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時評】
作者：熊丙奇（21世紀教育研究院院長）
大學是城市文明水平的重要標誌，當城市間的競爭愈加激烈，高教資源作為城市發展的內生動力與後發優勢，自然越來越受到重視。據媒體近日報道，積極籌辦新大學，已成為近年來一座城市發展的新趨勢。
根據2020年全國教育事業統計主要結果，2020年全國共有普通高等學校2738所。而2000年這一數字僅為1041所，也就是説，在過去20年間，我國高校數量翻了近3倍。最近幾年來，一批正在積極籌建中的新大學，更是如雨後春筍般在全國各地紮根。2018年，深圳市與中國科學院正式簽約共建中國科學院深圳理工大學；2020年8月香港城市大學（東莞）建設公開招標，估算投資307億元的香港理工大學（佛山）也於同年啓動建設。
對於各地籌建新大學，輿論的反應不一。贊成者認為，高起點籌建新大學，可以豐富當地的高等教育資源，提升城市的競爭力，尤其是軟實力；反對者則認為，我國高等教育已經過了快速擴張的年代，進入普及化時代，一些地方的高校已經面臨生源危機，不宜再籌建新大學。
在筆者看來，各地結合經濟、社會發展籌建新大學，只要經過嚴密論證，並無不可。關鍵是在籌建一事中處理好兩大關係：一是大學建設與城市發展的關係，二是新與舊的關係。
“一流城市，一流大學”，這是不少人對大學和城市關係的界定，説的是大學與城市相互成就。表面上看，這個觀點沒什麼問題，不過從地方政府支持大學發展角度看，過於功利的質疑難以避免。有的地方政府支持興辦大學，包括引進國內外知名大學辦學，多是希望大學馬上能夠給當地經濟社會發展帶來回報，比如通過建大學拉動當地經濟，或者要求大學把更多招生名額投放在當地，提高當地的升學率。這就會給大學的建設及發展帶來影響。地方政府需要明確的是，辦大學不能只盯着為地方培養人才，如果要辦成高水平的大學，就需要面向全國，而且辦學是“百年大計”，不能指望在短時間就給當地帶來回報。
從過去20年的大學發展史來看，我國一些開辦在地級市的高校，最初地方政府是高度支持的，然而在度過最初的“蜜月期”後，有的大學已經準備搬遷到省會城市。原因是地方政府沒有獲得預期的回報，對大學的支持力度減小；而大學也覺得獲取資源不便利，而選擇離開。在美國，一些知名大學就辦在鎮上，這並沒有影響學校發展成有影響力的學府，原因正在於學校雖開辦在小地方，但具有國際視野，且建立了健全的募款體系，學校的辦學經費也主要源於社會（校友）捐贈以及相關經營收入，並不依賴財政撥款。
採用基金會辦學模式，對於理順城市（地方政府）和學校的關係極為重要。一方面，財政對學校辦學的投入、學校獲得的捐贈收入、學費收入，都進入基金會，可以確保學校辦學的公益屬性，無論公辦還是民辦。另一方面，由基金會興辦大學，實行學校的現代治理，可減少或避免大學創辦者對辦學的干擾，利於落實和擴大學校的辦學自主權。2018年正式成立的西湖大學，採用的就是基金會辦學模式。
新建大學對於我國高等教育發展的重要意義，並不在於增加一所大學、增加高等教育資源，而在於探索高等教育改革、促進高等教育質量提升。為此，評價一地的高等教育發展，不在於是否有新建大學，而在於高等教育是否有新的改革、突破與作為，這是地方政府應該有的“新”觀念。一些網友不支持興辦新大學，也在於此，如果能把所有已有的大學都辦好，提高這些學校的辦學水平，為何一定要新建大學呢？沒有改革的理念，新建大學依舊採取傳統的管理方式，既耗費資金，又難以起到推進高等教育質量提升的作用。
概而言之，進入教育普及化時代，提高教育質量是發展教育的首要目標。“十四五”規劃明確提到“建設高質量教育體系”，這要求推進高等教育分類管理和高等學校綜合改革，構建更加多元的高等教育體系。因此，要聚焦高等教育的內涵發展，即便興辦新大學，也要基於優化區域高等教育資源佈局、構建多元化的高等教育體系來進行。
《光明日報》（ 2021年03月17日 02版）
來源:光明網-《光明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