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距今100多年前的那些歲月裏，人們時常會看到幾隻小船在湖上泛遊，最終都集結在歷下亭下。原來，船上坐的不是別人，正是同盟會山東分會的一些重要領導成員——當年策動山東獨立的功臣們。
他們中有徐鏡心、丁惟汾、謝鴻燾、劉冠三、王樂平等，他們是借遊湖消遣之名，避開敵人視線，實則到歷下亭開會策劃山東獨立大計的。
那時，大明湖北岸的楊家莊，有革命黨人劉冠三創辦的著名的山左公學；大明湖南岸，由西向東一字兒擺開：山東獨立運動的發祥地省諮議局大廈；辛亥志士劉溥霖設在鵲華橋東的革命聯絡點“宜春軒”鐘錶鋪；集中着丁惟汾、王樂平等眾多革命者的山東政法學堂。尤值得一提的是大明湖中央的湖心小島歷下亭，那其實是濟南革命黨人的議事廳，革命黨的秘密會議大多在這裏舉行。所以，稱大明湖為辛亥革命山東獨立和濟南革命鬥爭的策源地，一點兒也不為過。
而在國內，集風景勝地與革命基地於一身的處所，實不多見。
北岸的山左公學傳播革命思想
清末，革命黨人為推翻清朝統治，採取多種手段，如辦報和興學。
丁惟汾在《山東革命黨史稿》中特意指出：“黨人其章皇主義而傳佈之者，莫急於辦報；其爬羅豪英而陶鑄之者，莫急於興學。學校非獨人才所自出也，始事之艱難，往來潛伏，唯學校能容焉；聲氣互達，唯學校能通焉；發謀舉事，唯學校能秘焉。”
當時革命黨人利用清廷提倡私人辦學之機會，專門創辦諸多新式學堂，這其中最著名者，當數劉冠三的山左公學。
山左公學最初在趵突泉附近民舍。後來人數增加很快，學校遷往大明湖北楊家莊張宅，又稱張家花園。
山左公學有學生四五百人，分為師範部和中學部，學生散居於附近各村落，都是一些追求新思想、新知識的進步青年，而教師隊伍更有“一時羅致，號稱多賢”之稱。徐鏡心、齊樹棠、左汝霖、周樹標、鄧文翰等同盟會員熱情來校任教，大力傳播革命思想。
當時在山左公學任教的，還有積極投身山東獨立的同盟會會員、被稱為山東四大教育家之一的鞠思敏（1872—1945）。據他的學生林治文回憶，鞠思敏於1936年夏由英武廟街的茅屋裏，遷入大明湖畔的縣東巷住宅（今105號）；而這所四合院，則是他的學生不忍他的窮困捐款所建的。在日寇佔據濟南時，他堅辭省教育廳廳長的高位，保持崇高的民族氣節。
當年的山左公學不僅有着如此出色的教師隊伍，劉冠三等還將《民報》《革命軍》和《晨鐘》等革命書刊帶入校內，廣為傳閲，激起革命思潮，師生們意氣風發，不少人蔘加同盟會，投入反清革命鬥爭，其後公學學生為革命獻出生命者甚多，其中佼佼者如劉溥霖、邵霖勳、周希文、鍾孝先、林登弟、毛守樞等，都是同盟會員。山左公學成為革命的搖籃。
然而，正當學校蓬勃發展之時，清政府察覺到山左公學的辦學情況，山東巡撫楊士驤聞報大驚，便立即命令提學使方燕年暗中監視，尋找藉口懲辦關閉山左公學。為保全學校，劉冠三將校務委託同盟會會員周樹標，於1907年冬悄然離校。但劉冠三的離去也無法解除清政府對山左公學的恐懼與仇視，不久學校便被廢止。
“大鳥籠子”見證山東近代獨立風雲
清末民初的大明湖畔，洋樓畫閣與漁莊蟹舍同在，草冠革履與畫船蕭鼓並存，傳統與現代融合在水光山色之中。
而這其中最耀眼的所在，莫過於那個洋味十足的穹窿圓頂的建築，它是民國時的山東議會大廈、晚清時的山東省諮議局。
諮議局坐落於原抱廈街3號，位於今日大明湖路西段路北、山東省政府北門對面。因為它的外形遠看酷似鳥籠，所以濟南人都稱其為“大鳥籠子”。
然而，大鳥籠子被歷史牢牢地記住，不僅因為它那新穎獨特、別具一格的幽雅造型，更重要的是，從晚清到民國，濟南和山東近代史上許多的重大政治事件都發生在這裏。
光緒三十四年（1908），清政府為了挽救其封建統治的危機，被迫接受立憲派的要求，通令各省成立諮議局。宣統元年至二年（1909—1910），各省諮議局和北京資政院相繼成立。立憲派在其中佔據了優勢。
諮議局具有地方議會的性質，“為各省採取輿論之地”，它對打破專制局面、活躍民主空氣，有一定的積極作用。但是，諮議局受地方督撫控制，沒有半點實權，還不能説是完善的近代意義上的地方議會。
山東諮議局成立於1909年10月，內部形成了兩個派系：“六二黨”與“清流黨”，而權力則被封建頑固派的六二黨所把持。六二黨系議員62人，他們大多為有功名的官僚士紳，當時被社會戲稱為六二黨。另一派人數較少而思想較新，傾向革命，被稱為清流黨。1910年初夏，農民羣眾抗拒地方官府苛捐雜税的“萊陽曲詩文事件”發生後，清流議員認為是“官逼民反，罪在鄉紳”，而六二黨則助紂為虐，偏袒、附會甚至柔媚山東巡撫孫寶琦動用軍隊鎮壓農民的暴行，於是，丁佛言、王志勳、周樹標、張公制、尚慶翰五位議員憤而辭職。山東省諮議局在社會輿論下身敗名裂，為世人唾罵不已。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爆發。短短一個月的時間，全國10多個省宣佈獨立。武昌起義的消息振奮了山東的革命黨人，曾在日本留學的山東同盟會員紛紛向省城濟南集中，打算抓住時機一舉促成山東的獨立。
山東獨立，首先是拿諮議局開刀的。
當年的風雲人物，同盟會的徐鏡心、丁惟汾、謝鴻燾等是策動山東獨立的決策者。
清流議員有丁佛言、曲卓新、侯延爽、周樹標、王志勳等，其中周樹標、王志勳也是同盟會員。
丁佛言是山東黃縣人，與徐鏡心是同鄉並交往甚密。他曾東渡日本入東京法政大學學習，當時已是頗有聲望的政治活動家和法學巨擘，而他卻久惡清廷腐敗且以立憲欺世，欣然同意與革命黨人同心協力，推翻清廷，共謀大業。時人這樣評論他：“世嶧（丁佛言名字）以議壇清望，響應革命，羣相依附，如水就下，使山東易幟，乃得事半功倍焉！”
當年山東獨立的中堅分子，在學界還有頗有威望、熱心桑梓的王訥和莊陔蘭，他們均已暗中參加了同盟會。
1911年11月7日，革命黨人丁惟汾、謝鴻燾等聯絡各界人士，集會於這所註定被歷史銘記的諮議局會議廳。
當場議決一舉取締勾結官府、徹底成為革命絆腳石的山東省諮議局，成立了山東各界聯合會，作為全省立法和監督行政的最高機關，會議推舉夏繼泉為會長。
夏繼泉（1883—1966），字溥齋，號蓮居，山東鄆城人，清末名宦登州總兵、雲南提督夏辛酉之子。由他出任會長一職，是同盟會、立憲派和其他各界人士一致協商的結果。其原因主要是：夏在京津任職時，於同鄉中“頗負廉能之望”，夏與新舊人物均多交往，山東軍界將領又多其父昔日下屬。這樣，他便可以遊刃其中，即可與舊勢力相抗衡，又便於應付社會各方面的事務。
推翻山東諮議局的五天之後，即是山東獨立日。歷史會永遠記載下這個日子：1911年11月13日；而事件發生的地點，依然是大明湖邊這座被濟南人稱作大鳥籠子的美麗建築中。那一天，許多徵兆都在預示着將有大事發生，革命派事先安排武裝人員在各大門口把守，會場氣氛嚴肅而緊張。與會者情緒熱烈，發言踴躍，一致譴責昏庸腐敗的清政府，要求立即宣佈山東脱離清廷而獨立。
大會從早上8點一直開到晚上9點，而孫寶琦卻始終不肯表態贊成山東獨立。原來這孫寶琦非是等閒人物，他曾任清廷駐法公使、駐德公使等職，思想比較開明，但其父孫詒經做過侍郎等要職，他又與慶親王奕劻及袁世凱均為兒女姻親，這些脱不掉的干係都使他不能斷然割捨與清廷的關係。
此時，被革命黨人爭取的新軍第五鎮參謀黃治坤忍無可忍，向孫寶琦聲言：如不贊成獨立，將以武力相向，會場內有二百支手槍……他説到這裏，掏出手槍大聲喊叫，贏得現場羣眾“聲震屋瓦”般的高聲附和，大有一觸即發之勢。此後，在夏繼泉、丁佛言等人的大力斡旋下，這才迫使孫寶琦宣告山東獨立。
然而，由於當時山東反動營壘的相對強大，革命黨人缺乏自己的武裝力量等諸多原因，這場山東獨立的革命運動有點兒來也匆匆、去也匆匆，它只堅持了10余天便被反動勢力所扼殺。儘管如此，它依然對全國革命形勢產生了巨大的推動和影響，更是在山東近代史上留下了輝煌的一頁。
民國成立後，大鳥籠子迎來了它生命中至為光輝的一頁。1912年9月27日下午，中國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孫中山先生來到這裏，連續參加了濟南（山東）學界和各團體分別舉辦的兩場歡迎會，並且發表了重要演説。孫中山在演説中，談到“以人民為民國主人”“政府為人民之公僕”的真正民國的政治內涵，更多地談了“民生”“建設”等現實課題，特別是建設“二十萬裏鐵路”的重大意義和“持開放主義”的興辦鐵路政策，受到與會者的熱烈歡迎。會後，孫中山還乘興遊覽了大明湖和千佛山。這段偉人與濟南的因緣際會，在孫中山的革命歷程和濟南的城市發展史上，都留下值得人們永久銘記的光輝篇章。