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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知兵非好戰，晚清兩大商業巨頭的決戰，智慧還是陰謀？
在成都的武侯祠，有一幅清代的趙藩撰寫的對聯，其內容是：“能攻心則反側自消，自古知兵非好戰；不審勢即寬嚴皆誤，後來治蜀要深思。”這幅對聯旨在讚頌諸葛亮的軍事才能，順便也抓住了“知己知彼”“攻心為上”“順勢而為”這三條《孫子兵法》的思想精髓。
有人就有江湖，有利益就有鬥爭。人類的進化史、社會的發展史，歸根到底都是一部鬥爭的歷史。商業鬥爭古今中外層出不窮，但最精彩、最能體現商業鬥爭戰術運用水平的，近代莫過於晚清兩大商業巨頭盛宣懷和胡雪巖的決戰。
盛宣懷是江蘇人，胡雪巖是安徽人，兩個人都是晚清時期的兩個商業天才，也是蘇商、徽商中的佼佼者兼龍頭老大。商業競爭是常見的，但上升到生死相搏的商場決戰則是罕見的。盛宣懷與胡雪巖二人或許在以往也因為爭奪市場、搶佔商機等發生過鬥爭和齷齪，但有中國自古以來的“和氣生財”“在商言商”雄厚思想為基礎，兩人也算是和平相處，各自“悶聲發大財”。
但時勢的逼迫最終讓兩個“以和為貴”的商業巨頭舉起了決鬥的寶劍。前些日子，我曾經寫過一篇題為《晉商風雲鑑：痛其隕落，哀其沆瀣》的文章，對晉商在歷史長河裏的湮滅作過分析，有興趣的朋友可以通過鏈接閲讀了解。不論是晉商、蘇商、浙商、京商還是徽商，從其誕生之日起就缺乏獨立的發展環境和趨勢，不可避免地與明清兩代官場唇齒相依、生死與共。而盛宣懷、胡雪巖兩大商業巨頭的最終“拔劍相向”，也正是這種“先天屬性”的產物。
胡雪巖的背後靠山是左宗棠，左宗棠運營官場乃至征戰疆場、建功立業，背後依靠的財團就是以胡雪巖為首徽商集團；盛宣懷則是李鴻章的財力後援，是李鴻章“一手帶大”的嫡系力量。左宗棠與李鴻章在朝廷上分屬兩個政治派系，而且鬥爭相當劇烈。俗話説：“揚湯止沸，不如釜底抽薪”，為了徹底打敗左宗棠，防止其勢力反撲，李鴻章集團經過深思熟慮和嚴密策劃，使出了朝堂鬥爭與商業鬥爭並行，“標本兼治”、斬草除根的行動策略。朝堂鬥爭由李鴻章牽頭，商業鬥爭則以盛宣懷牽頭，李鴻章為幕後支撐。
可以説，盛宣懷是抱着“首戰即決戰，一戰決生死”的態度來對待這次商戰的，可謂是知己知彼、有備而來，且來者不善，招招要命。在中國文化的語境裏，智慧與陰謀並沒有十分明確的分野，究竟是智慧還是陰謀，區分主要是誰在用、為什麼用、用了之後的效果。盛宣懷對付胡雪巖的各種策略和招式，幾乎是《孫子兵法》和《三十六計》的實踐版，是高明還是卑鄙，就請讀者朋友自我取捨了。
胡雪巖有一個重要的生意就是每年收購囤積生絲，然後壟斷和控制江南的生絲市場，形成價格決定和份額分配的寡頭地位。打蛇打七寸，最得利的地方往往就是最脆弱的地方。盛宣懷抓住胡雪巖的這個“七寸”，事先安排商業間諜摸底排查，對胡雪巖的生絲買賣乃至客户資源幾乎瞭若指掌。胡雪巖收購生絲的時候，盛宣懷也在大量收購；等到胡雪巖開始出售的時候，盛宣懷先入為主，用低價誘惑、錢財收買等手段，“隔離”了胡雪巖原本的客户渠道，各地商人和洋行買辦均不在胡雪巖處購買生絲，致使胡雪巖庫存積壓嚴重，流動資金逐漸捉襟見肘。
很少有大商人、大企業不會通過借債、貸款等融資手段擴大經營的，胡雪巖也不例外。而且胡雪巖自持家底厚、手段高，在借債方面膽子就更大了些。胡雪巖曾經在匯豐銀行借款六百五十萬兩白銀，期限七年，每半年付本還息約五十萬兩；第二年，他再次向匯豐銀行借款四百萬兩，本金合計一千多萬兩白銀，每半年的還款金額近一百萬兩了。
另外，左宗棠行軍打仗的時候，胡雪巖曾經以自己的名義為左宗棠籌集軍費八十萬兩。這八十萬兩是向外國銀行的貸款，錢雖然是左宗棠及朝廷所使用，但貸款合同上的債務人卻是胡雪巖，這筆貸款也恰好到期了，外國銀行只向胡雪巖催要。當然這筆款是有還債來源的，朝廷也決定撥付八十萬兩餉銀，交給胡雪巖還貸。
按説這是有依靠的債務，不該成為胡雪巖的累贅，但盛宣懷卻恰好將文章做在了這筆欠款上，使得胡雪巖流動資金鍊斷裂，財務狀況頓陷窘迫，為後期的資金危機埋下了伏筆。盛宣懷找到負責撥付款項的上海道台邵友濂，以李鴻章的名義要求將撥款日期延後20天。
李鴻章與左宗棠是朝廷上的兩大對頭，對於上海道台邵友濂而言，“神仙打架，凡人遭殃”，兩個人都是自己惹不起的巨頭，左宗棠的事他不能不辦，李鴻章的話他也不敢不聽。更何況對方的要求僅僅是遲撥20天，也不是不撥，邵友濂就琢磨着遲20天出不了問題，自己也樂得兩頭做好人，誰都不得罪。於是，這筆款就沒有按時到達胡雪巖的賬户。也正好是這位道台的“騎牆主義”無惡意之舉，給了胡雪巖致命一擊。
對於盛宣懷來説，20天的時間差已經足夠讓他給胡雪巖製造出大軍壓境、泰山當頂的強大攻勢。在盛宣懷攛掇下，外國銀行步步緊逼，催收貸款。胡雪巖無奈之下，只好將自己的阜康銀行的備用金調出八十萬兩，補上了外國銀行的這個窟窿。胡雪巖調動存款備用金的消息很快就通過商業間諜傳到了盛宣懷耳朵。
盛宣懷這是嚴密推算、精心計劃的，胡雪巖的這個做法正中他的下懷。他立即動員所有的存款大户前往阜康銀行提取存款，進一步加大胡雪巖的資金壓力。同時，他在各省的市場上大造聲勢，宣稱胡雪巖因為大量囤積生絲賠了血本，欠匯豐銀行鉅額貸款無力償還，不得已動用阜康銀行存款備用金。一時間，幾乎所有胡雪巖阜康銀行的客户和其他生意夥伴都覺得，阜康銀行倒閉在即，胡雪巖財團即將全軍覆沒。
這樣一來，不用盛宣懷去動員，所有的存款户都前往阜康銀行的各地分行去提取自己的存款，各分號門前人山人海、接踵摩肩，人們不惜擠垮銀行的門框，踩斷銀行的門檻。而這個時候的阜康銀行，早已呈現“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的景象了。也正是到了這個時候，胡雪巖才意識到這個危機並不是機緣湊巧，而是盛宣懷這個對手在設計整垮自己。
雖説沒有炮火連天，沒有刀槍劍戟，沒有血肉橫飛，但這場商戰的慘烈絕不亞於任何有硝煙的戰場。在這場鬥爭裏，盛宣懷步步為營、精心算計，完全掌握了先機和主動，而胡雪巖則是疲於應付，且完全陷入了敵手的掌控。更重要的是，在這場商業鬥爭裏，盛宣懷幾乎將現代化戰爭才使用的信息戰思想，活靈活現地運用了進去。
例如，大量派遣商業間諜，對胡雪巖商業經營的一舉一動進行監控，做到知己知彼、瞭若指掌，然後對症下藥；加強輿論引導，給胡雪巖刻意製造財務危機。而最致命的則是陷胡雪巖於“信息孤島”，使之失去反攻的可能。
在胡雪巖身陷重圍的時刻，胡雪巖才想起了呼叫救援。胡雪巖首先派自己的管家高達，去拜訪上海道台邵友濂，邵友濂讓門房拒絕了高達的求見；胡雪巖萬般無奈之下親自去找邵友濂，邵友濂則在盛宣懷授意之下，以巡查製造局為名溜之大吉。邵友濂手裏掌握的八十萬兩白銀，此刻在胡雪巖眼裏已經是“救命仙丹”，可惜只能成為可望而不可及的“水月鏡花”。胡雪巖萬般無奈之下只能給左宗棠發電報，請求左宗棠出面讓邵友濂撥付銀兩，但電報局早已被盛宣懷收買控制，胡雪巖的電報根本就沒有發出去。
這場商戰，最終以胡雪巖一敗塗地而告終。商場鬥爭的勝負其實就是晚清官場鬥爭的折射。光緒十一年七月（公元1885年9月），胡雪巖財團背後的後台老闆左宗棠因病去世，同年十一月，胡雪巖本人則在商戰敗北的鬱悶和憤恨中離開人世。
可惜的是，胡雪巖、盛宣懷、喬致庸等晚清時期的商業天才們，他們佔據了富甲天下、財匯萬方的機遇和實力，卻不得不將自己的商業命運被迫和腐朽的晚清朝廷，以及“外戰外行，內戰內行”的官場鬥爭聯繫起來，既喪失了締造屬於自己的商業帝國、造福民眾的機會，在最終伴隨着清王朝的覆滅而終結了所屬財團的商業命運，這既是當時商人們的不幸，也是國家的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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