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王朝中，有句這樣的話：“伴君如伴虎”，意即在皇帝身邊任職非同尋常，一不小心便可能惹禍上身。特別是肩負規諫皇帝、糾彈百官重任的諫官，如何在權力中樞永葆凜凜氣節和磊落胸懷，堅持忠言直諫、不辱使命呢？
或許，人們可以從北宋著名諫官劉安世（1048–1125）的身上找到答案。《宋史·劉安世傳》有載，他當面向皇帝彙報奏議、爭論政事時，遇到天子盛怒也絲毫不懼，而是手執書簡，靜立一旁，等其怒氣稍減，再行復奏。因此，劉安世被尊稱為“殿上虎”，眾人無不敬畏。
劉安世像。簡仁山 作
劉安世登上歷史舞台時，已是北宋後期。宋神宗時期“熙寧變法”所引發的新舊黨爭，逐漸偏離了掃除積弊、謀求中興的初衷，淪為不同派系之間爭權奪利的慘烈內鬥。而劉安世一生恪守一個“誠”字，為人誠實忠信，廉正剛毅，不為利益輸送所籠絡，不為強權威逼而屈服，因觸怒權臣而不斷遭到貶謫。北宋官場人人避之不及的“八州惡地”，劉安世就因貶官去過其中七處。在梅州（今廣東梅州），他甚至一度遭到暗殺的威脅，卻仍舊淡看生死，巋然不動，贏得了蘇東坡口中“真鐵漢”之讚譽。
以“誠”立身 言行一致
劉安世，字器之，號元城，出生於大名府元城（今河北大名）一個仕宦家庭，父親劉航與司馬光是同年進士，曾任虞城、犀浦知縣，寬猛並用，頗有治績。劉航曾受朝廷派遣前往西夏冊封西夏國主李秉常，凡是按例贈給使者的寶帶、名馬，一概推辭不受。回朝後，他在《御戎書》中解釋稱，自己恐為對方的豐厚饋贈所誤導，故而“不可不戒。”
受父輩影響，劉安世年少時即“持論已有識”，他時常發表對政事的看法，頗有見地。歷任四朝高官、出將入相的北宋重臣文彥博常召劉安世問事，劉安世均從容應答，例如談及“熙寧變法”時，他建議去其所害、興其所利，深得文彥博賞識。
熙寧六年（1073），劉安世登進士第，但出人意料的是，他選擇了辭官不就，跟隨當朝宿儒司馬光潛心修學，數年後才出仕為官。求學期間，劉安世曾向老師請教立身行事的要訣，司馬光以一個“誠”字作答，並教導他從“不妄語”（不説假話）開始。（參見《宋史》本傳）
不説假話，聽起來似乎並非難事，但初涉仕途的劉安世卻發現，日常所行與所言，“自相掣肘矛盾者多矣”。元豐年間，劉安世調任洺州（屬河北西路，今河北永年一帶）司法參軍。當地有一個臭名昭著的貪官，轉運使吳守禮有意稽查此人，向劉安世詢問意見。起初，他謊稱不知情，隨後又內疚不安，深感自己沒有誠實以對、愧對司馬光的教誨。此後，劉安世愈發謹言慎行，七年後才真正悟通“誠”的含義，達到了“言行一致，表裏相應”，從此“遇事坦然，常有餘裕。”（宋·韓瓘《劉先生談錄》）
以今天的眼光來看，司馬光所倡導、劉安世所篤行的“誠”，可被理解為一個人內心坦蕩、滌除私念，方能秉公執事、堅守正道。值得一提的是，劉安世對自己的恩師同樣報之以“誠”。元祐初年（1086），宋哲宗年幼，高太后垂簾聽政，以司馬光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司馬光入相後，前來拜訪的人絡繹不絕，而此前逢年過節常來問候的劉安世卻音訊全無，更不因為自己是新任宰相曾經的得意門生而刻意親近、有所企圖。
正因如此，司馬光以劉安世“才而自晦，願而有立，力學修己，恬於進取”（謙遜內斂，恭謹堅定，德才兼備，安分守己）為由，推薦其充任館閣之選（宋·司馬光《傳家集》）。元祐三年（1088），劉安世又在呂公著的推薦下，出任右正言一職，自此躋身諫官之列。
公正廉明 盡職盡言
《晉書》有云：“古之君子，入則致孝於親，出則致節於國。”諫官職責特殊，一旦觸忤權貴，禍殃立至，甚至累及家人，那麼何以兼顧“國”與“家”、“忠”與“孝”呢？
劉安世在接到諫官任命之初，就曾為此憂心，一度打算以照料母親的名義請辭。這時，劉母告訴兒子，諫官為“天下諍臣”，得到這個職位的人，不惜性命也要報效國家，倘若以後獲罪流放，無論遠近，她都願意跟隨左右。母親的深明大義對於劉安世欣然領命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也成為他日後敢於“面折廷爭”（當面指出他人過失，在朝廷上據理力爭）的勇氣之源。（參見《宋史》本傳）
擔任諫官期間，劉安世直言上疏，關注君主與百官的道德修養、參議朝政闕失，主張國家應該“重法度”，明刑罰。劉安世晚年編訂的《盡言集》中，記錄了近兩百條進言奏議，“用事下字皆精切，氣節凜凜如嚴霜烈日。”（宋·費袞《梁溪漫志》）這部奏議集以“盡言”為名，也暗含了劉安世“盡心建言”的用意。
“法之所行，自貴者始。”劉安世存世的奏疏中，許多都與抨擊達官顯貴有關。北宋中後期，朝中高官舉薦子弟親友“走捷徑”把持要職的現象蔚然成風，劉安世多次上奏表示反對。他聲稱，如果朝廷繼續不加分辨地擢任官員們推薦的人選，不僅會敗壞吏治，使得官場風氣更加浮躁，還會助長以權謀私的覬覦之心，最終損害國家利益。因此，即便是對文彥博等“耆德魁舊”（有道德學問的年長舊臣）授予親戚官職之事，他也一律據實上奏，彈劾不諱。
權臣章惇以兒子的名義，強行賤價購買民田。針對此事，劉安世連上十一道奏議，首先激烈地批評章惇作為社稷大臣，不僅沒有以身作則、“奉法循理”，還知法犯法，以官欺民，已嚴重損害朝廷形象；進諫後，因為朝廷只是予以輕罰，劉安世又繼續上諫，表示倘若對官員有所包庇，何以維護法律權威、顯示懲戒之力？他請求朝廷對於此類行為應嚴懲不貸，以“稍正國體”，從而令“天下信服”。
後來，劉安世被提拔為左諫議大夫。當時，宋哲宗還沒選立皇后，民間傳言宮中徵求婢女。劉安世便上疏勸諫小皇帝，趁年輕要勤研經史，多向大臣學習古今治亂之道，不要沉溺於女色。哲宗俯首不語，高太后只好回覆稱並無此事、純屬謠傳。
《宋史》本傳稱，劉安世“儀狀魁碩，音吐如鍾”，“在職累歲，正色立朝，扶持公道。”劉安世認為，“見亂法之臣而不能正”，便是辜負了“職事當然”的責任感和赤誠的報國之志。（《盡言集》）與他同時代的學者王綯在《盡言集跋》中這樣評價劉安世：“言官之楷模，輔弼之龜鑑，卿士大夫之藥石”。
不受利誘 不懼威逼
元祐八年（1093），高太后去世，宋哲宗親政，起用章惇為相，改革派重新得到重用，舊黨士人紛紛遭到罷官免職。劉安世受此牽連，一再遭到貶謫，後來更被“投荒”（流放）達七年之久。
紹聖四年（1097），新黨在同文館置刑獄，審問元祐舊黨官員，史稱“同文館之獄”。章惇、蔡卞等人趁機羅織罪名，欲將劉安世置於死地，幸而讒言未被採納，劉安世被貶至梅州（今廣東梅州）。
貶官途中，章惇等人先是遣人與劉安世會面，脅迫其自殺，未能得逞，又密謀派人一路疾馳追至梅州，伺機刺殺。梅州地方官員聞訊特意趕來報信，劉安世大難臨頭，依舊面色不改，與眾人飲酒談笑，淡然説了一句“死不難矣”。他徐徐寫了幾頁書信交予僕人，吩咐遵照執行，上面記載的都是一起被貶、有生死之虞的同僚的家事。所幸刺客嘔血暴斃，劉安世才逃過一劫。
遷謫瘴癘之地，同行家人大多水土不服，劉安世顧念“使老親入炎瘴之地，已是不孝”（宋·馬永卿《元城語錄解》），便努力讓自己保持身體康泰，以避免令家人擔憂。此後，他愈發嚴以自律，不僅主動戒酒，更做到了“未有惰容，久坐身不傾倚，作字不草書，不好聲色貨利”。（參見《宋史》本傳）
在梅州，劉安世創設了當地第一間書院——“梅城書院”，親自招生授徒，把中原興辦教育的做法引入嶺南。據清代光緒年間《廣東通志》記載，他還建立了一套適用於書院的管理體系，充分發動地方賢達支持，為辦學經費提供來源，使梅州文教漸興，“士習民風翕然丕變”。
招生授徒。簡仁山 作
劉安世北歸之後，梅州人民將書院更名為“元城書院”以示紀念。自此，梅州學風之盛千年不衰，崇文重教、耕讀傳家的傳統深植於客家文化之中，孕育了代代英才。
梅州老城區裏的元城路。梁時禹 攝
晚年，劉安世以承議郎之職，致力於治學傳道，賓客盈門，士大夫往來不絕，名望極高。宦官梁師成正值得勢，手握生殺予奪之權，他企圖以高官厚祿、“為子孫後代考慮”為理由，勸誘劉安世歸附於己。劉安世予以拒絕，並笑着説：“我如果替子孫考慮，不至於淪落至此了。我想以一個十全十美的‘全人’身份，到黃泉之下去見恩師司馬光。”（參見《宋史》本傳）
宣和七年（1125），劉安世預感大限將至，叮囑家人葬禮從簡，不要在靈柩中置放任何東西。去世後，“誦佛經而哭公者，日數千人”。（宋·朱熹《宋名臣言行錄》）
“神凝氣斂風趣逸，鐵漢端如劉器之。”（清·袁昶《南園錢公畫馬歌為榕全尚書作》）從政為官，“誠”字至簡，卻也至難。劉安世以其講真話、進直言、以“誠”奉公的政治實踐，證實了“誠”與“廉”的相通之處：只有正心誠意，摒除私慾，才能做到公正廉明，清風特立；只有盡心盡責，至誠而無畏，才能不受利誘，不懼威逼，經得起淬鍊。
【評説劉安世】
劉安世之所以為後世稱道，正野史各載的一件事足以説明問題。
正史見《宋史·劉安世傳》，雲其嘗從學於司馬光，“光教之以‘誠’，且令自不妄語始”。野史見《玉堂嘉話》，載有他的一句話：“説得一丈，不如行取一尺。”這句話出自多人之口，追根溯源的話，大抵要到劉安世這裏。
司馬光是非常看重“誠”的，他認為：“君子所以感人者，其為誠乎！欺人者不旋踵人必知之，感人者益久，人益信之。”對一個官員而言，“誠意以行之，正心以處之，修身以帥之，則天下國家何為而不治哉？”劉安世繼承了老師的這一衣缽，從不説假話、秉公行事做起。誠，對當時相當部分的官員來説，當然是個高不企及的要求。如宋真宗時王欽若每一奏事，“或懷數奏，出其一二，其餘皆匿之”。為什麼要準備幾個版本？因為哪個“己意稱聖旨”，才把哪個拿出來。有一次，同事不知是剛發現還是有意要戳穿，當着真宗的面説他：“懷中奏何不盡出之？”
“説得一丈，不如行取一尺”，更加振聾發聵了。誰要是編纂一冊從古到今的中國漂亮話大全，必可洋洋大觀。劉安世針對的正是那些“天橋把式”，講起來天花亂墜、唾沫橫飛，卻是“光説不練”。至於“口談道義，而身為沽販；氣凌公卿，而利交市井；畜養污賤，而棄遠妻孥”，典型説一套做一套的，今天早已冠之以“兩面人”，更加可鄙了。劉安世“在職累歲，正色立朝，扶持公道”，尤其“面折廷爭”之時，“旁侍者遠觀，蓄縮悚汗，目之曰‘殿上虎’，一時無不敬懾”。其所踐行之“行一尺”，由此可窺一斑。
“家居未嘗有惰容，久坐身不傾倚，作字不草書”，如果説那還只是劉安世的個人修養，那麼，“不好聲色貨利”，就是為官清廉的基礎了。晚年時，大權在握而“能生死人”的梁師成，派人前來請他重新出山，以“為子孫計”誘之，他笑了：“吾若為子孫計，不至是矣。”劉安世的這種心態和境界，或令古今多少官員感到汗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