元前1世紀30年代，史稱古羅馬的“內戰時代”。當時，共和時期的古羅馬佔領了希臘，控制了地中海，取得了一連串軍事勝利。戰爭的勝利推動經濟發展迅速，但是也激化了社會矛盾。由於大莊園制的形成，奴隸勞動的廣泛使用，亞平寧半島的農業、工商業和高利貸業興盛，奴隸制經濟得到巨大發展，破產農民大量淪為遊民，使羅馬社會矛盾激化，結局就是導致在公元前133年至公元前123年期間發生了格拉古兄弟改革。
古羅馬前後延續了2200年左右，這與古羅馬的政治體系經常推動改革有關。一個講究理性的社會，往往能夠通過改革而不是更為激烈的社會手段來尋求繼續存在和發展。
一個有趣的發現是，我們的世界存在自由交易和集中控制兩種交易體制，而這兩種交易體制實際是兩種資源管理體制。從非意識形態的角度來看，實際就是對要素和資源的管理模式，關鍵在於對要素和資源的控制權。從古羅馬的歷史來看，這兩種資源管理體制都會造成危機，但尤其以集中控制所造成的危機最為厲害。
在古羅馬時期，同時存在這兩種資源管理體制，政府集中控制模式下的資源管理體制，最常見的就是戰爭，古羅馬人經常發動戰爭，但這種調動舉國所有資源參與的戰爭，實際相當於是一個空前規模的重大項目，一旦要素和資源集中到這個程度，社會環境會產生與之配合的調適，而戰爭結束之後，社會環境並不會自動再次進行調適，這就造成了危機。要知道，戰爭有戰爭的社羣關係、利益格局、權力格局和組織體系，自由交易時期有自由交易的社羣、利益、權力格局和組織體系，兩者之間是對立，此消彼長的，因而也具有對抗性質。古羅馬人是通過推行改革來調適的，有時候管用，有時候不管用。
在古羅馬，只要戰爭結束就會產生危機的壓力，要麼進行城市化，等於再次啓動一個超級項目，要麼就是發生了戰爭、劫掠和暴亂，直至下一次戰爭。古羅馬最後的滅亡以及歷史分階段，實際都與這種要素和資源的高度集中有關。現代社會其實也是一樣，斯大林高度集中了資源，但這個體制最後還是無以為繼，還是發生了重大危機，最後蘇聯崩潰。中國的鄧小平進行了改革，扭轉了計劃經濟時期的危機，其實與古羅馬時期的格拉古兄弟改革意思是一樣的。
不改革，結果就是戰爭或者崩潰。
當然，自由交易也會導致危機，常見的是資本主義的金融危機，往往頻繁出現。不過，自由交易的經濟危機，往往可以通過大量的財富損耗為代價來熨平和沖銷。政府可以干預，也可以不干預，但只要政府幹預，就意味着要素和資源的再度集中，如2008年之後世界各國提供的量化寬鬆，實際就是一次集中控制過程，但這很難真正解消危機的根源。我以往的研究表明，即便是自由交易體制下的金融危機，基本上每次發生重大金融危機也都與基礎設施建設有關。這種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實際就是資源的集中。不過，現在看來正如前面所言，這僅僅是問題的一個部分，要素和資源的集中控制與社會環境體系之間的矛盾，才是造成重大經濟危機的真正根源。
我們的世界實際始終是在自由交易與集中控制兩個極端之間擺動，但只要不走向極端，保持克制，則大致都可維持社會的均衡發展，或者可以稱之為成功，雖然做到這一點的難度很大。（文章寫於2019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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