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長江商學院成立之際，世界經濟正從98年前後的跌跌撞撞走向全面復甦。中國剛剛加入WTO，中美關係的主旋律是“合作共贏”，經濟全球化讓所有的經濟體共同受益。
五年後，“騰訊五虎”之一、騰訊首席行政官陳一丹成立了騰訊基金會——第一家民政部批准的基金會。出於“樸素的直覺”和“增加用户黏性”的現實需求，騰訊公益走在了探索前列。陳一丹以“辦學不取回報”的方式捐資20億元創辦武漢學院，開啓國內非營利性民辦公益大學的先河。
成立二十餘年，騰訊從一隻深圳“小企鵝”起家，業務觸角也從深圳伸向了世界。互聯網技術深刻地改造了人們的生活，自身也在高速發展的黃金期中受益。我們迎來了一次科技轉型的歷史機遇的同時，也開始面臨難以預測的風險和挑戰。
如李海濤教授所説：“我們生活在一個劇變的時代，面臨巨大的不確定性，巨大的挑戰。從企業家角度來講，每個因素又都可能顛覆整個行業。”
站在新的商業文明起點，企業家該如何思考自身的角色定位，做出更好的決策？我們又該如何考慮科技進步與未來的關係？
2013年，42歲的潮汕人陳一丹，提前“退休”，離開騰訊一線，開始“二次創業”。他為的是兩件事：公益辦學、教育創新。開公司和做公益，有相似之處，也有許多不同。
開公司，是為了創造經濟效益，首先考慮的是“持續盈利，永續經營”，要對股東、員工、用户和合作夥伴負責，要能先在激烈的商業競爭中活下來。
“在騰訊，我們把用户擺在第一位，因為用户創造了價值，所有相關方都會得利。有用户了，各種模式都起來了，取得了盈利，股東和員工才會認可。所以一定要把用户擺在前面。”陳一丹表示，在互聯網行業，舉目為綱，用户就是“綱”。
但做公益，面向的是更廣泛、複雜的羣體和系統，難在“效益評估難以量化”。“做公益事業並不比市場競爭企業容易，有時候甚至更難。”陳一丹説。
公益，要創造社會效益，把錢聚到需要幫助的人手裏。做公益的思考脈絡難以像企業那麼明確，沒有盈利表、資產負債表的數據，也沒有市場的檢驗。
2019年，中國互聯網公益平台在捐款數額上做到了全球第一。但純粹的數量，並不是評估慈善事業進展的唯一標準。
“慈善項目不能簡單理解為是調動情緒來募捐，應是一個理性客觀的公益形態。”為此，陳一丹提出了“理性公益”，即是指捐贈者要像企業董事和股東一樣關心捐贈效果。“不僅僅是捐款，還要投入時間觀察自己的項目”，保證監督和反饋，更理性地看待公益事業的真正效果。
對陳一丹來説，這重身份的變化也帶來了視角的偏移。
▲（陳一丹同學在公益大講堂上做分享）
在騰訊時期，陳一丹作為企業家的“使命感”，是帶領公司找到核心價值。當時，騰訊提出“把用户擺在第一”，一切以用户價值為目的。2019年騰訊進一步將其升級為“用户為本”，同時，提出了新的價值口號：“科技向善”。
當產品越做越大，有能力滲透進人們的日常生活，潛移默化地影響、改變人們的生活方式和價值取向時，企業就不能只從單純的商業模式和商業邏輯來判斷公司的決策。
以微信為例，用户體驗是其核心價值。但如何能在提升用户體驗的同時，也和社會環境、社會導向有機結合；如何給社會帶來持續的正面影響，把“科技向善”作為新內核融入產品新使命，則是企業家們要思考的事情。
於是，如何利用原生優勢，用互聯網技術和平台來連接各個NGO和捐款者，打通慈善事業上下游，便成為了互聯網領域的新方向。2007年，騰訊公益從成立慈善基金會為起點出發。2021年，騰訊新成立了“可持續社會價值創新事業線SSV”，在農業、教育公平、減災方面做出更為積極的探索。
而無論是慈善公益，還是教育辦學。陳一丹強調，“要讓專業的人做專業的事”，要擁有執行力強的團隊，同時“抱有使命感”。
“私營企業或者非營利機構可能有很多層面的不同，兩個領域在這麼多年的發展下要互相學習、互相滲透、互相參照。公益項目要講效率，也要看效果。”陳一丹説。
近兩年來，包括騰訊在內的很多互聯網大廠開始注重企業的社會影響力，相繼發佈ESG責任報告，並將“雙碳”上升到公司戰略高度。ESG報告，成為繼財務指標外，評估公司的“第二張表”。
辦公司，做公益，出發點各異，但最終都導向了一個樸素的目標：讓世界變得更好。
“新的商業文明其實不是單純的商業文明，是商業、社會、科技因素交織在一起產生的一個新的經濟現象和社會文化潮流。”陳一丹説。
一方面，外部環境的劇烈變化在衝擊舊的商業體系。
近年來，社會大背景不斷嬗變：全球化退潮、地緣政治競爭加劇、脱鈎斷鏈等一系列非市場化考慮已經影響到了商業決策的穩定性。不只是國際貿易直接受損，各個國家之間的本地
自然環境對人類社會的影響也逐漸顯現：全球變暖不可逆、極端天氣頻發、生物多樣性減少……在這種需要全人類團結起來的時刻，商業決策也需要將這些因素考慮進去。
▲（陳一丹同學在DBA課堂上）
陳一丹認為，外部環境會影響到商業文明，這不僅是承擔社會責任，更應是一項企業戰略決策：“我就做商業，管好自己的一畝三分地，關這個地球什麼事？不是的，你要預判——在這種情況下可能會影響自己的企業發展。世界性的大企業或者國家內的大企業更加要考慮這個問題。”
另一方面，科技創新不斷產生新的內生動力，從區塊鏈、NFT、元宇宙，到ChatGPT、AIGC等通用智能。陳一丹提及了自己對於革命性技術的顧慮，包括新技術對就業的影響、數據使用、版權、個人隱私安全等。其中，最重要的一個關鍵問題是，要防範人工智能的失控可能性：“對於人工智能帶來的風險我們要有準備和顧慮，將它們擺在日程上。”
陳一丹認為，企業作為經濟活動的基礎單元，本身也是科技創新的主力。追求利潤的同時，也要跳出市場，不應單純追求商業利益上的成功，還應承擔相應的社會責任。
“我們已經站在這樣一個科技時代的臨界點，對於向何處去這樣問題的思考，不僅僅關乎於市場本身，更要解決內外挑戰。這些單靠一個企業是完成不了的，還要跟社會聯動、聽政府的指引，結合國家政策和國際交流，一起來尋找出路。”陳一丹説。
在這樣裂變的同時，也充滿着機會的新時代，新商業文明需要考慮的維度更為多樣。
李海濤教授談道：“從PEST模型（政治Politics，經濟Economy，社會Society，技術Technology）來看，世界正處於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政治上從合作到對抗，經濟上從效率到安全，社會從發展到公平，科技則從虛擬走向實體。
長江經常講的一句話是‘站在月球看地球’，面對世界大變局，要跳出企業、城市甚至國家的小圈子，站在全人類的角度思考問題，在變化的時代裏抓住不變的東西，成為時代的企業。
企業家要做的，是從研究如何賺錢，到回答我為什麼賺錢，再到回答我如何更好、更有效地使用財富。”
▲（李海濤教授在公益大講堂中做分享）
2005年，托馬斯•弗裏德曼出版了《世界是平的》一書。彼時，全球化趨勢是世界發展的顯著特徵：中國加入WTO、中阿合作論壇啓動、《京都議定書》生效……國際合作趨於緊密，全球經濟發展向好。
然而，隨着近年來非傳統安全挑戰的加劇，全球經貿形勢變得嚴峻，經貿摩擦衝突呈現出高位波動態勢，逆全球化成為描述跨國貿易的熱詞。在商業欣欣向榮的時期，全世界的人都在追求提高效率，把生產線放到勞動力更廉價的地方。如今，安全、自主可控，成為了聚光燈下的新詞彙。
“從社會角度來講，20年前大家最關注的是發展，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現在講的是共同富裕、一起發展，包容性發展。20年前，最領先的、最火的技術是互聯網，現在你會發現，像ChatGPT這些技術固然跟互聯網有關，但很多技術是在更深、更根本的層面上改變人類生活。比如能源、交通、通訊，是在物理層面上改變人類社會。這種深刻的科技變化是百年不遇的。”李海濤教授説。
李海濤教授提及，新商業文明最重要的一點是：企業不只關注盈利，而要考慮如何能讓世界更包容性增長、更可持續地增長。
企業發展的評價維度不能再單純以市佔率、回報率、經濟收益為基點，也同樣肩負着讓科技造福人類、助力世界的天然使命。只有可持續發展，才能長遠發展，給予企業自身、社會乃至全人類更為長期的回報。
文 | 市界團隊整理
運營 | 劉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