楠木軒

跳出“社會時鐘”的人

由 湯生 發佈於 經典

  羅子璇在舞蹈室練舞。本文圖片均由受訪者提供

  李真在健身房。

  2022年年初大雪後,王珂在哈佛大學懷德納圖書館門前拍攝。

  社會是有時鐘的。

  一些是顯性的,寫在條例裏。比如6歲被准許進入小學,最低12歲應開始承擔刑事責任,18歲無論你是否準備好,你都將在法律意義上成為一名成年人。

  一些是隱性的,寫在人們心裏。比如28歲,是一名女性在婚戀及職場上所謂“最後的黃金期”;35歲,是職場裏一條隱秘的“分割線”;40歲,一個人該有穩定的事業以及婚姻;60歲,就應該退休照顧孫輩。

  社會時鐘是一個尺度,它用一種統一的規範丈量着每個人的生活節奏,錨定人們在不同階段應有的權利與義務。

  但是作為具體的個體,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時間腳本。社會的時鐘無法框定個體的意志,在同一張錶盤上,總有想要跳出刻度之外的人。

  逆行者

  24歲的羅子璇決定重啓高考藝考,就像分手已久的冷心戀人突然回頭。

  那時她工作穩定,收入良好,上一次學習跳舞是兩年前的事,同期考生都比她小5歲以上,而畢業後她將近30歲,很可能找不到比現在更好的工作,但她還是決定“任性”一次。

  62歲的李真在經歷一場疾病後,開始健身,並在社交平台上記錄“62歲健身日記”; 27歲的李雷從疲憊不堪的研究生學習中逃離出來,休學來到新西蘭旅行打工;42歲的李娟辭去某房地產集團策劃部總經理的職位,成為一名獨立攝影師。

  他們自稱“逆社會時鐘者”,反對“什麼年齡就該做什麼事情”,主張“在命運為你安排的屬於自己的時區裏,一切都準時”。

  王珂也是其中的一員。

  從表面來看,王珂名校畢業、工作體面、薪水不錯,有一份漂亮的履歷,“但職業其實都是兩面的,一面是拼命留在紙面上的給別人的印象,另外一面就是你自己的感受,而我的自我感受非常糟糕。”

  大學畢業後,王珂進入諮詢行業,這是一份在很多人看來非常體面的工作,但她感受到了一種巨大的落差。看似光鮮亮麗的企業之下,具體到個人卻可能在做一些無意義的雞零狗碎的工作,“比如反覆調整Ppt的字體色號”。

  29歲那年,王珂與即將結婚的男友分手,準備很久的專業考試沒有通過,母親遭遇車禍自己卻因工作太忙而無法照顧,事業依舊毫無起色。在巨大的幻滅和無意義感下,王珂大病一場。

  病癒後,她決心擺脱這一切。2019年年底,王珂開始留學申請。2020年2月,她收到哈佛大學的錄取通知書。如今,她與在哈佛大學認識的同學一同創業。

  這是一些會被精選置頂、廣泛轉載、在各類社交平台獲得高讚的“逆時鐘故事”。讀者們通常會在閲讀他們的故事時被鼓舞,甚至在腦海中幻想屬於自己人生的另一種可能。

  故事的B面

  但故事的B面通常是這樣的。

  “你家閨女現在在幹嗎?”電梯裏,有人問道。

  “準備考研呢。”母親的語氣有些不自然。

  張洋戴着口罩和鴨舌帽,垂頭站在角落裏一言不發。

  考研只是她搪塞父母的説辭,實際上,她現在什麼都沒在幹,“字面意義上的無所事事”。

  大學畢業後,同學們或找到工作或繼續升學,最不濟也在積極考公或者考研二戰,只有張洋一個人回到家裏,每天最重要的事情是看着窗外的兩顆柳樹發呆。

  “如果我説我就是想休息一下,你會信嗎?”

  從大三開始,張洋逐漸發現自己成為一個格格不入的人。朋友們的討論突然之間就從吃喝玩樂,轉變成了“準備去哪所學校讀研”或者“打算找什麼樣的工作”,張洋在這樣的討論中總是沉默。

  張洋常覺得自己在跑一場沒有盡頭的馬拉松。曾經,她以為“高考”是這場比賽的終點,但現在,目的地變成了“一份好工作”,而未來,或許還有“美滿的婚姻”“優秀的孩子”等各種標杆,這場比賽無法喘息,難以停下,稍不留神就會被後來者踢下跑道。

  “但如果我主動退出跑道呢?”

  畢業後,張洋打着“為夢想再拼一次”的旗號回到家裏,堂而皇之地開啓了她的“休息計劃”。她裝模作樣地買了幾本考研書籍,實際上每天關着門在房間裏發呆、讀書、看電影或者打電子遊戲。

  剛開始的確是快樂的。張洋把此前在大學期間積攢下來的想讀書目挨個兒讀完,買了一個新的遊戲機,偶爾需要在父母查崗時假裝學習。

  但很快,快樂消失了。

  9月,開學季到來。朋友圈裏突然被各種錄取通知書刷屏,原本的老同學們來到新學校讀研,曬着新朋友和新生活,而張洋已經一個星期沒有出門,牀頭堆滿了零食袋和遊戲卡。

  張洋突然感覺自己被落下了。她覺得自己像是停在了一個真空的時間泡裏,只能呆呆地看着其他人從自己身邊呼嘯而過。

  朋友和親戚們詢問起她的近況,張洋無法實話實説,她發現自己既不屬於某個學校,也不屬於某個公司,成為了一個失去社會身份的邊緣人。

  張洋感到一種強烈的羞恥感,覺得自己像一個失敗者,“但其實,我不過就是想休息一下,為什麼我一定要馬不停蹄地找工作或者繼續讀書呢?為什麼不能允許我作出第三種選擇?”

  陳深與張洋有相似的困惑。

  研二那年,陳深自作主張選擇了休學,原因是嚴重的抑鬱症和身體問題。

  辦完休學手續的那天晚上,父親的情緒狀態異常差,他反問陳深:“為什麼是你要休息?有的人生了重病也沒有休息,有的人天資很差也沒有休息,但是你為什麼要去走這條路?我周圍從來沒有同事朋友的孩子休學,為什麼只有你堅持不下來?”

  陳深被父親的問話刺痛,覺得自己成了家族恥辱。

  她從小便是“別人家的孩子”——聽話、懂事、成績優異。高考完,陳深在父親的安排下選擇了電子信息專業,未來的規劃是一路升學到博士最後成為一名高校教師,陳深接受了這樣的安排。

  但大一下學期,問題出現了,陳深發現自己根本不適合也不喜歡這個專業,但是為了滿足父親的期待,陳深還是選擇堅持。大學四年,陳深幾乎放棄了社交,整天泡在圖書館裏,才能勉力維持成績。

  但到了研究生階段,原本靠努力換成績的路數走不通了。每週組會上,面對同門滔滔不絕的分享,陳深説不出一個字,時常被老師點名批評。同組的4個同學經常聚在一起討論學術問題,陳深聽不懂也插不上話,逐漸被同門疏遠。

  在巨大的落差感下,原本在大學期間便長久積壓的抑鬱情緒終於爆發。研一上半學期的期末考試周,陳深提不起力氣做任何事,在牀上躺了整整一週,後來陳深被診斷出了抑鬱症。

  休學的念頭就在這時產生。

  當陳深向父母談起休學意願後,他們回應道:“你現在休學可能會讓親戚朋友議論,你要再忍忍。而且你是我的女兒,你天資肯定很好,你不可以做這種事。”

  經過一年的掙扎以及與父母反覆的爭執,陳深自作主張向學校提出了休學申請。但她覺得自己的“逆行之路”也就到此而止了,一年後她仍然會選擇重歸正軌,繼續完成學業,因為她覺得“自己的休學使得父母感到丟臉,這也是一種不孝”。

  陳深喜歡電影,高三,她還堅持在下晚自習後看兩小時的電影,但她從未想過從事相關工作,理由是“父母不會同意的”;她喜歡心理學,甚至想放棄自己的專業重新學習心理學,但前提是“沒有來自父母及外界的壓力”。

  在採訪結束後,陳深語氣哽咽地補充了一段話:“我對父母的愧疚是社會強加給我的枷鎖,同時也是強加給父母的枷鎖。我希望這個社會不要用有色眼鏡來看待我們這羣人。我們為什麼要揹負丟人的枷鎖?僅僅是因為我們想換一條道路,或者想停下來歇一歇嗎?為什麼這會成為我們的一個恥辱?”

  代價與現實

  比起觀念的束縛,現實的壓力要來得更為殘酷一些。

  休息9個月後,張洋開始感受到自己的“越軌”帶來的代價。

  理所應當地“考研失敗”後,張洋開始尋找工作。理論上,張洋出身名校,在校期間成績不錯,也有過幾段大企業的實習經歷,但她發現簡歷上近一年的“空窗期”抵消了她所有的優勢。

  “現在的企業宛如有處女情結的直男。”張洋説。錯過應屆生校招的她,只能和有豐富工作經驗的應聘者一同參與“社招”,而她顯然沒有任何優勢。

  願意給她機會的小公司,卻在面試時反覆詢問同一個問題:“簡歷上為什麼有這麼長一段空窗期?”剛開始,張洋會努力為自己編幾個看起來好聽一些的理由,比如“專注考研,學習專業知識”或者“投身公益,積極參加社會實踐”,但對方大多撇撇嘴,不置可否。

  後來,張洋被反覆的質疑問煩了,直接自暴自棄説:“我就是不想一直這麼卷,我想給自己放個假。”面試官沉默半晌,給了一個模稜兩可的回覆:“現在的年輕人就是有態度。”接着便再無下文。

  王珂也有相似的經歷。

  在決定去哈佛讀研之前,王珂曾用兩年的時間為自己謀求新的職業道路,她投出了將近250封簡歷,面試過各種千奇百怪的公司,但最終的收穫寥寥無幾。“這個社會默認你得走直線,人沒有辦法走錯一步路,一旦人被某種力量推向一條錯的路,全世界的大門都可能閉上,因為你的下一步,永遠取決於上一步,一旦走差了,很難有人再給你機會。”

  還有職場對女性的年齡歧視。王珂曾親耳聽到公司裏的招聘者評價某位候選者:“這個人剛結婚,肯定是要過來生小孩的,不要。”這位招聘者也是女性。

  那些跳出束縛的人,背後通常有充足的資金支持、沒有養家重擔卻有一羣支持他們選擇的親友。他們有“勇敢的資本”。

  但更多人可能像王磊一樣。王磊40歲,他也想辭職讀研,但他覺得這幾乎是一個不可能實現的夢想。

  首先,最為現實的,經濟問題如何解決?作為一名揹着房貸、有兩個孩子的已婚男性,王磊沒辦法拋下贍養家庭的責任,只為追求自己的夢想,“這太自私了”。

  其次,讀完碩士之後呢?在短暫的逃避之後,現實的壓力還是會迴歸。那時候,作為一名沒有什麼資源的中年人,他又該如何重歸社會,找到一份合適的工作?

  在王磊看來,這個社會對於年齡很苛刻,社會主流的審美觀“欣賞年輕美好,厭惡醜陋衰老”。王磊曾嘗試性地在各大招聘平台投遞簡歷,但最終結果是,現階段的他只能擁有三類工作:需要遠離家庭的駐外工作、保險銷售以及催債人員,而這並不符合王磊對自己的期待。

  “40歲的悲哀就是喪失了可能性。喪失了工作的可能性,喪失了生活的可能性。除了中彩票、撞大運之外,剩下的只能是一條道走到黑。是的,那個黑,就是我們常説的死亡。”王磊在個人主頁裏在寫道。

  理想世界

  為什麼“逆社會時鐘”會如此困難?“社會時鐘”又為什麼會存在於我們的社會?我們應該選擇打破它嗎?又是否存在一個更為理想的社會模式?

  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鄭作彧研究“時間社會學”,在他看來,“社會時鐘”的存在主要源於兩個核心的原因。其一是現代國家在以經濟發展為核心的目標導向下,人類生命變成了一種資源,而生命本質上就是一種時間過程,因而對每個人的生命時間進行統一管理,便成為重要的經濟發展要素。

  其二,如何對有限物質資源進行適當分配是很重要的國家管理要務,而時間就成為了一個有效的篩選標準。比如“教育時間”就是一種典型的機制,它規定每個人在固定的時間完成相應的內容,然後在每個時間點用考試做分割,以此來對人力質量進行排序,“教育的理念本應讓學生能學會事情,但今天的教育進度不是按照學習成效,而是按照時間來推進的,然後再用時間當門檻,把有限時間內學不會的人給淘汰掉。這其實和教育理念相互矛盾。”

  鄭作彧曾在德國讀書,在德國,大學之後便不再設有學習的時間限制,畢業的時間取決於你什麼時候修夠相應的學分、學會所有的專業技能。他指出,這或許為消解“社會時鐘”提供了一個可借鑑的思路。

  但中國的情況顯然更為複雜。鄭作彧認為,中國在短短40年間完成了歐美200多年的發展任務,這同時也導致不同世代的問題與觀念疊加在一起。比如在上一輩眼裏,25歲是一個適婚年齡。但在現今的教育制度下,很多人走出校門時可能已超過25歲。但中國又是一個“家本位”的國家,父母對於孩子的人生有極大的話語權與決策權,這就導致年輕人既要面對他們自己的時代問題,又要面對上一輩強加給他們的任務,衝突與束縛便如此誕生。

  而職場對於員工的年齡限制則是一種發展陷阱。鄭作彧指出,在改革開放初期,許多領域尚是空白的時候,很少有人會考慮年齡問題。但當一個領域發展到一定程度後,此時的既得利益者為了維護自身的利益,就需要更為標準化的人力,而願意順應社會時鐘的人,則相對而言會更為標準化。因此,當一個領域開始使用年齡做門檻時,也就意味着該領域會越來越被既得利益者所霸佔,而這也恰是它陷入發展陷阱的開始。

  那麼我們究竟該如何打破這一切呢?

  真正的答案或許有些悲觀。鄭作彧曾提出過一個觀點:“沒有人可以擁有時間。”意即“沒有一個人的時間是自己的功勞,一個人可以在什麼時候做什麼事情,必然是因為他背後有直接或間接的資源去支持他”。而一名“逆社會時鐘者”通常需要面對來自觀念與現實的多維壓力,這遠不是空喊幾個“勇敢做自己”的口號便能改變的事情。

  但從長遠來看,答案又或許是樂觀的。鄭作彧很喜歡德國哲學家阿多諾的一句話:“唯有絕望才能拯救我們。”他指出,當我們這一代的多數人都覺得很難做自己時,我們會希望我們的下一輩能夠有更多的自主空間。而國家發展的平穩化,也使得世代與世代之間的距離拉寬,我們不再需要像從前一樣在濃縮的時間裏同時解決幾代人的問題。因而當時間的輪轉把我們這一輩蜕變成“上一輩”時,我們或許可以創造出一個不一樣的社會。

  (應受訪者要求,王珂、張洋、陳深、李雷為化名)

  中青報·中青網見習記者 裴思童 來源: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