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走了，一切變回原樣了嗎?
臨行前，孩子們抱着我的腰，哭着問我:“老師，你們可不可以不要走?” “老師，是不是明年你們還會回來?”
我做不出承諾，我摸着他們的頭，苦笑着説:“不哭了，哭了就不好看了。”
有孩子嘗試加我微信好友，我狠了狠心，拒絕了。這倒不是説我不牽掛他們，而是我自知自己是個敏感又情緒化的人，與他們保持長久的聯繫對我是莫大的心理負擔;其次是不想讓孩子們看到我的朋友圈，因為我的生活軌跡也許對他們是一種無益的刺激。
我猝然想起顧城的詩:“你不願意種花，你説，我不願看見它一點點凋落。是的，為了避免結束，你避免了一切開始。”
那一刻，我又覺得自己太自私、太殘忍了。痛苦之餘，我再一次問自己:短期支教的意義是什麼?我們究竟給孩子們帶來了什麼?
上一次思考這個問題是在行前，那時的自己太過理想主義，或曰，把自己想的太高尚了。當時的我，美其名曰自己是為偏鄉孩子服務，想象自己會是一名春風化雨般以身作則影響學生的老師:英語課引導孩子們開口模仿;地理課帶領孩子們探索世界;美德課教孩子們練習良好品質，改變孩子們的學習、生活態度，乃至心理狀態。
然而這樣的幻想在開營第一天便破滅了，廣大農村地區教育觀念的相對落後與教學進度的城鄉差距超乎我的想象。我未曾想過，在21世紀的中國，有一個叫蔣營村的地方，這裏絕大多數人都是蔣氏後裔，老婦人在出嫁後也都遵循傳統將自己的名字隱去，冠上夫姓變成諸如蔣王氏、蔣吳氏等。傳統的宗族關係與家庭倫理在這裏延續，對我來説，這裏就是活生生的鄉土社會博物館。
在簽署支教安全協議的過程中，我驚訝地發現，照顧孩子的這羣老人家幾乎沒有接受過學校教育，不會寫自己的名字，更遑論讀寫漢字。我曾以為家長會要求我們少開一些興趣課程，多給孩子們補習一些語數外之類的主課。但事實是，老人們不關心也無力關心孩子的學業，老人們唯一的任務就是讓孩子不至有身體髮膚之苦。
排隊時，老人們給孫輩揹着書包，扇着扇子;紅手印按完，老人們跟我説的最多的一句話卻是:“老師，孩子要不聽話，你就狠狠訓他。”
老人們是笑着跟我講這句話的。為了不失禮貌，我也強迫自己擠出一點笑容。我深知，留守兒童的心理問題與隔代撫養人看似矛盾的習慣性責備和無原則寵溺不無關係，但我又實在無力責備這些辛苦一生且深愛自己後輩的老人們。
我曾涉獵過數本關於教育的書籍，自以為知道與孩子相處的諸多原則:識別教育時機、使用美德的語言、制定明確的規則、尊重孩子心靈、提供精神陪伴等等不一而足。但殘酷的現實是，在悶熱的教室裏，面對四十多個渴望得到老師關注、同時缺乏注意力訓練的孩子時，在講台上説一句能被大家聽到並且理解的話已使我心力交瘁，同時在課上我還必須不停地處理無數上廁所、喝水、扔垃圾的請求。英語課無法進行，地理課效果欠佳，美德課變成道德説教。
一天天過去，情況並沒有好轉，學校裏上演着相同的劇本，孩子們一切如常。我從先前的期望，到失望，再到近乎絕望。我一次次地質問自己:此行的意義到底是什麼?只是為了一廂情願的自我感動嗎?
小時候做語文閲讀題，最常被問到某句某段話在文中的作用。我一直認為這種問法對全文的理解無益，至今仍保留自己的看法。轉念一想，我們不妨跳脱這種追求意義的渴求，嘗試體驗旅途本身，説得文藝一點，嘗試看看路途上的風景。
也許，下一次爭執時，孩子們能學會換位思考;也許，下一次憤怒時，孩子們沒忘了要默數八秒;也許，下一次交談時，孩子們記着尊重和傾聽對方;也許，下一次內急時，孩子們能想起我不要隨地便溺的告誡;也許，下一次有人的東西散落一地時，孩子們沒有去哄搶，而是撿起來主動歸還。
也許是，也許不是。
但又有什麼關係呢?至少我學會了耐心與堅持，學會了如何給孩子們回信，學會了投影儀的操作方法，學會了常見病的用藥劑量，學會了電動三輪的駕駛技巧，學會了廣場舞的流程動作，同時還認識了一幫有趣的大朋友們，聽大家分享屬於自己的故事。
相比在行動前追求行事的意義，倒不如去做自己想做的，再尋找其中真義，或苦，或甜，或欣慰，或心酸。
西西弗斯是快樂的，因為他有更高的忠實，它可以否定神靈，舉起巨石，“這掙扎本身足以填滿一個人的心靈”。
這樣足矣。(通訊員 王學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