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的心魔：利用妖術組織全國性謀反罪大清剿，究竟想幹什麼？

可能有些讀者朋友會有點印象，一些北方農村在辦葬禮的時候，死者一定要先安放在棺材裏，在靈堂過夜，之後才能入土下葬。老人們會説，這是為了讓死者的靈魂能有時間回到軀體裏，因為靈魂和軀體合一，死者才能入土為安。

在我們的傳統文化中，靈魂和軀體是可以分離的。在提倡科學的今天，我們不會再去相信“勾魂”、“攝魂”這類妖術真的存在。但在200多年前的封建時代，迷信普遍存在於基層社會，鄉民對迷信和妖術有着難以克服的恐慌。妖術甚至還被乾隆皇帝拿來利用，並編織了“謀反罪”的帽子，在全國上下發動了一場聲勢浩大的清剿。從民間妖術，到政治清剿，這背後是否有更大的邏輯？讓我們先從江南的幾個小人物説起。

這場清剿是從江南地區的幾個小人物開始的。

德清有個叫沈士良的農夫，經常受同住侄子們的折磨與欺負。後來他聽説，石匠在打木樁的時候，會把活人姓名寫在紙片上貼到木樁頂端，以增強自己的力量。於是沈士良打算藉助這種妖術報復侄兒們。而當他拿着寫有侄兒名字的紙片詢問石匠時，卻被石匠揭發，最後被保正抓了起來還捱了板子。

同樣是在德清，一個叫計兆美的人從家裏出逃，並打算到杭州以乞討為生。路上他不小心暴露了自己的口音，被人懷疑是搞“叫魂”妖術的人，屈打成招後送到了縣衙。

在蕭山，兩個和尚化緣時為套近乎問了小孩的名字，結果被小孩的父母懷疑是想偷走孩子的靈魂，最後也被扭送至縣衙，並遭到刑訊逼供，最後屈打成招，承認自己意圖施行妖術。

被懷疑“叫魂”的人越來越多：被懷疑帶着“叫魂符文”的白鐵匠被打死；一個帶着生僻口音的外來人被綁在樹上打死……越來越多的人被移送縣衙，也有越來越多的民眾相信：有“妖法”的人可以通過人們的服裝、頭髮甚至是名字，勾取別人的魂魄。

但官府調查發現，這些檢舉都站不住腳，蘇州一名知縣在奏摺裏這樣説這些“叫魂嫌疑人”：

均系無籍之徒，結伴求乞，並非善類……所獲紙符，驗非鎮壓迷人之物，且未另有受害人之首報，似乎非扯辮正犯。

就是説這些“犯人”只不過是一羣閒散流浪人員，揹包裏的紙符也不是用來迷惑人的，剪辮子更是子虛烏有。

但民間的恐慌卻並未減少，在鄉間百姓眼裏，為什麼我們懷疑這些“妖人”是如此之深，但最後他們卻只受到了很輕的處罰，官府能否為我們提供保護？

於是恐慌逐漸開始跳出江南，向北方蔓延開去。

18世紀的清廷正值“康乾盛世”。乾隆的父親雍正建立了軍機處，清算了貴族，整個官僚機構都置於皇帝一個人的統轄之下。乾隆雖然不必擔心滿人派系對朝政的干預，可新的問題又出現了：

如何才能保證官僚系統對自己的統治無限效忠？

清朝推崇漢文化，但清廷統治核心畢竟還是滿人，儘管剃髮令早已被漢人普遍接受，但社會上是否還存在着漢族對滿族的敵對情緒呢？

滿人奪權時引以為傲的財富在褪色，滿族、滿洲習俗在衰退，腐化趨勢也越發明顯，該如何依靠這些“自己人”保住江山呢？

這些隱憂成了乾隆皇帝的心魔。

在這一背景下，“叫魂”引發的民間恐慌通過耳目傳到了乾隆那裏，乾隆又擔心了：這裏面涉及到了滿漢之間非常敏感的“頭髮”問題，萬一背後是有妖黨利用剪髮生事可怎麼辦？

乾隆意在儘早捉兇，但當他詢問江南大員兩江總督高晉和巡撫彰寶時，得到的是近乎無懈可擊的彙報。於是，乾隆開始斥責這些地方大員，“其奈汝上下模稜之習牢不可破何？”

另一地的巡撫表態嚴肅查處，但未能抓到罪犯，乾隆也表達了他的不滿：“不意汝竟如此無用！”

1768年的整個8月，大多數被抓住的嫌犯，都只是來自社會邊緣底層的和尚與乞丐，妖黨的首領未能落網。

9月初，乾隆給七省督撫下發了一道上諭，終於將妖黨和剃髮聯繫在了一起。

10月，乾隆又發佈上諭指明，妖黨可能企圖挑起百姓對官府的仇恨，來發動一場大叛亂。

於是，清剿的對象開始指向謀反，各省官僚大員開始動員起來。

但當各省的犯人被押送到京城，並交由軍機大臣親自審問後發現，所謂“妖黨”都是被地方官府屈打成招的。

拿最初蕭山發生的和尚案件來説，軍機處發現，原來是捕役向他們索賄，幾位和尚拒絕之後遭誣陷而入獄。於是蕭山和尚、乞丐計兆美、農夫沈士良最終被遣送回鄉。一場抓捕妖黨首領的清剿，竟然是官府利用“妖術”屈打成招、自編自導的鬧劇！於是無數地方大員因失職而遭徹查。

美國曆史學者孔飛力在《叫魂》一書對“叫魂案”有過這樣的分析：

“像叫魂案這樣一樁政治罪所造成的最大沖擊，就在於它動搖了官僚們用以有效保護自己的常規行為方式，從而為弘曆創造一個環境，使他可以就自己所關心的問題同官僚們直接攤牌。”

在乾隆看來，江山永固需要官僚們對朝廷絕對忠誠，皇帝雖然坐擁天下，但卻分身乏術，只能依靠地方督撫替他坐守一方。而作為地方的最高領導，督撫們完全有能力建立一個“獨立王國”，面對朝廷的日常考核，他們可以用精巧、不透風的語言，上下其手；或在身邊培養自己的黨羽，以抗上意。所以皇帝對這些地方官們很不放心。而謀反罪就是一個機會，讓乾隆能直接面對地方官僚，嚴厲地拷問他們對朝廷統治的忠誠度。

實際上，在懷疑背後有“妖黨”的乾隆看來，地方督撫確實可以説是“上下其手”：河南在3個月的清剿時間中，僅僅抓到了25名嫌疑犯，而嫌犯基本是流浪漢、乞丐和遊方僧，並無有頭有臉的“妖黨”首腦。

提出“謀反罪”，乾隆也是想跟官僚機構直接攤牌，究竟官僚機構要不要效忠於中央朝廷？這樣看來，上升為謀反的“叫魂案”，恰恰是考驗地方官員忠誠的試金石。乾隆在利用謀反罪考驗整個官僚體系的忠誠。而至於那些瀰漫於民間的迷信與恐慌，到近代才逐漸在科學知識的傳播中逐漸消散。

今天回頭看，“叫魂案”中那些辦事不力被處置、罷免的大員有些冤枉，但他們其實也不可能避免這種命運，畢竟“妖黨”並不存在，它只是乾隆的一種心魔。帝制時代，皇帝“高處不勝寒”，最恐懼的莫過於被臣下算計。乾隆利用妖術編導了一出清剿鬧劇，無非就是考驗官僚系統的絕對忠誠，確保大清政權的絕對永固。

葛靜波：《1768：“叫魂案”背後的乾隆盛世》，《名作欣賞》 2017年第23期。

施京吾：《盛世下的“零和社會”——以1768年“叫魂案”為例》，《同舟共進》 2012年第9期。

（美） 孔飛力著 陳兼譯：《叫魂——1768年中國妖術大恐慌》，上海三聯書店2012年版。

（作者：浩然文史·哈卡色）

本文為文史科普自媒體浩然文史原創作品，未經授權禁止轉載！

本文所用圖片，除特別註明外均來自網絡搜索，如有侵權煩請聯繫作者刪除，謝謝！

我們會每天為大家奉上精彩的歷史文章，懇請各位讀者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