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江峯險些與大學擦肩而過。
如果沒有14歲那年的“自作主張”，他或許會在中考後進入一所上海的中專學校，開啓一段完全不一樣的人生。
1969年6月，杜江峯生於江蘇省無錫市。1983年，初中畢業的他做了一個重要的抉擇。彼時，中專是更熱門的選擇。父母希望他能讀中專，然而，在杜江峯心裏，一直有一個樸素又純粹的願望——上大學。為了能到大學看一看，他沒有遵循父母的安排，而是直接修改了自己的升學志願，順利考入江蘇省天一中學繼續完成學業。
活潑向上又不失嚴謹的老師，創新的天一中學少年班授課模式……在天一中學，杜江峯收穫了快樂的高中生活，並且提前拿到了大學的“入場券”。
1985年春，一份手抄的試卷、一場事前不知道目的的考試改變了他的人生走向。那一年，年僅16歲的杜江峯順利通過了中國科學技術大學（以下簡稱“中國科大”）少年班招生的筆試和麪試，被直接保送至中國科大少年班。
在中國科大近代物理系，從學士、碩士到博士，杜江峯在學術研究的道路上越走越遠。
在國際上率先使用動力學解耦技術提升真實噪聲環境下固態電子自旋量子相干時間三個數量級，朝實現量子計算等應用邁出重要的一步；首次在室温大氣環境下獲取單個蛋白質分子的順磁共振譜及動力學性質，被《科學》雜誌評價為“通往活體細胞中單蛋白分子實時成像的重要里程碑”；研製成功國際首台具備單核自旋探測靈敏度的單自旋脈衝磁共振譜儀……
畢業後，杜江峯主要從事量子物理及其應用的實驗研究，並在量子物理實驗技術和先進儀器裝備研製，以及在量子物理應用於精密測量科學和信息科學等領域取得了具有重要國際影響的研究成果。2015年，杜江峯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
回憶年少時光，杜江峯從不迴避談論讀書的苦，也發自內心地享受全身心投入學術研究的快樂。在他看來，學習、研究的過程就像在完成一種挑戰，既是挑戰自我，也是挑戰這些難題。
中國科學院院士杜江峯。 受訪者供圖
談求學：14歲時自己修改中考志願
新京報：小時候的求學經歷是怎樣的？
杜江峯：小學時我跳了級，只讀了4年。我父親當時是一名小學校長，工作變動比較頻繁，因此我小學階段先後上了5所不同的學校，短的只待了2個月，長的也就1年。每次換到新的學校，就在教室裏給我添張桌子。雖然頻繁轉學，但我的成績特別好，尤其是數學，我記得上二年級時我就參加了五年級的數學競賽。有時候，我沒事做就到其他年級的教室聽課，在這個過程中也學會了很多新知識。
1983年，我初中畢業，正處在改革開放時期。那時中專的錄取分數比重點中學的錄取分數高，我的成績還可以，所以父母希望我能夠報中專，在填志願時他們替我選了一個上海的中專學校。
當時我只知道上了中專就不能上大學，而我心裏有個想法，就是希望能夠讀大學。那年我14歲，遵循自己內心的想法，直接修改了中考志願，選擇報考高中。當年，江蘇省天一中學是我所在的片區裏唯一能報考的知名中學，我就選了它。
新京報：高中生活是什麼樣的？它給你帶來了哪些影響？
杜江峯：天一中學是一所住宿學校，學校離我的家比較遠，這是我第一次離開家獨立生活。對我來説，第一次獨立生活的經歷非常值得懷念，我需要學會生活自理，也要適應集體生活，和同學們一起上早課、晚自習。
當時天一中學辦學條件比較成熟，師資力量很好，既有活潑向上的年輕老師，又有教學態度嚴謹的老教師。其中有些老師是“文革”前的大學生，有些則是改革開放後的第一批大學生。
天一中學很早便成立了少年班，挑選年齡合適、成績優秀的學生因材施教，並且為中國科大少年班輸送了不少人才。1984年春，天一中學少年班在校內招生。當時我特別貪玩，沒有去參加招生的會議，最終沒能上少年班。好在1984年年底，少年班又再次招生，我在測試中考了第一名，獲得了少年班候補隊員的身份。
少年班的授課模式很特別，學生不需要待在固定的班級裏聽課，而是可以跨年級上課，例如高二的學生可以選聽高三的課程。少年班的教學方式也比較創新，和一週幾節課的碎片化教學不同，少年班會將一個課程在較短的時間內教授完畢。這有利於加強學生對學科的整體理解，培養學生快速抓住知識要點的能力，是非常好的嘗試。
杜江峯在天一中學讀書時期的照片。受訪者供圖
談保送：差點錯過中國科大少年班招生考試
新京報：就讀天一中學少年班時，有哪些讓你印象深刻的事？
杜江峯：1985年3月，我讀高二，老師讓我去參加考試。當時我不知道這是中國科大少年班的招生考試，甚至因為我報名太晚，考試時已沒有試卷，只能由老師手抄了一份。
我記得這次考試下午兩點開始，結果我睡過了頭，兩點半才出門。當時學校宿舍管理很嚴格，超過上課時間宿舍大門就鎖了，為了參加考試，我只能從宿舍二樓的窗户爬出來，腳踩在宿舍一樓的擋雨棚上，從那跳了下去。
那次考試的改卷很有意思，老師當着我們的面批改，然後詢問我們解題的思路和想法。考卷裏有兩道題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其中一道是填空題，和排列組合有關，老師扣了我6分。我和老師討論説這道題他扣錯了，因為書上就是這麼寫的。他問了我書上的表述，還讓我把自己借的高三教材拿過來，看了教材後他和我解釋説教材上的概念不太嚴謹，但既然書上這麼講，這道題就不算我做錯。
還有是最後一道18分的大題，我當時要了兩張A3規格的大草稿紙，寫下我的計算過程。改卷的老師很疑惑，他覺得題目很簡單，問我為什麼要寫這麼多內容。之後他突然反應過來，問我是不是那個遲到的孩子，得到我的肯定回覆後他特別高興。後來我才知道，考試前老師將這道題用到的微積分公式寫在了黑板上，後又將它擦去，我因為遲到沒能看到，只能自己先推算出公式，最後結論也是正確的，順利拿到了這18分。
新京報：什麼時候得知自己被保送的消息？當時是什麼感受？
杜江峯：1985年4月，我得知自己被保送到中國科大。我記得當時作為班長的我正在和班委們開展班會活動。活動結束時，老師説告訴大家一個好消息，杜江峯被中國科大少年班錄取了。得知這個消息的那一瞬間，我腦袋發矇，因為那次考試考完後我就忘了，而且我也不知道自己參加的是保送考試。
那年的5月到9月開學前，我就痛痛快快地玩。那時，班主任還天天盯着我，讓我不要影響其他同學。現在回想起來，我的高中生活很幸福，基本上一路玩過來，也沒有經歷過題海戰術和高考。
談大學：日程規劃精確到分鐘
新京報：進入大學後為何選擇了近代物理系？
杜江峯：1985年我進入中國科大少年班，後即轉入近代物理系學習。近代物理系是我自己選的，當時覺得粒子物理和核物理很“高大上”，也屬於比較高深的領域，再加上這是中國科大比較強的院系，所以選擇了它。
新京報：你記憶中的大學學習生活是怎樣的？
杜江峯：在進入中國科大前，我沒有什麼壓力，失眠是絕對不可能的事，可以説是哼着小曲進的大學。剛入學時心情很激動，但剩下的就是痛苦了。一方面是因為之前4個月我玩得有點狠，另一方面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意識到自己水平不行，山外有山，天外有天。我記得1985年，有多名省狀元進入中國科大，他們學的內容更多，和他們相比差距還是比較大的，我唯一能依靠的就是從小養成的自學能力。
進入大學後第一個坎就是化學必修課。因為我高中化學基本沒有上過，只能找人給我寄高中的化學課本，然後再自學。
現在回想起來，大一、大二這段時間是我人生中讀書最苦的時候。當時付出了很多，但成績未必理想。最難的時候，我也想過不讀了，想着這輩子再也不學習了。
新京報：面對這樣的困境，當時是如何克服的？
杜江峯：當時身邊的同學學習很認真，我們有句話叫“不要命的上中國科大”，而且學校的學風非常好，後來我漸漸受到這種氛圍的影響，覺得在中國科大讀書還是最好的選擇。
20世紀80年代的老師們教學很認真，學生也很認真。那個年代可供選擇的娛樂不多，大家都比較單純，學習也很純粹。
前幾天，我搬家的時候翻到當時大學的一本日記本，那時我的日程規劃都精確到分鐘，比如早上5時55分起牀，晚上12時睡覺。
越往後我越發現，雖然研究、讀書很苦，但樂在其中，我是發自內心地享受讀書的過程。本質上，學習研究的過程就像在完成一種挑戰，既是挑戰自我，也是挑戰這些難題，做久了會上癮。
2000年，杜江峯博士畢業。受訪者供圖
新京報：畢業後有哪些讓你印象深刻的研究成果？
杜江峯：20世紀90年代末，量子計算在國際上開始熱起來，我應該屬於國內最早從事量子計算研究的那一批人。
2002年發表於美國《物理評論快報》的一項關於量子博弈的實驗研究成果讓我印象比較深刻。早期的實驗很難，當時我們實驗室做的是原子核自旋的量子計算，那時全世界做這個實驗的可能只有幾個組。
《物理評論快報》在物理專業領域中是最好的雜誌之一，這項研究也是國內量子計算實驗研究工作首次在該國際權威雜誌上發表，審稿意見認為該工作“是首次在實驗上實現量子博弈”，“該文的工作既新又有意義”。當時我們這個研究發表之後，《自然》雜誌、美國物理學會、歐洲物理學會等國外主流的學術媒體都做了報道。
而後，我們在基於自旋的量子計算和精密測量研究領域不斷深入和拓寬。2009年完成的保護自旋量子相干動力學解耦實驗、2015年完成的單分子磁共振實驗是比較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為相關量子科學技術的發展奠定了重要基礎，在國際權威期刊《自然》和《科學》發表之後獲得了較高的評價。
杜江峯指導學生做實驗。 受訪者供圖
新京報：對今年即將參加高考的學生有何寄語？
杜江峯：馬上就要高考了，我祝願考生們能取得自己滿意的成績，讓自己的高中生活有一個完美的結果，也歡迎大家報考中國科學技術大學。
杜江峯對高考學生的寄語。 受訪者供圖
人物簡介
杜江峯，中國科學院院士，物理學家，中國科學技術大學黨委常委、副校長。1969年6月生於江蘇省無錫市，1985年考入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少年班，於近代物理系獲得理學學士、碩士、博士學位。
新京報記者 吳蘋蘋
編輯 繆晨霞 校對 張彥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