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由弱到強，能與宋朝相持，倒不是説西夏有多少人，多大面積，多少耕地，其實跟宋朝的邊疆政策，跟當時的地緣政治有直接關係。當時政治格局是北有遼國，中原有宋朝，西有西夏。雖然宋朝的建立結束了五代十國分裂割據局面，但建國後宋朝與周邊少數民族政權並立時期的格局，也反映了歷史上中國版圖的一個沿革過程。
在唐末僖宗時期，黃巢起義爆發，宥州刺史拓跋思恭親率党項諸部“起兵討賊”，因協助唐僖宗鎮壓黃巢起義有功，拓跋思恭被封為了定難軍節度使（中和元年，881年八月，正式取得夏州節度使名號，十二月賜號位：定難軍節度使），後賜李姓，使得党項拓跋氏開始有夏州政權，從此以拓跋思恭及其李姓後代為首的党項人就成為了地方藩鎮割據勢力。
從當時的定難節度使開始，李家就一直是領有定難軍，其勢力範圍以夏州為中心，包括夏州、綏州、宥州、銀州四州之地，後來還包括靜州，史稱“定難五州”，這些地方成為了後來西夏政權的“龍興之地”，基本位於陝西、寧夏、內蒙交界之處。由於後期唐朝政府疲於應付各地起義，政局不穩，疏於對西北邊地管理，導致拓跋部一步步坐大。而且拓跋部此後也注重保存實力，面對各股勢力間的混戰，基本是採取“誰上台就與誰稱臣和好”的政策，同時積極與北方強大起來的契丹人靠攏。
五代十國期間，中原本土戰亂頻繁，政權頻迭，各股勢力短暫孱弱，無暇西顧，使得定難軍在混亂的政局中逐漸崛起，至宋初，党項拓跋部已經成為党項諸部中勢力最大的一支，成為党項的統治階層。這一時期，党項李氏與中原間各朝雖然偶有戰爭的，但仍然採取了向中原王朝稱臣的政策，五代各政權對其也是一種無心顧暇，一直以籠絡和優待為主的態度，雙方基本保持了一種相對穩定的狀態。正因為如此，至宋初，党項李氏並未受到中原五代更迭的損害，反而保持了崛起的狀態。
北宋建國與收復定難五州
960 年，後周殿前都點檢趙匡胤於陳橋驛黃袍加身，建立宋朝。是年正月，定難軍節度使李彝殷遣人奉表入賀，臣服於宋。此時，宋太祖趙匡胤延續了之前對党項李氏的籠絡之策。
之後的北宋一朝統治者也不是不想繼續再現當年大唐帝國的雄風。開始先滅北漢（有契丹人的支持），後對北方的幽雲十六州之地也是念念不忘，採取了多項措施剷除藩鎮割據的基礎，以加強中央集權，這其中就包括党項李氏所治的定難軍。其中幽雲地區自後晉石敬瑭時期被割讓於契丹人之後，就一直成為了宋人心頭之患，未能收復。而在西北的党項李氏一直到宋太宗之初也都是對宋朝是臣服的。在開寶九年（976年），趙匡胤逝世後，其弟趙光義即位，繼續征討北漢，北宋與定難軍仍然保持了一種和平相處的狀態，且策應宋軍滅北漢的軍事行動。
北宋太平興國四年（979年）北漢亡。太平興國五年（980年），定難軍李繼筠卒，其弟李繼捧嗣位定難軍節度。正當宋太宗趙光義對党項李氏這一割據政權感到棘手之時，這一年定難軍內部發生分裂，綏州刺史李克文上言李繼捧“不當承襲，請遣使與偕至夏州諭繼捧令入朝”，反對繼捧承嗣。李繼捧在難以服眾的情況下，向宋朝獻出所屬諸州之地。這對於意圖削藩的趙光義來説，這可是天賜良機，正是一舉解決定難軍問題的大好時機。
在太平興國七年（982年）趙光義就把西夏李繼捧家族遷到京城，宋廷接管定難五州。但是李繼捧有個叫李繼遷的弟弟，時任定難管內都知蕃落使，他就反對獻地於宋，藉故逃離率領數十人逃往夏州東北三百公里的地斤澤。李繼遷以此為據，聯合當地酋豪，不斷壯大自身實力，毅然反宋。
至李繼遷開始，定難軍非但沒有迴歸宋朝的管轄，反而愈加獨立，最後導致後來成為了宋朝的西北邊患。
李繼遷出逃的最初幾年，勢力還沒有做大，雖偶有作亂，但限於規模實力，多為流動作戰，其並沒有完全與宋朝撕破關係。據《西夏書事·卷三》記載，太平興國八年（983年）春三月，李繼遷還入貢宋朝，表示不願意留守汴京，願意長久鎮守邊陲。
這時的北宋統治者趙光義及其後人在經略邊疆問題上犯了個嚴重的錯誤，對党項李氏勢力沒有堅決採取武力統一的態度，而是對其抱有幻想，希望通過籠絡優待招安李繼遷等。早期的李繼遷在面對宋軍的鎮守時也並無太大作為，反倒是被宋軍挫敗後就尋求和談入貢，一旦奪得宋朝賞賜，勢力恢復，又勾結契丹，開始攻擊宋朝邊疆。這種 “和”“戰”隨機切換的狀態，在西夏建國以後曾與北宋之間多次上演。
雍熙二年（985年）李繼遷起兵造反，後破銀州，自稱定難軍留後，與宋朝鬧翻，形成事實割據政權，後又敗走銀州。之後，李繼遷又向遼稱臣納貢，並與其和姻，獲取支持。一直到宋太宗淳化年間，李繼遷與宋朝是打打停停，一會兒投靠遼，一會兒投靠宋。到了至道三年（997）十二月，李繼遷故計重施，上表請降，此時的宋真宗仍然對其採取招案之策，授其定難軍節度使，導致定難五州之地重新回到了党項李氏手中。
李繼遷並不滿足於此，抓住宋朝君臣在邊疆問題上舉棋不定的弱點，東拓西擴，至鹹平六年（1003年）春正月，建都西平府。自此，定難軍的勢力範圍不再僅限於早先的夏州一帶，而是東至靈夏，西達河西，這為後來西夏的建立打下了基礎。此後又經宋朝景德、大中祥符、天聖、明道等年後，定難軍在首領李德明的為政治理下，依遼附宋，國力大增，基本控制了河西走廊。此時的定難軍對宋、遼雖然稱臣，對內則完全是帝王派勢，已經有了建國的前兆。
直到1038年10月11日，李元昊稱帝，建國號大夏，至此党項李氏徹底與宋朝關係破裂。這樣，西夏就成為我國曆史上以銀川為中心建都的王朝，差不多統一了西北廣大地區，先後與北宋、遼、南宋、金並立，立國近190年，傳10代帝王，1227年亡於蒙古。
在與西夏政權的關係中，由於宋朝統治者起初是重遼輕夏的，導致其從早期就對定難軍的制衡不是很順利。面對党項李氏的反覆無常，宋朝的邊疆政策是被迫的，舉棋不定的，幻想採取籠絡招安政策，最終導致定難軍做大做強，直到李元昊正式建國，終於尾大不掉。
總得來説，宋朝與周圍的少數民族政權始終是一種和戰並存的民族關係，不僅與西夏這樣，在與其並立的少數民族政權遼以及後來的金之間也是有戰有和。更主要的是，在當時北宋與遼國南北對峙，西夏就成了維繫宋遼間平衡的砝碼，也形成了並非勢均力敵的三國鼎立局面。
這種內外交困的局面，讓後來的大宋統治者越來越沒有信心去開疆拓土。趙匡胤時期建立大宋朝就落下了“積貧積弱”的病根，此後趙家子孫一直延續了這個短板。而且，隨着宋朝內部“冗兵、冗官、冗員”“重文抑武”等等弊政的影響，宋軍在與西夏軍多年輪番交戰過程中也不少吃虧。因此，在面對周圍遊牧民族包圍，羣狼環伺的局面時，大宋皇帝們能守住祖宗的基業對他們來説就很不錯了。
當然，像西夏這樣的國家並沒有保持住建國初期的軍事勢頭，在大宋軍隊調整軍事策略之後，西夏在後期與北宋政權的對峙中，也就很難再沾到什麼便宜了，雙方這種相持的格局直到1125年金滅北宋。
（本文原創作者：史説新傳，各自媒體平台同號；部分圖片源自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